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作家張怡微自2019年開始便在創意寫作（MFA）專業的課程中持續關注并組織學生討論疾病書寫的問題。師生們一起研讀中外文學經典中的疾病與隱喻，并通過回溯自己的病痛、家人的病痛，來完成情感書寫的訓練。近年來，他們以工作坊、讀書會、講座等形式陸續討論了阿爾茲海默病、自閉癥、疼痛管理、養老照護、月經及輔助生殖等話題，并搭建起了與華山醫院敘事醫學的跨學科交叉合作。在被AI洶涌沖擊的時代浪潮中，他們試圖回到“身體”，關注我們不同于機器的身體感受、個人感受，并不斷在疾病書寫與敘事治療的領域開拓與深耕。

“身體與疾痛”欄目將持續關注并分享他們在這一公共議題上的思考與討論以及相關的主題書單。本組稿件來自“進食障礙與文學敘事”工作坊，進食障礙圓桌討論的第二部分是與會學者從哲學、文學、電影等視角對于進食障礙的析解。

尹潔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院長、教授，復旦大學科技倫理與人類未來研究院副院長

我現在主要做的研究，和科技倫理、應用倫理相關，尤其是醫學倫理和人工智能倫理方向。但在做這些工作的同時，我始終會提醒自己，人文學科進入科技發展的現場，并不是為了做一些“錦上添花”的事情。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從人文學科的立場去反思技術本身，而不是在技術的裹挾之下，只做一些純屬技術性的甚至是附屬性質的工作。

今天我要講的是，在現象學精神病理學視野下，對神經性厭食癥的理解?，F象學精神病理學并不是一個非常新的東西。它在20世紀就已經形成，最初是為了回應精神治療和精神病學中的一些根本問題?，F象學最重要的價值在于它關注第一人稱經驗。我們今天討論意識、心靈哲學或者認知理論時，大部分理論其實是從第三人稱的角度展開的，也就是“別人如何理解你”。但精神疾病的問題，尤其是像神經性厭食癥這樣的疾病，核心恰恰在于患者如何經驗性地感受自己的身體、如何感受自己的世界?，F象學能夠從意識的結構、意識的意向性切入，從第一人稱經驗出發，這是它最獨特的地方。也正因為如此，它特別適合用來理解精神疾患中的主觀體驗。

進食障礙是一個非常大的譜系，其中包括厭食癥、暴食癥等等很多不同類型。我今天僅僅以神經性厭食癥（anorexia nervosa）為例來討論在當代醫學哲學，尤其是精神醫學哲學中，我們究竟如何理解這種疾病。

我要強調的是，我今天是從純哲學的角度切入。因為哲學的工作，是試圖建立一個模型，而這個模型最終會影響我們如何理解疾病本身。理論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工具。我們用概念去把握世界，這是哲學最基本的工作方式，當我們回到概念本身，哲學其實就是一種通過概念排除、界定和區分來理解經驗的方式。

所以今天的問題其實非常簡單：神經性厭食癥患者關于自身形成的那些信念，究竟是不是一種“錯誤信念”？比如：“我太胖了?！薄拔抑灰砸稽c東西，就會立刻發胖?！薄拔冶仨氃偈菀稽c?！边@些判斷在常識層面上似乎非常容易被歸類為distorted belief（扭曲信念）或者false belief（錯誤信念）。很多醫生其實也是這樣理解的。我曾經在一個神經康復相關的單位實習，那里有大量中風、腦創傷、嚴重神經損傷的病人。那時候有一位醫生非常煩躁地說：“這些年輕女孩覺得自己吃東西、拒絕吃飯，居然是個serious problem（嚴重的問題），可我每天面對的是中風、創傷、真正的生命問題，這才叫real problems（真問題）?！边@段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因為它說明，即使在專業醫療系統里，很多人依然無法真正理解進食障礙。他們知道DSM會把它列為一個標準診斷類別，但他們依然覺得：這件事在我的世界里，make no sense（說不通）。而哲學最關心的，就是make sense（說得通）。但我們不是為了批判它，而是為了讓它能夠被理解。

如果一個人堅信“我很胖”，而她的體重明明只有80斤，這當然看起來和客觀事實不符。按照傳統分類，這是一種false belief——一種與事實不對應的錯誤信念。但還有另一種情況，不是“我認知錯誤”，而是“我極度看重這件事”。比如她知道BMI指數告訴她自己已經過瘦了，但她仍然堅持：我必須更瘦。這就不是false belief，而是一種overvalued idea——過度看重的觀念。她不是不知道客觀標準，而是她根本不在乎這個標準。她過度地賦予“瘦”以價值。比如我知道正常BMI是多少，但我仍然覺得我必須更瘦；就像有人覺得“我必須每天發十篇SCI，否則我就不夠優秀”，這是一種極端的價值執念。這兩者都是錯誤信念，但它們并不一樣。

工作坊現場

而我今天真正想做的，是進一步去掉“錯誤”這個前提。也就是說：這些信念，能不能不是錯誤，而是一種可以被理解的經驗？這里就要進入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分：身體意象（body image）和身體圖式（body schema）。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先要區分三種感覺：第一種是外感覺（exteroception），比如聽覺、視覺、外部環境的信息。第二種是內感覺（interoception），比如饑餓感、腸胃不適、身體內部的狀態。第三種是本體感覺（proprioception），也就是身體在空間中的位置感。我今天最強調的，就是本體感覺。因為它決定了：我如何在空間中行動，我如何判斷自己的身體和世界之間的距離關系。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從一個狹窄的門縫里穿過去，我會不會側身？這個判斷不是思考出來的，而是身體自動完成的。這就涉及到身體圖式（body schema）。

而身體意象（body image）則不同，它是我主觀上對自己身體形成的反思性判斷。比如：“我今天覺得自己很胖?！薄拔矣X得自己很餓?！薄拔矣X得自己不好看?！边@些都是可以進入意識場域、可以被語言表達出來的判斷。身體圖式則完全不同。它是前反思的、非意識的、動作性的。它不依賴你的主觀判斷，當你的身體在空間中移動的時候它自動運行。它非常頑固，也很難通過反思去改變。比如喝醉酒的時候，你會突然發現自己對空間距離的判斷失靈了。或者某些腦損傷患者，會明顯表現出空間感知的異常。

這里有一個最極端的例子：身體完整認同障礙（Body Integrity Identity Disorder）。有一些四肢健全的人，會堅定地認為：“我本來就不應該有這條腿?！被蛘撸骸拔冶緛砭筒粦撚羞@只手?！鄙踔劣腥藭J為自己本來就不該有眼睛，并最終真的把自己的眼睛挖掉。這不是我編的，大家可以查到相關的案例。這些人會通過凍傷、電擊、故意讓腿壞死等方式，迫使醫生不得不給他們截肢。因為醫生不會主動同意，所以他們只能把腿弄爛。而最震撼的是：這些人一旦真的截肢之后，很多人會長期穩定地幸福生活下去。他們終于覺得“完整了”。

這件事在醫學倫理上帶來巨大的挑戰。因為如果我們堅持認為病人必須得是rational being（理性主體）才能作出自主決策，那么他們要求截肢顯然是不理性的。但結果卻是，他們截肢之后反而更幸福。那我們就不得不懷疑：究竟是誰的理解出了問題？是病人的理性有問題，還是我們對理性的理解本身有問題？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神經性厭食癥身上。有實驗發現，當正常人通過一個明顯足夠寬的空間時，會自然直行，但很多神經性厭食癥患者，即使面對一個完全寬敞的空間，仍然會本能地側身通過。為什么？因為她們在本體感覺層面，真實地經驗到自己是“更寬的”。這說明問題并不只是出在身體意向（body image）上，而是更深層的身體圖示（body schema）出現了變化。她不是簡單地“認為自己胖”，而是在最基礎的身體經驗層面，她真的感受到自己是那樣的。這就意味著：這不是撒謊，也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認知扭曲，而是一種本體感覺層面的經驗變化。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理論會把厭食癥理解為情緒障礙，比如述情障礙（alexithymia）。所謂述情障礙，就是一個人無法準確表達自己的情緒。比如某個人踩了我一腳，我只能說“我腳上有個感覺”，但我說不出“我疼”?；蛘哂腥肆R了我，我只能說“他說了幾句話”，卻無法說“我很難過”，這叫述情障礙。但它和厭食癥的關系其實非?？梢桑驗榇罅垦芯恐皇峭ㄟ^量表來測量，而這種方法本身就有很多方法論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很多厭食行為本身，本來就是一種應對機制（reaction）。它是對家庭壓力、同輩壓力、霸凌、情緒失控的一種控制方式，而不是單純的病因。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理論，來自笛卡爾的《論激情》。我們平時說“情緒”，比如悲傷、難過，它往往是暫時的，會隨時間流動。但激情（passion）不同。激情一旦形成，它不是由某個單一刺激決定的，而是一種持續的行動驅動力。它會長期存在，并且極難擺脫。如果我們把神經性厭食癥理解為一種激情性的行為，它就更像一種成癮機制——一種對“瘦”的持續性迷戀。而且它是自我協調型（self-coherent）的。什么意思？比如一個非常焦慮的人，每天都焦慮、每天都重復自己的焦慮處理方式，看起來很矛盾，但對她自己來說，這是前后一貫的。同樣，一個人通過不吃飯來獲得控制感和秩序感，對她來說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一種自我協調的行為邏輯。它不是irrational，而是她自己世界中的rational。

另外，我們也不能忽視日常道德規范的作用。比如：“瘦是好的?！薄霸缢缙鹗呛玫??！薄捌疵ぷ魇呛玫?。”這些都不需要justification，它們天然被認為是對的。瘦不僅是一種審美判斷，它已經變成了一種道德判斷。

由此，神經性厭食癥可作為這些意念的一些癥狀而出現，我想那些通常被認為是來自于社會的、心理的、文化的，包括來自于女性主義，還包括淡豹老師要講的宗教意義上的因素，事實上都是影響這個東西的成因。但是我想這些實際是誘因，它并不能夠提供用于解釋這種疾病的模型，從疾病模型上來講，回到認知合理性層面來看，如果它是一種信念錯誤的話，這種信念錯誤能不能夠被理解？

朱婧 作家、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

今天我的分享分為兩個部分：其一，引入疾病敘事領域“疾病自傳”的敘事形式，即通過疾病敘事幫助病患獲得重要的第一人稱經驗，由此觀察進食障礙的相關文本的敘事模式和文學療愈功能。進而，回到女性與身體和食物的關系，去理解文學經典，通過跨學科方案發現新的研究生長點。其二，分享我的短篇小說《當我綻放時》的寫作策略，思考對女性而言身體何以成為刻滿文化規訓的場所，以及身體何以成為女性表達和體現其社會地位與行動力的場所——從女性和身體、食物的關系，去理解進食障礙。

蘇珊娜·凱森自傳《被中斷的女孩》

首先，我想從“畫框”這一意象切入。1993年，蘇珊娜·凱森發布自傳《被中斷的女孩》，記錄了1967年到1968年間，她在精神病院麥克林醫院18個月的經歷。那一年，她17歲。蘇珊娜·凱森詳細講述了自己被診斷為邊緣性人格分裂癥，隨后入院治療、身心掙扎的完整過程。她通過自我敘事，完成了對抑郁癥、瘋癲與自我、身份等問題的深度反思。這本書的書名源自荷蘭畫家維米爾的經典畫作《被中斷的女孩》。畫中的女孩目光投向畫外，仿佛被外界事物打斷。蘇珊娜在自傳中坦言看到這幅畫仿佛看到了自己，這幅畫照見了她自己——17歲的人生被疾病、被醫療診斷驟然中斷，如同畫中人物一般，鮮活的生命被定格、固定在某個時刻。對她而言，這段精神病院的經歷，是被醫學權威、社會規則強行框定的過程。從被確診患病、送入醫院、接受治療，再到被判定“恢復正常”、重回公共生活，她的一段人生被牢牢禁錮在既定的“畫框”之中。直至后來的漫長歲月，從未脫離，即使身體已經離開了病院。而她四十多歲提筆撰寫自傳，是想將自己從被定義的“畫框”中突圍出來，從醫學敘事的單一框架解放，重獲自己的聲音，去講訴這段至關重要的生命經歷。

基于這一案例，可以延伸出更多的現實思考。當下很多關于飲食、身體的問題，看似是個人選擇、個人身心感受，實則并非個體的困境，背后隱藏著復雜的社會關系與權力規訓，是一種“不可說、不可見”的隱性社會秩序。在這一視角下，醫療場域中患者的真實體驗，是醫療社會學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維度，尤其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同時，我們也能發現，擁有較高文化資本的女性，憑借更強的自我認知能力與敏銳的身體感知力，更愿意、也更有能力發聲，主動反思當下的醫療體系與身心規訓現狀，這也成為疾病敘事、疾病自傳創作的重要動因。

在疾病敘事研究領域，亞瑟·弗蘭克《受傷的講故事人：身體、疾病與倫理》提出：“生病的人需要變成說‘故事者’，才能從疾病治療中找到生命的意義；疾病故事也讓病人了解自己到底經歷了哪些身體經驗，并從失落感中恢復意義與認同感。雖然疾病敘事來自個人，但人們會采用并合并文化敘事到自己的故事中?！边@也恰好呼應了尹潔老師此前提到的“第一人稱經驗”的敘事功能。而德·沙扎爾提出的“疾病自傳”概念，進一步明確了其自傳的文類與敘事形式——書寫疾病與身心受苦的經驗。

這一理論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解讀女性寫作中的疾病敘事，包括這次討論的進食障礙相關文本。女性創作者選擇“疾病自傳”的寫作形式以記錄和理解病痛中產生的身心困頓，會促使她們主動重構對疾病、對自我的認知，在與過往自我的博弈、和解中，重獲主體性。

其次，我想談談女性和身體的文化關系。安妮·埃爾諾的《一個女孩的記憶》給了我諸多啟發。這本書全面探討了進食、身體與文化審美、階層屬性的深層關聯。埃爾諾用“她時而純潔，時而污穢”定義自我，講述了自己在禁食與暴食之間反復拉扯的困境。她曾坦言，寫作是為了幫助重審那些“只能通過敘述，從敘述的細枝末節才能體現出來的事情”，是為了“幫助我們理解、承受發生的一切以及自己所作所為”的事情。她受波伏娃思想影響，渴望“做一個自由的主體”，但現實中，往往置身于性別觀念、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劇烈變動的夾縫之中，在傳統規訓與現代自覺、體制束縛與主體追求之間搖擺拉扯，這也是當代女性的普遍困境。同時，我也經由杰梅茵·格里爾《女太監》《完整的女人》兩部專著，更具體去觀察女性身體的文化處境，包括：禁食與自我控制、文化與傳媒對女性身體的操控、大眾對脂肪的異化認知、身體的內外改造，以及消費經濟催生的身體焦慮。

今天，脂肪從普通的身體組成部分，被異化為需要改造、修正的“項目”。利益相關行業，出于商業目的，利用女性的身材焦慮、自我不滿，打造出一套完整的身體規訓體系，從外部身材改造到內部飲食規約，全面攫取了定義、評判和管控女性身體的話語權。大眾傳媒的迅速發展，景觀社會制造大量虛幻審美標準，進一步推動了某些近乎畸變的身體文化的蔓延?！熬`耳”“維納斯窩”“直角肩”“印第安紋”“碳水臉”等層出不窮的網絡詞匯，意味著女性問題同時關系著階級、族群、代際、地域等，這意味著，女性與食物的關系，早已不是簡單的生存需求，而是一種復雜的身體政治。

我們能觀察到一個現象：厭食、進食障礙的患者大多為女性，可以追溯到十八十九世紀去觀察年輕女性自我饑餓的歷史，往往不是不能進食而是拒絕進食。對當代女性而言，控制進食，既是一種被動規訓，也可能是一種隱性的自我抵抗。食物本身也是一種雙向的權力機制：在我們的既有文化中，食物可以作為懲罰與獎勵的手段，因此，拒絕食物似乎又成為個體對抗規訓的一種強烈行動。這一切構成一種更復雜的精神困局。

在諸多文本中，金愛爛的小說《養育我的百分之八十》《刀印》啟發我，讓我看到了食物背后的力量。一方面，女性和食物在當代社會尤其不能達成一種宜人的友好關系，另一方面，在既有的文化中，女性一直是食物的提供者、家庭飲食秩序的組織者，這一身份賦予了女性與食物更復雜厚重的關聯。金愛爛的這兩個作品描述了母親與食物的相依共生，伴隨“我”的生命葳蕤生長，讓我們發現食物可以回到它原來的位置，甚至成為一種生命能量，女性和食物的關系可以是自信、坦然和愉悅的。

在很長的歷史時段，男性特權控制著女性身體，也控制著藝術領域女性身體形象的想象和呈現。我們今日熟悉的女性形象原型多由男性中心文化塑造，這些女性形象不斷復刻、制造并在當代文化中得以延續。身體寫作天然與女性被性客體化的身體相連，重建女性身體的主體性首先需要把女性身體從審美規訓、性別權力與文化資本中剝離出來，需要修復性別偏見和刻板印象長期塑造的女性身體敘事。

2024年6月，我與德國作家達妮埃拉-德洛舍爾做過一個對談。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她談到她的小說《關于我母親的謊言》。小說是從孩子的視角對婚姻的觀察——母親除了可見的身體形象（“胖”）之外，并不被社會看見。這次對談，促使我想去寫一個女性和身體的關系的小說。這就是2024年12月完成，2025年3月發表于《人民文學》的小說《當我綻放時》。小說以對母親和女性身體的重審和發現為主題，藉由成長中的女性視角，“看到”那位“夢幻般的母親”如何從青春洋溢走向被日?，嵤滤?，最終變成了一個在他人看來身材變形到令“我”感到心痛和內疚的形象。

小說想要打破審美謊言，塑造截然不同的普通母親：一個普通的女性（母親），當她極力維持家庭，她可能需要更強壯的身體，這一切和閑適的有產階層所要求的健康飲食和身材管理可能背道而馳。而對于多數要努力生存的普通女性，社交媒體提供的虛假完美形象和身處現實消磨之間的惡戰化成了自身無盡的內耗。小說中我設置了“母親總是很餓”的核心細節，以此對比一種荒誕的社會現狀：有人坐擁充足財富、肆意消費，卻始終陷入精神與身體的“饑餓”與焦慮；有人為生存奔波、全力生活，卻始終被身體需求、生活壓力裹挾。

淡豹 寫作者

我想結合英國女作家希拉里·曼特爾的創作，聚焦女性身體困擾、進食障礙、身心規訓等議題展開分享。埃爾諾在《一個女孩的記憶》中，提及了女性進食障礙問題。而曼特爾與埃爾諾一樣，是長期圍繞女性身體議題的重要作家，她的創作深入書寫子宮內膜異位癥、激素治療、女性醫療診斷缺失等極易被忽視的女性身體困境。

在自傳The Beginning of the Ghost中，曼特爾圍繞女性身體、性別診斷、藥物治療展開自述，講述了自己從小渴望成為男性、患病手術、身心異化的人生經歷。書中“Ghost”一詞兼具雙重隱喻，既指代死亡與未知，也指代她術后殘缺、不再完整的身體自我。除此之外，曼特爾的大量文化評論，始終聚焦女性形象焦慮、現代身體審美塑造等核心議題。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她對英國王室凱特王妃形象塑造的尖銳批評。從王妃的選拔、形象包裝，到產前產后的全方位人設管控，王室一直在消解、抹去凱特作為“普通人”的真實身體與自我。曼特爾曾直言，凱特的身體早已在長期的規訓中消失，大眾看到的只是被塑造的完美符號。她也曾諷刺BBC的相關新聞報道十分淺薄且可悲：媒體反復爭論孕婦如何維持完美體態、如何運動塑形，卻完全無視女性真實的身心痛苦與生存壓力。

希拉里·曼特爾的半自傳成長小說《試驗愛》

我簡單梳理一下曼特爾的核心創作脈絡：1995年，她創作半自傳成長小說《試驗愛》，塑造了患有記憶障礙的女性主角，書寫女性青春期的身心困境。2003年自傳The Beginning of the Ghost系統梳理自身疾病與性別困境。她深耕天主教圣女文化，研究圣女絕食、禁食行為背后的宗教與性別意義，此后持續發表文化隨筆，批判現代時尚工業、形象工業對女性的身體規訓。

今天我的分享，不側重分析曼特爾小說的藝術性，而是聚焦她貫穿小說、自傳、文化評論的核心觀點：如何將女性精神障礙、進食障礙不再理解為困境，而是解讀為一種深層的文化實踐。一方面，曼特爾將這種身體實踐，納入自身身體與疾病的系統性書寫中。另一方面，她跳出現代語境，將其溯源至天主教圣女絕食傳統、英國階層發展史、現代時尚與形象工業發展史中做跨時空解讀。這種歷史化的研究視角，對我們理解漢語語境下的女性身體困境，或許也有啟發意義。

希拉里·曼特爾最著名的作品：歷史小說《狼廳》三部曲

曼特爾的視角具備極強的獨特性：她是歷史小說家，擅長從歷史脈絡解讀當下問題，將現代女性進食困境，錨定在基督教千年傳統中。以她的半自傳小說《試驗愛》為例，女主角卡梅爾出身英格蘭北部勞工階級天主教家庭，憑借努力考入天主教學校，她與東歐移民家庭的女性友人形成鮮明對照。故事中的勞工女孩進入大學后，直面森嚴的階級差異與隱性的階級對抗，而厭食與饑餓同在，身體匱乏自始至終與階層貧困深度交織，成為底層女學生獨特的成長印記。小說中還有一組極具深意的對照關系：厭食自律與意外懷孕。對于女主角卡梅爾這類女孩而言，厭食、嚴格控制進食、服用避孕藥，這幾樣纏卷在一起，構成一套主動掌控身體、規避風險的生存策略。而隔壁宿舍虔誠的新教女孩蘇，恪守宗教規訓、不采取任何身體干預措施，最終意外懷孕、選擇墮胎，因此悖謬地成為眾人眼中“不夠自律”的悲劇。這組對照的核心內核十分清晰：在復雜的青春期與性別環境中，厭食、節制進食，是底層女性主動掌控身體、規避性別風險、對抗被動命運的一種抗爭方式。整部小說以成年卡梅爾的回望視角展開敘事，以厭食癥患者的獨特視角重構了1970年代的校園與女性成長世界。在她的眼中，食物不止是食物，大學伙食的糟糕、食物帶來的生理性不適，本質是青春期女性面對性別壓力、懷孕風險、身體規訓的心理投射，是女性對被動的身體命運的隱性抗拒。

此后，一系列文化評論中，曼特爾進一步完成了關鍵的歷史溯源：大眾普遍將厭食癥定義為現代時尚工業、容貌焦慮催生的新型心理疾病，但曼特爾認為，少女挨餓、主動絕食的現象，遠早于現代時尚產業與形象工業，其源頭可以追溯至天主教圣女的絕食傳統。她清晰區分了三組極易混淆的概念，構建出完整的演變譜系：第一是節食，這是現代社會高度儀式化、被大眾文化認可的行為，有明確目標，比如減重、塑形，達成目標后便可終止，如今卡路里記錄、體重管控等方式，更是讓節食成為常態化的日常儀式；第二是宗教齋戒，是教會規范下的集體懺悔行為，目的是恪守戒律、救贖罪過，是被動服從規則；第三是圣女絕食，這是完全不同的個體行為。圣女絕食并非順從教會規則，而是對宗教規訓的主動挑戰與反叛。普通修女的齋戒是墨守成規，而圣女的主動絕食，倒變成了突破規則、彰顯自我的獨特方式。更重要的是，在天主教的價值體系中，女性的身體苦難可以被賦予意義、轉化為價值。主動“挑起”并自主承受絕食苦難的圣女，往往能獲得更高的宗教地位與職業前途，比如成為修道院院長，苦難由此完成正向轉化。

而曼特爾指出的核心轉變，正是現代困境的來源：世俗化的社會剝奪了身體苦難的價值與意義。如今女性的厭食、絕食，不再具備宗教層面的精神價值與成長意義，無法轉化為身份、地位與前途，只會被簡單定義為病態、異常，被醫學病理化、被社會厭棄。曼特爾這種角度，我覺得不僅歷史化、具有文化特殊性，并且激進。我們不一定會同意她的看法，但也可以再看一看她的視角：有沒有可能，厭食是一種悖謬的權力實踐，是人掌控自我身體、奪回身體主權、實現自我保護的方式，是一種退縮式的生存策略：暫時退出性別與情感糾葛，克制外在欲望、滋養內在自我，在高壓的成長環境中為自己爭取喘息的時間。

此外，曼特爾也從文學創作的角度提出這類身體抗爭行為與特定的性格結構高度相關。這是一位喜歡研究性格傾向、塑造人物的女作家在分類了：她認為，以上進入這種特殊權力實踐的女性，大多內向、沉思、矜持、自我封閉，理性大于感性，善于審視自我與他人。青春期的荷爾蒙波動、外界壓力，會讓她們被迫迎合世俗、強顏歡笑，情緒與狀態極易失控。而厭食，就是她們對抗失控、保留自我、錨定自我的獨特方式。這不是精神病學定義下的瘋狂，而是高壓環境下的適應性生存策略。

結合當下的社會語境，我們能得到更深的啟發：今天的社會在持續定義“健康的身體、健康的生活方式”，而這種定義的本質，是不斷排除、異化其他生活方式，將普通的身體狀態、生存選擇定義為病態與異常。

從我青年時代到如今，我經歷了物資匱乏到物資豐裕的變化，社會對女性理想身體的標準、對健康的界定、對疾病的評判，確實一直在不斷更迭，膽固醇、體重、體態的評判標準都在持續變化。我想用曼特爾的經典提問收尾。她曾提出一個有前瞻性的思考，放在當下已存在一套“容貌工業”和“身材商業”的時代，更尖銳了：當代社會推崇的理想女性身材，需要依靠整形手術才能達成，女性需要擁有頂級的賺錢能力，同時兼具完美的身體形態，既有成熟的女性特質，又要保有少女般干凈無痕的體態。這個審美標準愈發殘酷，幾乎無人能夠真正取悅。

在這種視角看來，很多女性選擇的厭食、退縮、自我節制，本質上不是病態，而是對無解的殘酷審美規訓，無奈的退出與反抗。

王培雷 影評人、上海外國語大學賢達學院副教授

我自己研究電影表演，而表演性其實泛化在每個人身上，我今天講的內容，某種程度上也帶有一些“表演”的意味。我先放一段學生的課程作業：這是一部關于暴食的20分鐘短片。女孩吃減脂餐吃不下去，走過美食街又忍不住買一堆回家暴飲暴食。這個短片反映出我們學生對進食障礙的一種理解角度。

接下來我想分享三個案例。第一個是我父親。從小家里食物很雜，唯獨從不吃牛羊肉。父親自述小時候有過一次“磨難”（可能是吃太多），從此對牛羊肉產生終身不適。我認為這不是進食障礙，而是生理反應，但它讓我意識到：人對食物的態度，往往根植于早期經驗。第二個是我親身經歷的一個學生案例，也是離我最近的進食障礙案例。這個女生外表已經塑造得極其完美，但她每次上課拎著一個大垃圾袋，里面裝滿薯片等垃圾食品，以均勻速度不停往嘴里送，約半小時后就說要去上廁所，實際上是去催吐。她既想吃，又想保持身材。背后的心理機制是什么？一是對“完美女性”形象的執念。從社交媒體和影視作品中，她內化了“身材好、有錢”才是完美人生的標準；二是可能有原生家庭的問題，通過進食來紓解；三是更微妙的一層：我們學校對課堂紀律管理相當嚴格，上課吃東西算教學事故，她偏偏在我的課堂上進行這個“表演”，某種程度上也許是在向我這個男性上位者展示一種抵抗姿態。其實我們關系不錯，平時對課程作業之類的也有一些非常坦誠的交流，這種坦誠與她的進食障礙行為形成了某種對照。她不是暴飲暴食，而是勻速、有節奏、不停歇地吃，這本身也是癥狀的一種獨特呈現。第三個案例是我的一位師弟，已經去世了，我想從男性角度，用這個例子做一點視角補充。他是青年作家、編劇，曾經與名導演合作，但2018年影視行業衰落后狀態急劇下滑，作息完全顛倒。即便如此，他仍堅持高強度健身，在吃燒烤時只吃菜葉子、不碰任何肉類——大量運動卻不補充蛋白質。后來，他一個人在家中去世，很久才被發現。他的悲劇背后是什么？是編劇或者是泛泛而論的行業身份帶來的“需要瘦身”的自我規訓，是圈層理念與個人教育背景的錯位，是信息繭房的封閉。他學會了“健身”那套話語，卻沒有學會如何健康地活著。

這就引出了我想談的核心問題：信息繭房。社交媒體的繭房效應可能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很多人沉溺于此：刷到一個塑身帖，就天天刷、不停刷，然后按照這個可能是瞎寫的標準去調整自己。這不是醫院處方，這是被算法投喂的、投其所好的信息。學生分辨能力不強，完全無法抵抗這種被社會權力規訓的“身材誘惑”。校園里，所有女生都在朝同一個方向塑型，有時候整齊劃一到一些小動作都一致，比如吃東西要涮一下——這本身不是進食障礙，但背后是同一個邏輯。

《文森特要看海》電影海報

最后回到影視。進食障礙很難被傳統電影表現。《文森特要看?！防?，女生偷偷把飯倒進袖子，或者被強制留在醫院治療——這是世界電影的通?。好翡J觀察到問題，卻無法妥善表現。因為“吃”的感受太內在化了，惡心感怎么演？也許需要二維動畫、虛擬拍攝、游戲性手法，去展現身體內部機能的運作，才能傳達那種痛感無法傳達的東西。我希望未來能拍一批電影，講如何找到正確的解決方式。

姚霏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歷史系教授

我個人其實有三個身份——傳統歷史研究者、醫療社會史研究者、敘事醫學和醫學敘事的倡導者。這三個身份之間有著內在關聯，而這種關聯，是被我自己的生命經歷一點一點推著形成的。

2014年，我父親患上肺癌。2015年，我自己被確診為腎癌。其后一年多，我不得不停下教職休息，但又不甘心就此荒廢專業，便開始思考，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能做什么？就這樣，我慢慢轉型進入醫療社會史這個領域。相關項目后來被列為國家社科項目，研究的是癌癥防治史。但是在開展研究的過程中，我很不滿足。歷史研究，大家都知道是要靠史料說話，比如說有檔案、有報刊資料的，就可以寫；如果沒有文字記錄，我就不能寫。最終，我寫出來的項目報告里可以看到很多制度、很多科研成果，看到我們醫學界不斷更新的診斷、治療技術等，但是我看不到人，看不到患者，看不到患者的經歷到底是怎樣的？這讓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真正完整的歷史。

于是，我開始自己去尋找患者、書寫患者。2019年，我主編了《愛來癌去》，記錄上海部分癌癥患者群體的經歷。因為上海誕生了中國最早的癌癥患者互助組織，我采訪這個組織里的一些抗癌明星，然后出版了這本書，用口述史的方法記錄下他們的故事。在這個過程中，我越來越意識到，敘事，無論對于患者而言，還是對于醫療本身，都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我更加投入地做醫療敘事這件事，一個更直接的原因是我母親去世了，她也是肺癌患者。在陪伴她走過整個治療到去世的過程中，有一個念頭始終在我的腦海里，那就是我們當下的醫學需要敘事，我們要看到病人，而不是只看到病。帶著這些經歷，我在上海師范大學開始推動相關工作。但我有一個更大的期待：敘事醫學目前主要面向醫生和醫學生，那么普通人、患者群體、家屬群體，能從中受益什么？

我現在在做一個癌癥的疾病敘事的文本庫，這件事跟我本身的歷史學專業有些距離，所以我請了中文系的同學一起參與。我希望通過積累更多疾病敘事的文本，推動疾病科普以另一種方式生長：不只是傳遞知識，而是讓更多人真正了解疾病，了解那些經歷疾病的人。特別是因為我們的學生主要是中文和歷史的師范生，其中80%-90%是要進入中小學去做老師的。那么能不能通過他們，把更多的生命教育帶給中小學生。這是我的理想目標。

回到今天的圓桌，剛才有老師提到，擔心文學在敘事醫學里作用有限。我不這么認為，或者說我認為，我們更要努力去推進文學在敘事醫學中的作用。因為我覺得故事也好，敘事也好，是能夠進入到人心的，或者說人類的本質其實是敘事性的。我們需要更多的人來閱讀、傾聽、共情。更何況我們現在還有創意寫作這個路徑：如果找不到我們想要的文本，我們可以寫。寫出我們需要的文本，這本身就是一種推進。

今天這個圓桌，敘事醫學和醫學人文所涉及的領域：哲學、心理學、社會工作、醫學、文學，以及親歷者和家屬——基本上都在場了。它同時屬于兩個層面：一個是科普的層面，一個是親歷者、寫作者、傳播者與研究者共同在場的敘事層面。那么我們有沒有可能，將來真正組建一個醫學敘事的團隊，把醫學與敘事結合在一起，做更多還沒有做到的事情？我由衷地期待。

（文稿整理：方益、余旭鑫、朱盈秋、張琮昊、于潤欣；現場拍攝：于潤欣、方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