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6月22日，倫敦唐寧街10號門前再次響起“歡樂頌”。上任不到兩年的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在工黨內部“逼宮”壓力下宣布辭職。

如果從2016年卡梅倫因脫歐公投失利辭職算起，到現在的斯塔默，短短十年，英國已經送走了六位首相。

斯塔默做錯了什么？

斯塔默在辭職講話中歷數了自己的“政績”：經濟增長速度超過同類國家、工資漲幅持續跑贏通脹、國防開支創下冷戰以來最大增幅、國家醫療服務體系等待名單以17年來最快速度下降、非法穿越英吉利海峽的小船數量減少、關閉了用于安置尋求庇護者的酒店……

但這些“成績單”并沒能挽救他的政治命運。工黨內部的“倒斯塔默”運動已經持續數月，5月7日的地方選舉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工黨遭遇歷史性慘敗，斯塔默的民調支持率跌至谷底。

斯塔默的倒臺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推手，曼德爾森丑聞。曼德爾森是工黨元老級人物，曾被斯塔默任命為英國駐美國大使。但媒體很快挖出，他與愛潑斯坦關系密切，后者因性犯罪案件聞名全球。這樁任命丑聞嚴重損害了斯塔默的政治判斷力形象，成為反對派和黨內“反叛者”手中的利器。

如果說，這些還都只是政治層面的廝殺，經濟和移民問題則讓斯塔默徹底失去了民心。2024年7月，斯塔默以“改變”為競選口號帶領工黨終結保守黨14年執政。他承諾推動經濟增長、改善公共服務、控制非法移民。

然而，這三個承諾，每一個都落了空。最致命的不是承諾未兌現，而是兌現的方式一再反轉。斯塔默試圖在嚴格控制公共支出和回應民生訴求之間尋求平衡，卻不斷陷入政策爭議。在移民問題上同樣如此，他一方面放棄保守黨執政時提出的遣送非法難民計劃，另一方面又收緊簽證，結果在左右兩邊都不討好。

一句話，想“走鋼絲”的斯塔默，最終卻被鋼絲“牢牢纏住了脖子”。

為什么英國換首相比換手機還快？

這背后是制度、黨爭和時代危機的三重共振。

首先從制度設計上來講，英國的首相就像是“CEO”，而不是“董事長”。英國首相并非全民直選，而是執政黨黨魁。一旦黨內認為首相成了“負資產”，換人成本極低。

保守黨有個“1922委員會”，只要15%的下議院保守黨議員致信主席，就可以觸發對黨魁的不信任投票。工黨門檻稍高，需要81名工黨議員的提名才能正式發動黨魁挑戰。所以，英國首相的“敵人”，往往不在反對黨，而在自己黨內。一旦首相未能在投票中獲得過半數信任票，就必須辭職，由黨內選舉新領袖。

相比之下，美國總統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任期固定為四年，議會對總統基本沒有約束力。一個可以被黨內同僚隨時罷免的首相，和一個擁有固定任期的總統——穩定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除了制度方面的原因，英國長期面臨低增長、高通脹、財政吃緊的疊加困境。產業空心化、代際財富鴻溝等根深蒂固的結構性難題，才是首相們如坐針氈的根本原因。

2025年英國GDP增速只有1.3%，IMF預測2026年進一步降到0.8%。目前，英國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幾乎已經達到了1:1。盡管日本、意大利、美國和法國等國的債務與GDP之比均高于英國，但英國的借貸成本更高。

眼下，79%的英國民眾不滿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質量，要求升級優化；同時59%認為賦稅過高。民眾既要北歐的高福利，又不愿承擔高稅收——這個矛盾本身就無法調和。當政府無法兌現期待，民眾便否定執政團隊。

換人就能解決問題嗎？

斯塔默宣布辭職后不到幾小時，安迪·伯納姆就正式宣布參選工黨領袖。這位56歲的前曼徹斯特市長被媒體稱為“北境之王”，是接替斯塔默的最大熱門。

他的優勢在于“曼徹斯特主義”路線，強調權力下放、住房、公用事業、交通和教育等基本服務。在很多人看來，這些問題遠比增長率、財政規則和抽象改革更貼近日常生活。

伯納姆說，英國需要“根本改變”。這句話未必已經是一整套治國方案，但它正好打在斯塔默的軟肋上。對疲憊的工黨來說，改變感和新鮮感本身就是一種資源。

但伯納姆也不是完美答案。一方面，地方治理的經驗不能平移到唐寧街。大曼徹斯特可以成為政治名片，卻不能自動變成全國執政方案。另一方面，伯納姆將面臨和斯塔默一模一樣的問題，高借貸成本、低經濟增長、財政空間有限。而且，伯納姆的左翼背景在工黨領導層中是少數派，工黨的右翼和中堅力量才是多數。

如果他想爭取這些人的支持，就得在政策上妥協，而這恰恰是斯塔默當年做過的事，也是斯塔默最終失敗的原因。更不用說剛剛拿下地方選舉大勝的改革黨，正在一旁虎視眈眈。

美國《紐約時報》22日評論稱，從某種程度上說，斯塔默的辭職是英國“脫歐”后新常態的一部分。“凸顯當今西方世界許多在任者面臨的巨大困境。每個人都懷揣著美好愿望上任，但隨后經濟增長乏力以及嚴峻的財政現實便會打得他們措手不及”。

唐寧街10號的大門開了又關，下一位走進這里的無論是誰，他面對的是一個債務高企、社會分裂、國際地位下滑的“英國病人”。治病的“藥方”到底在哪里，恐怕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說到底，英國需要的不是一位新首相，而是一場深刻的自我反思和定位。但這些問題，沒有一位英國政治家敢問。因為答案可能太痛苦了——英國大概率很難再撿起曾經的榮光。

編輯: 秦揚軻

責編: 趙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