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第一篇我們初步討論了什么是中國式管理，那接下來就不得不面對一個扎心的爭議，就是部分學者與業界人士認為中國式管理本質上是個偽命題。

內容提要/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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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繆青先生，管理學博士，資深企業數智化管理專家，在企業管理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以及助力跨國公司本土化和本土公司國際化運營等方面具有超過30年的資深經驗。

部分學者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式管理的研究價值，認為當前所探討的中國式管理，是由于中國的社會發展階段落后于西方、傳統文化還未完成現代化轉型，但隨著社會、經濟、制度、文化、以及人口代際更替等等方面的發展和變化，現在所謂的獨特的"中國式管理"就會自然消逝在歷史長河里。

另有學者指出，多數中國式管理的相關討論局限于"理念"和"哲學"層面，充滿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宏大敘事， 中國式管理過度強調的"關系""人情"等文化概念，往往忽視制度結構、產權關系、市場規則等更根本的因素對企業行為的塑造作用。而這些"中國特性"實質上是制度不完善或轉型期的產物，而非永恒的文化本質。在這類學者看來，所謂的中國式管理，僅為特定歷史階段和制度環境下的權宜之計或適應性模式，那么將其固化、本質化為一個與"美式管理"、或"西方管理"并列的獨立范式， 缺乏持久的理論價值與學術意義。

更有學者從根本上質疑 "管理理論需要國家或文化標簽"這一前提，認為管理的核心目標是效率、創新和可持續性，其背后的基本原理（如激勵理論、組織設計原則、戰略分析工具）具有科學性和普適性。 無論是泰勒的科學管理、德魯克的目標管理，還是阿米巴經營，其底層邏輯在全球范圍內都是相通的。 正如物理學不存在 "中式物理學" 與 "西式物理學" 之分，管理學也不應有國界。 盡管管理理論在應用過程中需結合具體情境調整，但科學理論本身不應有國界。管理作為一門學科既然具有科學屬性，便無需刻意劃分 "中國式管理"。

當然，這些學者并非否定中國企業管理實踐在中國情境下的某些獨特性， 其核心質疑在于："中國式管理" 能否成為一個獨立、科學且具有持久價值的理論范式。

這類懷疑論的產生，有著特定的歷史背景，就是中國式管理的概念最早是由一批文化學者如曾仕強先生提出的，他們不是以在中國的企業實踐為出發點和研究對象，而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出發點。他們通過解讀中國人的特性、演繹出企業和企業家的使命、價值觀、經營管理理念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論斷如" 管理是修己安人的歷程"， 認為中國人 "重人情、講面子"，管理需 "外圓"（靈活應變）與 "內方"（堅守原則）平衡等等，試圖用國學來"證明"西方管理對中國人和中國企業的"不足"或"不適"。在"論證"和"闡述"的過程中夸大有別于西方的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人和企業管理的影響，典型如" 中國人的特性決定中國人是世上最難管的"、要"情-理-法"合一， 要契合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特性， 在制度（法）之外，關注人情與事理（理）的平衡，主張"先禮后法"、" 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的動態平衡法則"......記得2000年前后，全國各大機場的書店門口反復播發曾仕強的有關中國式管理的錄像，如果現在的年輕一代聽到，一定會說"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當下來看，這種解讀和詮釋中國式管理的做法，不僅不能夠提煉出和講明白什么是中國式管理，甚至還幫了倒忙。除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人特性的解讀上陳舊不堪，引用的案例多為歷史人物（如胡雪巖等）、傳統家族式企業（如臺塑集團等），缺乏對現代互聯網企業、科技企業的覆蓋，更沒有"提出假設-實證檢驗-結論推導" 的學術范式，最多是 "文化布道"式的解讀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像 "修己安人""中庸之道""圓通" 等核心概念更缺乏明確的操作定義和衡量標準， 難以形成可驗證、可推廣的理論體系。

還有學者試圖以《易經》為基礎，重構和詮釋西方管理理論，以期形成一些原創性的理論，如成中英先生的"C理論"（C理論-易經管理哲學）， 以《易經》為哲學根基，融合儒、道、兵、墨、法、禪等各家思想， 旨在形成與西方管理科學（A理論指美式管理理論；B理論指日式管理理論）對話的中國式理論（ C 代表 China、Confucianism、Culture 等）。 史少博教授的 《周易與企業管理》，旨在從中國哲學專業背景出發，系統闡釋《周易》思想在企業管理中的現代啟示與應用原理等等不一而足。當然還有很多所謂的"民科"類學者，試圖用各種傳統國學詮釋和指導現代企業管理，例如劉廼強先生在期刊《管理世界》上發表的對比中西方管理差異的文章里有這樣的論述，"在我國，隨著管理經驗的累積和管理思想的發展，我國的管理理念走上了與西方完全不一樣的道路。簡而言之，我國的管理理念是把企業單位看作家的延伸，官、吏、差、上司、下屬等與其說是垂直的層級，不如說是家族成員尊卑和親疏有別的模擬。" 這類解讀與曾仕強等人的思路具有共性，均以傳統文化為核心出發點。

這類對中國管理模式的解讀，本質上均以文化與哲學為出發點解讀企業管理，而非從企業管理的實踐中提煉出管理方法、模式和理論，更沒有規范的學術研究和論證范式。文化對企業管理的影響是巨大的，但不是其所有，企業管理的模式的形成受到除了文化之外的社會制度、社會發展階段、市場特點、技術創新等等多個方面的影響，夸大文化屬性對企業管理的決定性作用，或以文化為唯一出發點來詮釋企業管理，強調西方管理模式不適用，進而試圖提煉出中國式管理模式，這條路徑既不具備可行性，也缺乏實際意義。 更何況當前這類研究看似自成體系，實則多為高度理想化的文化推演，缺乏可復制的企業實踐支撐與實際成效驗證。

另有部分學者發愿更為宏大，以蘇東水先生為代表， 其《東方管理學》四部曲的研究范疇遠超企業管理，并非簡單用中國古籍與文化注解西方管理理論，而是試圖以儒、道、法、兵、墨等諸子百家學說為基礎，構建獨立于西方管理學、涵蓋治國、治生、治家、治身的宏大思想體系，核心包括 "三為" 思想（以人為本、以德為先、人為為人）、"三學" 基石（治國學、治生學、治家學）、"四治" 領域（治國、治生、治家、治身）、"五人" 思想（人道、人心、人緣、人謀、人才）與 "三和" 理念（人和、和合、和諧）等。蘇東水先生的宏大壯舉和努力是值得欽佩和尊重的， 然而，回到管理學的應用本質，如此宏大的框架如何轉化為企業可操作的工具、流程與制度，仍面臨挑戰，其貢獻主要在管理思想與哲學層面，但缺乏中層理論與實證檢驗， 尚未形成可驗證的實踐成效，其對企業管理的實際指導價值仍有待檢驗。

那么，中國式管理真的是個偽命題嗎？結合自己三十年在跨國企業和本土企業的管理實踐經驗，以及對管理理論知識的學習和研究，試圖從以下幾方面做出回應，中國式管理不僅不是偽命題， 更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著力回應的真命題！

管理固然追求類似科學一般的可驗證的邏輯，這是其"科學面"；但管理的研究對象是由人構成的組織，而人的行為、認知、偏好深受其所嵌入的文化與制度情境的影響，這是其"人文與社會面"。因此，管理學天生具有情境依賴性（Context-specific）。管理是解決特定問題的實踐藝術，并非純科學，明茨伯格在《管理工作的本質》中充分論述過，管理是科學、是藝術還是一門手藝。 中國的管理實踐，孕育于一片與西方和日本等先發經濟體都截然不同的、高度復雜且動態的"情境土壤"中，這必然催生獨特的適應性模式和解決方案，核心特定情境因素有：

● 超大規模與極速變化的統一市場：這要求企業必須具備驚人的組織彈性和戰略敏捷性。例如，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小步快跑、快速迭代"產品開發模式，并非簡單的"不守規矩"，而是在贏家通吃市場中的生存法則，其背后的組織管理邏輯（如高度授權的項目制、賽馬機制）是應對贏家通吃市場的適應性創新， 具有重要的深入研究價值。

● 獨特的"政商關系"與產業政策環境：在西方主流的管理教科書中，政府通常被視為"外部環境"中的"政策風險"來應對。但在中國情境下，政府既是監管者，也是重要的資源提供者，更是產業方向的引領者。企業如何在與政府的互動中，既把握"國家隊"引領的產業機遇（如新能源、半導體），又保持市場活力與創新自主？這催生了區別于西方"游說政治"和日本"財閥關系"的中國式戰略協同與合規管理模式。

● 所有制結構與產權形態的多樣性：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及混合所有制企業在中國并行發展、協同演進，形成了復雜的組織生態。不同所有制企業在目標函數、激勵約束、資源獲取、治理邏輯上存在根本差異——國企需平衡行政指令與市場邏輯，民企則在制度框架內生長出獨特的生存和發展智慧。這種多樣性本身構成了管理知識創新的富礦，同一市場環境下，不同產權安排如何塑造組織行為？其管理模式的異同與交融，正在催生超越傳統公私二分的新治理范式。

● 代際價值觀的劇烈變遷與數字原生代的崛起：從"60后""70后"秉持的集體主義、奉獻精神，到"95后""00后"倡導的個體主義、意義追尋，中國企業在短短三四十年內，需要管理人類歷史上發展和變化跨度最大的代際員工價值觀和行為模式差異， 這迫使中國企業在激勵體系、組織文化、領導方式上開展極具探索性的實踐，從而實現多元代際的有效管理。

● 特定歷史文化作為"隱性基因"：關系取向、差序格局、"家"的隱喻、中庸思維等，不直接提供管理工具，但深刻塑造著組織成員的認知框架與行為邏輯。 （此處并非回到"文化演繹"的老路，而是將這些因素作為情境變量而非演繹起點：研究價值在于將其操作化，檢驗其在代際更替中的演變，以及在何種條件下轉化為組織能力或成為障礙。）

● 數智化技術的領先應用：中國企業在數字技術的應用廣度與深度上均處于全球領先地位，催生了"Context not Control" （情境適配而非控制）等原生組織創新，也推動傳統企業重構流程與權力結構。這提出了算法管理邊界、人機協同機制等新問題，為組織理論創新提供了試驗場。

● 作為"世界工廠"與"智能制造中心"的復雜生態系統：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網絡化協同程度最高的工業體系與產業集群。這不僅僅是大規模制造集合，更催生了極具柔性與韌性的生產組織模式與供應鏈協同創新體系。例如，基于地理集聚與數字化平臺形成的"4小時供應鏈朋友圈"模式，以及深度整合物聯網、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智能化工廠管理體系。這些實踐超越了傳統的成本效率范式，體現了在網絡化協同、實時響應與迭代優化方面的組織能力創新，為研究全球制造戰略、供應鏈韌性及人機協同組織模式提供了前沿樣本。

● 全球化進程中的"后發者"身份與逆全球化挑戰：中國企業作為后發者，需在西方企業先發優勢下，探索"追趕—超越"的獨特管理模式，平衡模仿學習與自主研發以突破技術瓶頸。逆全球化思潮加劇了中國企業全球化進程（"出海"）的復雜性， 企業既要應對海外市場的技術封鎖、貿易壁壘與合規審查，也要解決不同文化、制度背景下的跨文化管理難題，更要在全球供應鏈重構中守住核心競爭力。這些獨特實踐的邏輯提煉，構成了中國式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為全球后發企業的全球化發展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上述分析亦是對 "中國式管理的特色僅為過渡產物" 這一質疑的回應，上述情境因素中的許多（如超大規模市場、強政府作用、數字技術滲透深度）并非暫時現象，而是中國經濟社會的持久特征。在此土壤中長出的管理實踐，有其長期存在的合理性。即便某些"權宜之計"會消失，但解決問題的邏輯和創新基因（如對復雜性的駕馭能力、對混合體制的適應能力），可能沉淀為持久的組織能力， 具備長期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當前我們所探討的中國式管理 ，已不再是曾仕強式從古籍推導出的"應然"管理哲學，而是從中國本土企業（如華為、阿里巴巴、字節跳動、寧德時代、海爾等）的成功與挫折實踐中，歸納、提煉出的"實然"管理規律。歸根結底， 中國式管理不應是從文化到管理的演繹，而應從管理實踐到理論的歸納，中國式管理必須來源于企業管理實踐，能夠為企業的發展與壯大提供實際支撐、產生實際成效； 由于企業的管理活動是發生在區別于西方的中國的特定情境中，必然受到特定的歷史文化、制度體系、市場情況、技術水平、勞動力狀況等的影響，在運用普適的管理模式（目前主要來自西方），必然也會形成特定的管理模式、方法、乃至理論， 這也構成了中國式管理理論創新的核心基礎。

為此，我們需要做的是，以嚴謹的社會科學方法（ 現象觀察-提出假設-實證檢驗-結論推導 ），深入在中國運營的領先企業（ 包括國有、外資、合資、民企等各類所有制）的管理實踐，探究這些企業在中國特有的制度、市場、技術、人口情境下，如何創造性地解決全球企業都可能遇到的普遍性問題（如創新、激勵、國際化）。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有"我們與眾不同"，可以有"階段性的特有管理模式"，但最終的目的，不是為了證明"我們與眾不同"，而是從中國這片管理實踐的"富礦"中，提煉出能夠豐富、修正或挑戰現有普世管理理論的新知識、新模型，從而對全球管理學做出源自中國、屬于世界的實質性知識與理論成果。

記得著名經濟學家科斯（Ronald Coase） 在《變革中國 ：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 》前言中的一句話，"中國的奮斗是全人類的奮斗（China's struggle is the struggle of all mankind）"，同樣，中國企業在應對自身超常復雜性挑戰中所涌現的管理智慧，也必將成為全人類管理知識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綜上，中國式管理不僅不是偽命題，更是對中國企業真實而偉大的管理實踐的應有理論回應，亦是世界管理學發展過程中最值得期待的原創貢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