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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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仕也，有其任斯有其責，有其責斯有其憂。”出自元代張養浩《三事忠告》之《牧民忠告》，意思是士人一旦擔任一定的職務，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就應當為履行好肩負的職責而憂慮操心。
有權就有責，有責要盡責。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這種居官任職就要如臨如履、擔責盡責的理念源遠流長。古人云：“任重者其憂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責不可以不厚。”《三國志》中也寫道“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這些都直白地道出了為官從政的樸素邏輯：職位就是責任，官職越高責任越重，憂思就越深切。什么樣的官職對應著什么樣的責任，位越高、權越大，決策的影響就越深遠，務必朝乾夕惕、慎之又慎。倘若沒有這份自覺，便容易把官職當作炫耀的資本，把權力當作謀私的工具，最終誤入歧途。
有任斯有責，有責斯有憂。這份憂，不是患得患失之憂，而是守土盡責之憂、憂國憂民之憂。北宋范仲淹從政數十載，秉持“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責任擔當，堅持以天下為己任。他的“憂”，化作銳意進取的革新舉措，化作修筑范公堤的民生實績，化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格局。實踐證明，有這份憂患意識，時時自警自勵，方能不負職務對應的那份責任，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北宋蘇軾晚年寫下自畫像詩：“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三處貶謫之地，被他視為功業所在。在黃州，他開荒種地、救助棄嬰；在惠州，他興修水利、推廣農具；在儋州，他辦學育人、傳播文化，每到一地都為當地百姓辦實事、干好事。在他看來，官位有高低之別，責任無輕重之分——無論職務高低，守土有責、守土盡責的初心不可移易。九百多年過去了，這份覺悟對如今的黨員干部仍然具有啟示意義。盡管所處崗位不同，資源稟賦可能千差萬別，但不論在什么樣的崗位上，都要在其位謀其政，不能因為身處基層，自以為“人微言輕”就敷衍塞責；更不能因為前期基礎薄弱、條件有限，就心生“躺平”之念，把落后都歸咎于客觀原因。
對黨員干部而言，有任斯有責，本質就是對黨和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有責斯有憂，就是無論身處何方、所任何職，都要兢兢業業、殫精竭慮，以“時時放心不下”的責任意識、憂患意識，為黨和人民履好職、盡好責。唯其如此，方能不負共產黨員這個光榮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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