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農業源氨氣和氧化亞氮排放對空氣質量和氣候變化的雙重影響早已引起學界關注，但在保障糧食供給的同時如何協調兩種氣體的減排行動，相關政策效果究竟如何，一直缺乏系統的定量評估。2026年6月22日，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雷宇研究員、鄭逸璇副研究員及 浙江大學楊武研究員 團隊在《Nature Food》期刊發表了題為《Policy synergies outweigh trade-offs for NH? and N?O co-control in China》的研究論文。他們構建了一套集成高分辨率排放清單與政策情景模擬的評估框架，系統回溯了2000年至2022年間中國六項重大農業政策對氨和氧化亞氮排放的實際影響，并提出了一個量化政策協同水平的評價指標。
研究團隊構建了一套覆蓋全國357個城市、包含19種作物和5類畜禽的排放數據庫，時間跨度為二十三年。研究團隊算出來的結果顯示，氨和氧化亞氮的排放量都在2015年前后到了最高處，之后掉頭向下，到2022年的時候氨比峰值少了16%、氧化亞氮少了30%。除此之外，在空間分布上也有明顯的變動：兩種氣體的排放重心都在往西北平移。西北地區農業活動在擴張，東南部水稻田的化肥用量卻在往下掉，尤其是長江中下游平原那一帶，單位面積化肥施用量在2015年到2022年間降了將近三分之一，而水稻的氨排放系數又比旱地作物高不少，造成了排放中心西北移動。
研究團隊以2015年為界把二十三年分成前后兩個階段來做對比，單獨估算了每一項政策在2014年和2022年兩個時間點上的減排量。團隊發現化肥減量方向的措施表現最突出，測土配方施肥和化肥零增長這兩項政策合在一起，包辦了2015年之后氨減排總量的98%和氧化亞氮減排總量的90%。
研究團隊發現糞污管理政策在減少氧化亞氮的同時反倒把氨的排放給提高了，2015年之后的第二階段政策讓氨多排了65吉克，氧化亞氮倒是減少了17吉克。究其原因，集約化養殖規模的擴大是氨增排最主要的驅動因素，貢獻了九成以上的增量。而秸稈綜合利用政策也面臨著類似的困境。政府的禁燒措施確實把氨壓下去了一些，但大量秸稈被翻進田里之后，土壤里面的氧化亞氮也跟著漲上來了。不過到了2015年之后，秸稈還田比例的提升速度已經慢下來了，氧化亞氮的增排幅度也隨之收窄。研究團隊還發現了黃淮海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這些非牧區在2015年之后的糞污管理政策已經逐步從權衡走向了協同，集約化家禽養殖系統里面的協同效果比散養系統高出將近四成。
此外，團隊發現為了應對非洲豬瘟造成的供給缺口而出臺的這項政策，讓2022年的氨多排了457吉克、氧化亞氮多排了43吉克，增幅分別達到了5.2%和4.4%。這個數字直觀地反映了糧食安全保障和環境污染控制之間那種客觀存在的現實張力。
面對這些矛盾，研究團隊在論文里做了一組強化情景的推演：算下來技術覆蓋率只要到25%，就能把糞污政策的協同指數從負值扳到0.32，跟化肥政策2015年以后的水平差不多持平。覆蓋率到100%的話指數能沖到0.43，反而超過了化肥政策。秸稈在目前綜合利用率已經達到政策目標的基礎上，把離田利用的比例再往上提四分之一，就能把秸稈政策的協同指數從負數扳正到0.09。
這項研究把中國農業活性氮排放過去二十多年的演變脈絡和政策驅動效果完整地梳理了出來。他們提出的協同指數評價方法，以后給農業環境政策做精細化設計和效果評估的時候也能派上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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