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發在紐約時報，作者是理查德·W·史蒂文森。

艾倫·格林斯潘周一在華盛頓的家中去世，死因是帕金森病并發癥，享年100歲。他擔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主席近20年，扶持美國經濟經歷長期繁榮，帶領這個機構穿越危機，并在塑造親市場政策方面，成為有力而又充滿爭議的人物。

格林斯潘是他所處時代最重要的經濟政策制定者，也可以說是任何時代最廣為人知的經濟學家。他從1987年到2006年領導美聯儲，任內經歷兩黨四任總統。

他任內的大部分時間，恰逢美國經濟持續繁榮。他也成為冷戰后美國資本主義勝利敘事的化身：樂觀，相信市場能夠提升生活水平，迷戀技術的力量，并排斥監管。

但他在政策制定上留下的意識形態烙印，后來也與一些在他任內形成的破壞性后果聯系在一起，包括銀行業和華爾街去監管化、自由貿易導致美國就業崗位流失，以及人們對股市和房價泡沫長期存在的擔憂。

盡管格林斯潘嫻熟地管理利率，讓經濟持續運轉，但他始終不愿直面自己已經充分意識到的危險：他幫助創造的低通脹、寬松貨幣環境，正在推動不可持續的投資繁榮，使美國面臨風險。

隨著銀行和投資公司采用復雜的新交易技術，他也遲遲不愿采取行動，而這些技術后來造成了嚴重破壞。

在美聯儲，他在自己認為央行行長首要任務的控制通脹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功。他還幫助美國應對一系列周期性沖擊，包括他上任僅數周后爆發的股市崩盤、十年后亞洲金融市場幾近崩潰，以及2001年恐怖襲擊后的連鎖影響。

直到他2006年初卸任后，特別是在2008年華爾街危機、抵押貸款市場幾近崩潰以及隨后嚴重衰退發生之后，他的遺產和理念才遭到系統性質疑。

到那時，一批批評者指責他沒有通過提高利率來阻止住房泡沫。另一批批評者則指責他推動了具有腐蝕性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讓金融系統在缺乏約束的情況下運作，并采用風險越來越高的做法。

在主持了巨大財富創造時期之后，他常常被描繪成2008年危機以及隨后經濟和政治沖擊的責任人之一。

他的傳記作者塞巴斯蒂安·馬拉比總結說，在格林斯潘已經證明自己能夠控制通脹后，他沒有把更多注意力放在維護金融系統穩定上，“這是格林斯潘影響最深遠的錯誤，而且是他本不必犯下的錯誤”。

格林斯潘的記錄，以及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配得上人們給他的贊譽或責難，仍然是激烈爭論的話題。毫無疑問，在經濟劇烈變動、圍繞經濟管理方式的意識形態分歧極深的時期，他是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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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聲望最高的時候，也就是20世紀90年代末經濟繁榮時期，他只言片語就可能讓市場大幅上漲或下跌。他戴著厚厚眼鏡的面孔，像電影明星一樣為人熟知。

在公開場合，他說話常常使用曲折晦澀的行話，就連經濟學同行也很難解讀。

在華盛頓幕后，格林斯潘是政治權力游戲的大師。他曾擔任理查德·尼克松1968年總統競選的政策顧問，也曾擔任杰拉爾德·福特總統的首席經濟學家，這些經歷訓練了他。

后來，他成長為老練的操盤手，一方面巧妙保護美聯儲的獨立性，另一方面影響歷任總統的議程，并在國會山推動立法走向。

他的前任保羅·沃爾克已經證明，央行能夠頂住降低利率的政治壓力。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沃爾克采取緊縮貨幣策略。在這個過程中，沃爾克為美聯儲在金融市場贏得了巨大信譽，也給格林斯潘留下了充足空間，讓他可以在華盛頓塑造政策。

嚴格說來，稅收、預算赤字和貿易政策并不屬于美聯儲職責范圍，但格林斯潘經常就這些問題發聲，并精明地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塑造政策。

他是共和黨人，有強烈的自由意志主義傾向。年輕時，他曾是安·蘭德的追隨者，后來里根任命進入美聯儲。盡管如此，他仍能在激怒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同時，獲得兩黨總統的續任任命。

老布什1992年輸給克林頓，他的一些盟友把部分責任歸咎于格林斯潘，稱他在經濟走出衰退之際，保持利率過高。格林斯潘則與克林頓及他的團隊建立了密切關系，幫助這個民主黨政府在金融監管上形成明顯親市場的立場，并在克林頓上任早期鼓勵他接受削減赤字，盡管自由派對此反對。

但2001年，當格林斯潘支持小布什總統的大規模所得稅減稅方案時，民主黨人強烈批評他，說他為了討好新的共和黨政府，出賣了自己關于削減赤字的信念。

華盛頓生活

艾倫·格林斯潘精通各種門道。他在兩黨之間培植盟友，也在白宮和國會山兩端建立關系。他經常出現在華盛頓社交圈，參加聚會時與最高法院大法官、內閣部長和記者往來。

他為人和善，雖然有些矜持，總是帶著略顯玩味的微笑，握手輕柔。

20世紀70年代末，他曾與美國廣播公司新聞（ABC News）的芭芭拉·沃爾特斯約會。他在自傳中寫道：“我不會因為強勢女性而感到受威脅。”

1997年，他與米切爾結婚。按他的說法，兩人第一次約會時，他談起了反壟斷政策，米切爾多年后仍沒有完全原諒他。他們的婚禮由大法官露絲·巴德·金斯伯格主持。

米切爾仍然在世，在聲明中說：“他是偉大人物，在兩黨總統任內幫助塑造了美國經濟，時間長達數十年，但他也總是坦誠承認自己的錯誤。對我來說，他是我的丈夫，從1984年我們第一次約會開始，他就塑造了我的人生。”

他熱愛網球。在福特政府任職期間，他開始在白宮網球場認真打球。此后直到80多歲，他仍然興致很高地同一任又一任財政部長以及兩黨高級官員打比賽。

他不依賴別的央行行長常用的公式和規則，而是偏好一種更憑直覺的方法。這種方法建立在對企業、消費者和投資者決策數據的深入分析之上。他承認，自己一些最好的思考是在泡熱水澡時完成的。

在美聯儲，他察覺到一組強大力量正在改變通脹前景，也因此改變了經濟在不對物價造成過度上行壓力的情況下，增長和創造就業的能力。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技術的快速進步和全球競爭的加劇。

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格林斯潘得出結論，得益于技術，各行各業都能夠以更低成本生產更多產品。用經濟學術語說，正在帶來更快的生產率增長。

基于這一判斷，格林斯潘往往把利率維持在低于傳統經濟模型所建議水平的位置。結果是，他能夠讓經濟繼續快速擴張，即便失業率降到前幾代央行官員會視為通脹預警、并認為應當加息的水平。

在他擔任美聯儲主席的大部分時間里，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末，格林斯潘似乎是對的。他的政策幫助創造了這樣一種環境：物價上漲極小，經濟創造了數以百萬計的新就業崗位，企業能夠以有吸引力的利率借款，股市也出現繁榮。

但進入新世紀后，生產率增長開始消退。即使格林斯潘領導下的貨幣政策，看起來已經在相當驚人的程度上戰勝了商業周期，他和美聯儲仍然不得不面對一些最終證明相當棘手、并造成破壞的力量。他們沒有充分理解這些力量，更談不上馴服它們。

風險反撲

美國的廉價資金環境，同時伴隨著另外兩個發展。首先，投資者形成了一種看法，認為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總會出手遏制金融危機造成的損害，限制他們的風險，可以說也滋生了自滿情緒。

另一個發展是，全球出現了龐大的儲蓄池，當中很大部分來自中國和別的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增長。這些資本跨越國界，尋找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常常壓低長期利率，比如抵押貸款利率。

但資本也可能反復無常，一旦出現麻煩，或者別的地方出現機會，資金又會撤離。

這個全球儲蓄池先后助推美國股市和樓市，使很多家庭至少在賬面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富有，也幫助把美國及別的地區的資產價格推高到后來證明不可持續的水平，制造出繁榮與崩盤循環。

格林斯潘長期關注經濟與資產價格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些資產包括股票、債券和住房。

1996年，他只是公開提出“非理性繁榮”是否正在制造泡沫這個問題，就在金融市場引發震動。

在任期間，當泡沫似乎出現時，他雖然私下為這個問題擔憂，卻不愿出手阻止或刺破泡沫。格林斯潘常常公開表示，要在不損害經濟的情況下避免泡沫或讓泡沫消退，幾乎不可能。

他說，部分原因是，在泡沫破裂之前，很難確認就是泡沫。

格林斯潘2004年說：“即便能夠及早識別泡沫，也遠不能明顯看出，提前阻止泡沫所付出的代價，會低于嚴重經濟收縮和可能出現金融不穩定的代價，而后兩者正是我們試圖避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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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高風險金融工具的快速增長，放大了泡沫帶來的風險。格林斯潘特別擔心住房市場。他曾多年試圖約束房利美和房地美，盡管國會兩黨都反對。這兩家政府特許公司推動了抵押貸款證券化。

不過總體而言，他一直是主張盡可能讓金融市場自我監管的主要倡導者。

他的立場是，與政府官員執行的監管相比，市場能夠更高效地揭露和懲罰冒險行為。他的觀點對許多人有影響，當中包括克林頓政府高級官員。在金融監管辯論中，這些官員常常站在他一邊。

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但格林斯潘的整體理念和影響力仍然延續下來。這次泡沫破裂預示著當時有記錄以來最長經濟擴張期的結束，這輪擴張從1991年持續到2001年，長達10年。

盡管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帶來了金融和心理沖擊，經濟仍在一年內反彈。進入新世紀頭十年，格林斯潘沒有采納關于房地產市場正在形成泡沫的警告，并繼續把利率維持在相對較低水平。

到2007年抵押貸款市場開始崩潰，并引發更大范圍危機，最終導致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衰退時，格林斯潘已經卸任。

他面臨強烈批評。批評者說，他沒有履行好金融監管者的職責，而且他的寬松貨幣政策適得反效果，摧毀了很大一部分正是這些政策幫助創造出來的財富。

最尖銳的批評之一來自斯坦福大學的約翰·B·泰勒。他是最重要的貨幣經濟學家之一，也提出了一套被普遍接受的方法，用于判斷官方利率的適當水平。

2009年初，泰勒教授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把住房泡沫的責任直接歸咎于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雖然他并未說這是唯一原因。他說，美聯儲把利率維持在過低水平的時間太長。

泰勒教授寫道：“美聯儲將目標利率，特別是在2003年至2005年間，維持在遠低于已知貨幣政策準則的水平。根據歷史經驗，這些準則說明了良好政策應當是什么樣子。讓利率沿著過去20年運行良好的軌道前進，而不是把利率維持得如此之低，本可以避免這場繁榮與崩盤。”

面對這類批評，格林斯潘2006年2月卸任后，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為自己的遺產辯護。在權力巔峰時期，他曾被稱為“大師”和“先知”。但2008年底，他承認，市場力量未能避免這場經濟災難，令他“處于震驚和難以置信的狀態”。

他也承認，自己關于市場由理性行為者引導的信念已經動搖。

比起他如何執行利率政策，他對日益復雜、相互關聯的金融市場采取的放任監管態度，更讓他遭到事后質疑。

批評特別集中在他對衍生品的態度上。衍生品是允許公司和投資者分散風險的金融工具，但后來被指加速并擴散了2007年和2008年震動經濟的金融沖擊。

20世紀90年代末，格林斯潘在阻止加強衍生品監管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那些年里，他與克林頓經濟團隊的大多數成員關系密切，包括財政部長羅伯特·E·魯賓，以及魯賓的副手和繼任者勞倫斯·H·薩默斯。1999年，在應對一連串金融危機后，三人登上《時代》雜志封面，被稱為“拯救世界委員會”。

格林斯潘與他們一道，阻止了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負責人布魯克斯利·博恩在1998年提出的一項方案。這個方案要求提高衍生品交易透明度，并建立更多虧損緩沖。

格林斯潘和他的盟友聲稱，擬議中的監管可能破壞市場穩定。在整場辯論中，格林斯潘都主張，金融市場以及投資公司自身，比政府更能約束過度風險。

衍生品等金融工具可能在整個金融系統內造成巨大損失，這些風險在當時已廣為人知。1998年夏天，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使用衍生品和別的復雜工具出現嚴重失誤，美聯儲深度參與了防止這家公司倒閉拖垮華爾街大部分機構的努力。

盡管如此，2008年的金融崩潰并沒有明顯改變格林斯潘的看法。他仍然認為，在監管風險方面，市場勝過政府，即便市場失靈時會對整個經濟造成破壞。

他在2008年更新版自傳的后記中寫道：“限制過去十年出現的一些較新衍生品和別的創新金融產品的交易，似乎是多余的。最糟糕的產品已經失敗；投資者不再為它們提供資金，未來也不太可能這樣做。”

從茱莉亞音樂學院到安·蘭德

艾倫·格林斯潘1926年3月6日出生于紐約市，是赫伯特·格林斯潘和羅絲·戈德史密斯·格林斯潘的獨子。他5歲時父母離婚，由母親在曼哈頓華盛頓高地撫養長大。

他的母親喜歡唱歌、跳舞和彈鋼琴，并熱情鼓勵他。十幾歲時，他已經成為技藝嫻熟的音樂人。從喬治·華盛頓高中畢業后，他進入茱莉亞音樂學院學習，隨后幾年在搖擺樂隊中吹奏薩克斯。

樂隊演出間隙，格林斯潘會讀從圖書館借來的書。他在1989年接受《紐約時報雜志》采訪時說：“有一天，我借到一本關于商業、金融，或者股市之類的書，發現它真的很吸引人。”

格林斯潘意識到，對自己來說，經濟學可能比音樂更有前途，于是離開茱莉亞，進入紐約大學。他在1948年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1950年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他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師從阿瑟·F·伯恩斯。伯恩斯后來成為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最終于1977年在紐約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52年，格林斯潘與藝術史學者瓊·米切爾結婚，這段婚姻一年后結束。

他的專長是預測，依靠對冷僻統計數據的深入研究，而不是宏大理論。20世紀50年代，在建立職業聲譽的同時，格林斯潘也形成了強烈的自由市場理念。這種理念深受安·蘭德影響。蘭德的小說宣揚建立在“理性自私”之上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也就是認為當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時，社會運轉得最好。

格林斯潘1952年結識蘭德，很快進入她的核心圈子，花大量時間討論個人、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格林斯潘成長于凱恩斯主義理論主導的時代。凱恩斯主義后來為政府積極干預經濟提供了依據，包括通過政府支出來刺激增長，并迅速重新分配財富。蘭德則對他的基本假設進行了持續的智識攻擊。

最終，格林斯潘說，蘭德讓他明白，資本主義不僅高效、務實，而且合乎道德。

格林斯潘在1989年接受《紐約時報雜志》采訪時說：“她為我做的事情，是一種非同尋常的經歷。她證明了，也就是強勢地把我逼到墻角，讓我看到自己原先堅持的立場是錯誤的，從根本上自相矛盾。我真的被她吸引。多年里，隨著我更了解她，閱讀她的材料，并與她交談，她對我的影響有點像我最喜歡的大學教授。”

格林斯潘第一次涉足政治是在1967年，當時他加入尼克松總統競選團隊擔任顧問。這段經歷讓他接觸到意識形態原則與贏得競選之間的權衡。1974年，在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辭職前不久，格林斯潘被任命為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他在福特上任后不久正式就職。

當時，美國不僅正在承受水門事件帶來的政治沖擊，也在承受油價飆升和通脹狂飆帶來的經濟沖擊。

1976年，福特敗給吉米·卡特后，格林斯潘繼續活躍于共和黨政治。1980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在談判一項最終流產的交易中發揮關鍵作用。按這一設想，福特將與里根組成共和黨競選搭檔，以權力分享安排出任副總統候選人。

里根當選總統后，格林斯潘被委以敏感任務，領導一個委員會，防止社會保障體系耗盡資金。

這個委員會在1983年提交報告，建議將削減福利和提高稅收結合起來。鑒于社會保障很快可能無法履行支付義務的風險確實存在，大部分建議被國會采納，格林斯潘在華盛頓的聲望也隨之上升。

隨后幾年，格林斯潘經常出現在華盛頓。他為里根政府提供建議，在國會作證，并在多個委員會任職。

早在1986年，華盛頓和華爾街就有人猜測，如果沃爾克1987年沒有獲得第三個四年任期提名，格林斯潘將接替他出任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嚴厲的反通脹策略引發了兩次衰退，但基本成功打破了物價螺旋式上漲的格局。

當沃爾克決定卸任時，里根政府認為格林斯潘顯然是合適人選。

1987年8月3日，參議院以91票贊成、2票反對批準了格林斯潘的提名。八天后，他宣誓就任美聯儲第13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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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上任時，很大程度上處在沃爾克的陰影之下。華爾街和華盛頓都有許多人懷疑他是否勝任這項工作。他的第一次考驗很快到來。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股市崩盤，下跌508點，跌幅22.6%，甚至超過1929年“黑色星期五”的跌幅。

在那之前，人們關心的問題是，格林斯潘是否會表現出沃爾克那樣抗擊通脹的堅韌，特別是他能否頂住共和黨白宮的壓力，在1988年大選期間讓經濟保持運轉。

這場股災迫使格林斯潘至少暫時從收緊貨幣政策轉向突然寬松。他向金融系統注入大量資金，使體系順暢運轉，避免經紀公司和銀行倒閉。美國經濟最終沒有遭受持久損害。

這段經歷讓格林斯潘在華爾街和華盛頓贏得了新的尊重。隨后幾年，他逐漸在美聯儲內部建立起類似沃爾克在20世紀80年代初權力巔峰時享有的影響力。別的美聯儲理事和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都不愿挑戰他的權威，或質疑他的判斷。

到20世紀90年代末，格林斯潘已經實現了多數經濟學家所認為的物價穩定，也就是消費者價格指數漲幅低于2%。企業和消費者的心理也發生變化，不再把通脹預期納入規劃，并受益于隨后長期利率下降。

通脹消失，在某種程度上來自多種有利因素的匯合。

20世紀90年代大部分時間里，美元走強，壓低了進口成本。管理式醫療的出現幫助控制了失控的醫療成本。世界別的許多地區經濟疲軟，壓低了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油價。大規模技術投資正在帶來生產率增長改善，而生產率也許是衡量經濟可持續擴張潛力的最重要指標。

經濟學家也給予格林斯潘相當多的肯定。他從1994年開始設計了一系列加息，試圖在通脹壓力扎根之前壓制通脹壓力，事實上，當時通脹是否構成威脅還沒有完全清楚。

他的預防性策略激怒了許多自由派人士。他們認為，格林斯潘為了對抗一個虛幻敵人，犧牲了就業和工資增長。通過明確表示自己不會容忍通脹，格林斯潘讓經濟中的所有主要參與者，包括華爾街、工會、生產商和零售商都相信，他們不再需要假定工資和價格會上漲。

于是，工會合同中的生活成本調整減少。生產商不再試圖強行漲價。投資者要求的“通脹溢價”也降低。

最重要的是，格林斯潘得出結論，通脹心理的斷裂給了他更大空間，使他能夠在20世紀90年代后半段經濟繁榮時壓低官方利率。

在通脹基本受控后，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格林斯潘越來越多地面對來自愈發復雜的全球金融系統的挑戰。

在海外，墨西哥、亞洲新興經濟體和俄羅斯先后出現危機。這些危機在不同階段不僅威脅投資者和金融機構，也威脅美國勞動者的生計，因為他們的工作和儲蓄，越來越與遙遠首都和會議室里的政策決定糾纏在一起。

在美聯儲內部，人們也在辯論通縮問題。通縮指價格和工資長期下降，而曾經強大的日本似乎已經陷入這種困境。

在美國國內經濟繁榮之際，格林斯潘選擇繞開一些擔憂，包括越來越復雜的金融系統帶來的危險，以及股價、后來房價可能暴跌并拖垮經濟的風險。

2003年，隨著人們對住房泡沫破裂的擔憂加劇，格林斯潘說，這種情況“極不可能”發生。

2006年1月31日，79歲的格林斯潘在美聯儲政策制定會議上推動了一次小幅加息，這是他任內最后一個動作。幾小時后，參議院確認本·伯南克為他的繼任者。格林斯潘離開時帶走了一件紀念品：央行寬大董事會議室里的那把椅子。

而在當時看來，他留下的遺產無疑似乎很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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