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流水的首相，鐵打的拉里。”自2011年就入住唐寧街10號，獲得“首席捕鼠官”稱號的網紅貓“拉里”，又見證了一位首相轉身離開。

6月22日，英國首相斯塔默在倫敦唐寧街10號首相府前發表講話。

6月22日，英國首相斯塔默宣布將辭去工黨黨首職務，在繼任者選出前，他將繼續擔任首相。他在演講快要結束時難掩哽咽，隨后與妻子相擁。

頗為巧合的是，6月23日，英國迎來脫歐公投十周年。2016年的這一天，英國就脫歐舉行全民公投，52%的投票者表示贊成，以此表達對國家發展道路及政客的不滿。這一出人意料的結果，成為“英國現代史上影響最深遠的轉折點”，也打開了英國政治的潘多拉魔盒。

十年來，英國先后經歷了6任首相，無一能在下議院保持多數席位并做滿完整任期。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背后，或多或少都與脫歐及其潛在影響有關。如今，斯塔默也即將下臺，這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暗有規律可循？

痼疾還在那里

再過些天，斯塔默原本可以迎來執政兩周年。他在2024年7月初的大選中以“改變”為口號打敗保守黨的蘇納克，帶領工黨重新上臺，承諾推動經濟增長、改善公共服務、控制非法移民。但是，效果不如人意。

上海外國語大學歐洲研究所執行所長胡春春表示，斯塔默領導的工黨在獲得良好的選舉開局后，未能如愿推進所許諾的“根本性改革”和“重塑公眾對政治的信心”，甚至采取了在觀察者看來有違工黨傳統的政策，如縮減社會福利等，導致普通工黨選民甚至認為斯塔默政府“比保守黨還壞”。工黨也在左翼政治領域失去了可信度。

這也不能完全怪罪于斯塔默。《紐約客》分析指出，無論哪位首相上臺，不論其個人天賦或施政傾向如何，都必須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政府每年超過一半的開支——約合6000億英鎊——如今只能固定流向三大領域：國民醫療服務體系、社會福利以及國債利息。這三項支出無論是絕對值還是占比都在不斷攀升，共同吞噬著國家在其他領域的施展空間。

從歷史的長周期看，人們曾寄希望于通過脫歐來解決英國的問題。但事實證明，離歐洲遠一些，問題并沒有減少，反而又催生出新的問題。

“10年來，脫歐鼓吹者所期望的擺脫歐盟財政負擔、讓英國更為富裕等目標并未兌現。”胡春春指出，英國雖然不再認繳歐盟的費用，但是這被自身稅收減少所抵消。

英國國家經濟和社會研究所估算，脫歐導致投資疲軟和貿易壁壘，英國國內生產總值損失2%至3%。此外，脫歐后英國企業面臨歐盟企業的競爭壓力變小，英國生產力發展速度也相應變緩。所有這些因素到2035年可能導致英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損失5%至6%。

“這里的國內生產總值損失并不是說絕對值下降，而是與不退歐時的發展預期相比。”胡春春表示，目前英國與歐盟雖然有自貿協定，但是貿易相關手續流程更為復雜。脫歐后英國致力于爭取美國市場，與新西蘭、澳大利亞、印度等國簽署新的貿易協議，但都無法真正彌補退出歐盟市場的損失。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2023年的一項研究表明，物價的增長讓普通人生活承壓，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食品價格上漲與脫歐相關。

移民達“歷史高點”

脫歐，也宣告英國政治進入長期不穩定狀態，這將進一步加劇社會的分裂。英國該不該成為歐盟成員、加入歐洲一體化進程，成為英國政治左右陣營分野的根本命題之一。

當前，保守黨仍舊沒有從之前執政失敗的混亂中恢復過來，工黨又大傷元氣，右翼民粹人士法拉奇所主導的“英國改革黨”已經成為支持率最高的政黨，英國傳統上由保守黨和工黨把持的兩黨政治事實上宣告解體。

胡春春指出，“英國改革黨”成功的唯一秘訣、也是脫歐的最大因素之一，就是掌握了移民話題的話語權。在脫歐公投時，限制歐盟境內人員自由流動、控制非法移民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公投走向。偏偏在這個問題上，英國在脫歐后未能明顯地“奪回控制”，2023年接納的移民甚至達到歷史高點。

胡春春認為，斯塔默政府的垮臺，不僅因為其社會政策不得人心而導致地方選舉失利，也與其未能有效控制選民最為關心的移民問題有關。當前，移民的主體已經從脫歐前的歐盟內移民變成非歐盟移民。

2025年9月13日，對移民持不同觀點的人們在倫敦的抗議活動上爭辯。

此間有輿論指出，英國人已經厭倦首相頻繁更迭，卻沒有帶來任何實質改變，這次必須有所不同，必須改變英國“支離破碎的政治”。

工黨內呼聲最高的是現年56歲的大曼徹斯特前市長安迪·伯納姆。他于6月中旬在補選中重返議會，意味著有機會與斯塔默一爭高下，被許多人視為壓垮斯塔默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他執政后也將面對和斯塔默一樣的結構性現實問題，這些問題顯然并非僅靠換掌舵人就能解決。

重新入歐的猜想

就在斯塔默宣布辭職時，唐寧街外突然傳來歐盟盟歌——貝多芬《歡樂頌》的旋律。英國媒體說，這是留歐派人士的一種表達，一種情緒宣泄，也是一種政治隱喻。

英國圍繞“脫歐是否正確”的爭論，10年來從未真正停止。最新的變化在于，脫歐的許諾未能兌現，再加上負面因素的增加，使得批判脫歐、重新入歐成為社會討論的話題，在政治上也不再是禁忌，甚至卷入工黨內部權力競爭與英國對外戰略再定位之中。

支持重新入歐的首先是年輕人群體。2026年多個民調表明，在18至24歲年齡段有71%~86%的受訪者支持重新入歐。

胡春春認為，這是因為所謂的“脫歐一代”在當年公投時還未成年，只能被迫接受成年人的決定，長大后卻直接感受到脫歐的負面影響：英國經濟狀況不佳，年輕人缺少就業前景；無法享受此前在歐盟境內的自由流動權，學習、工作和定居等都受到限制；年輕人渴望更多的國際交往與合作，擺脫孤立狀態。

年輕人的訴求，暴露了脫歐公投的一個側面：脫歐與否不僅表現為政治的左右翼之爭，也表現為青年和老年群體之爭。年輕人重入歐盟的渴望，會不會直接傳導到英國政治？

胡春春認為，重新入歐的話題已然破冰，然而把重新入歐作為政治議題則面臨不小的挑戰。首先是競爭性政黨政治的內在屬性決定了政黨的“趨利”與“避害”傾向。具體到脫歐或者重新入歐，目前的執政黨工黨就面臨一個難題：根據民調和研究，工黨選民中當年有30%左右對脫歐投下贊成票。如果現在工黨決定重啟有關英國歐盟成員國身份的討論，一來有可能疏遠這批選民，二來可能引起黨內路線斗爭。

這種政黨邏輯不僅體現在斯塔默本人在擔任首相前后立場的轉換上，目前也為伯納姆所繼承。去年9月，伯納姆在工黨黨代會的活動上說：“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這個國家重新加入歐盟。”但是，目前他的態度明顯低調了許多，稱不想“重啟公投”，“如果我們繼續爭論下去，英國將永遠陷入僵局”。

行人走在英國倫敦橋上。

胡春春表示，在與英國改革黨的競爭中，工黨和保守黨都極易落入一個陷阱，即A黨模仿B黨主張的結果是“原創者”即B黨獲益。由于法拉奇從脫歐公投開始就綁定了“脫歐”“移民”等話題，所以一切相關話題的討論都會放大法拉奇主導的英國改革黨的影響力，同時社會意見分化也會進一步激化。

胡春春認為，斯塔默曾試圖模仿法拉奇的反移民語言，稱“政府再不作為，英國就要成為陌生人的國家”，但是效果適得其反。法拉奇對此則毫不在意，因為他已經把話語從“脫歐”切換為“脫歐執行的不好 ”，呼吁更為徹底的脫歐。

而此番斯塔默政府的垮臺，也為英國是否重新入歐的討論投下了陰影。斯塔默政府與歐洲大國互動頻繁，尤其在俄烏沖突和歐美矛盾中顯然站在歐洲立場上，這是英國和歐洲多年未見的親密局面。

但胡春春指出，難以重啟公投話題還有一個技術性原因，即重新入歐的談判可能比脫歐復雜和困難得多。歐盟方面表示隨時歡迎英國改變脫歐立場，但拒絕英國像之前一樣尋求特殊地位、挑三揀四，必須全部接受與其他成員國一致的條件，法國尤其看重這一點。就當前情況而言，英國社會對于歐盟內部自由流動、英鎊地位和英國財政自主性的理解恐怕與歐盟的條件之間存在不小的差距。

隨著斯塔默辭職，工黨大概率將推選新人繼續執政，而右翼民粹勢力可能持續走強、未來入主唐寧街的前景，將給英國此前與德、法等歐盟重要國家達成的合作共識帶來不確定性。

文/曹元龍

（作者系光明日報記者）

責編/山羽

編輯/子晏、是元不是云

圖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