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傅一波

十年前，英國人用一場全民公投選擇離開歐盟。十年后，英國首相斯塔默宣布辭職，成為脫歐公投以來第六位離開唐寧街的首相。

從卡梅倫因公投結果下臺，到特雷莎·梅、約翰遜等歷任首相圍繞脫歐問題艱難執政，再到如今工黨政府試圖重塑英國與歐洲的關系，過去十年間，英國政壇經歷了一輪又一輪震蕩與更迭。首相來了又去，但“脫歐后遺癥”始終是英國揮之不去的政治背景。

它不僅重塑了英國與歐盟的關系，也深刻影響了英國經濟結構、社會情緒與政治生態。貿易成本上升、生活開支增加、投資環境變化，成為許多英國民眾能夠切身感受到的現實；與此同時，圍繞主權、身份認同與國家未來方向的爭論，也從未真正平息。

最新民調顯示，55%的受訪民眾支持重新申請加入歐盟。英國民眾對脫歐的態度發生了顯著變化，這也讓英國再次站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英國會不會重新向歐洲靠攏？這場曾被視為“奪回控制權”的政治選擇，究竟兌現了多少承諾，又留下了怎樣的代價？

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圖源：受訪者提供）

圍繞這些問題，時代周報記者專訪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回顧脫歐的來龍去脈，解析英國與歐盟關系的新變化，以及脫歐為何至今仍在塑造英國的政治與社會現實。

脫歐后的煩惱

時代周報：6月22日，斯塔默宣布辭職。算下來過去這十年，英國已經經歷了6位首相。脫歐話題似乎貫穿了每一屆政府的執政周期。你怎么看待這種現象？英國過去十年的政治動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與脫歐有關？

崔洪建：斯塔默辭職和脫歐是有一定關系的。但本質上來看，脫歐其實是一個持續多年的過程。從2016年公投，到約翰遜政府時期的正式脫歐，整個過程對英國和歐盟來說都比較痛苦，雙方也難免積累了一些不滿和怨氣，關系也開始疏遠。

更重要的是，脫歐實際上是保守黨主導推動的政治議程，它不僅加深了英國與歐盟之間的隔閡，也進一步影響了英國國內政治。比如蘇格蘭獨立公投問題，以及北愛爾蘭邊界等爭議，都在脫歐過程中被重新激化。

脫歐對于雙方而言，是一次利益關系的重新分配，因此無論是在經濟、法律還是社會層面，都對英國產生了比較大影響。

不過，最近幾年情況有所變化。工黨政府上臺后，明顯希望修復與歐盟的關系，并推動雙方形成一種新的合作模式。盡管在短期內不可能重新加入歐盟，但英國正在尋求與歐盟建立一種新關系，可以簡單理解為一種“量身定制”的“親密伙伴關系”框架。

時代周報：從2016年公投到現在十年了，期間英國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多變化，具體體現在哪些地方？

崔洪建：如果從日常來看，脫歐最直觀的后果之一，就是民眾生活成本和企業經營成本上升，這也是許多英國民眾這些年來能夠切身感受到的變化。

舉個例子，作為歐盟成員時，英國雖然沒有加入歐元區，但仍然能夠享受歐盟單一市場帶來的便利。商品在成員國之間流通成本較低，沒有顯性的關稅和各種貿易壁壘。

脫歐之后，英國與歐盟的關系發生了變化。雖然雙方后來簽署了貿易協議，但英國已不再享有單一市場成員的待遇，貿易程序變得更加復雜，企業需要承擔更多報關、檢驗和合規成本。這些額外成本最終會反映到商品價格上，與民眾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商品所受影響尤其明顯。

倫敦城內的大橋（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傅一波/攝）

從企業層面來看，影響則更加深遠。英國脫歐后，失去了歐盟單一市場在商品、資本、服務和人員自由流動方面的優勢，英國企業經營成本相應上升，投資和人才流動必定受到很大影響。

不愿認錯的英國政壇

時代周報：從上述影響來看，脫歐實際上是一件百害無利的事。既然如此，當時英國為什么要選擇脫歐？

崔洪建：用一句俗語來講，脫歐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首先，從大背景來看，脫歐是在英國國內外矛盾交織的環境下發生的。當時，歐盟正處于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期。從2009年歐元區債務危機到2015年難民危機，歐盟連續遭遇多重挑戰，不少英國民眾開始對歐盟的發展前景產生懷疑。

與此同時，歐盟內部要求成員國共同承擔責任和義務，其中包括財政負擔以及難民安置等問題。而英國作為歐盟的主要經濟體，也是歐盟預算的重要凈貢獻國。因此，不少英國人擔心，如果繼續留在歐盟，未來的財政負擔會越來越重。特別是在難民危機背景下，歐盟正在討論要形成更加統一的移民和難民分擔機制，這樣的議題很容易引發英國國內不滿情緒。

圖源：圖蟲創意

另一方面，彼時的英國經濟表現相對歐洲要好不少，所以不少人認為，英國單獨發展會更好。這種對自身發展的信心，構成了支持脫歐的重要社會基礎。

不過，真正起到關鍵作用的，是當時保守黨內部圍繞歐洲問題的長期分裂。為了維持自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時任首相卡梅倫與黨內強硬脫歐派達成了一種政治妥協：舉行脫歐公投，以換取他們對自己領導權和未來選舉的支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項帶有強烈政治賭博色彩的決定。

但問題在于，當時包括卡梅倫在內的許多英國政治精英，其實并不認為脫歐陣營最終會獲勝。他們普遍相信，大多數英國選民仍然會選擇留在歐盟。因此，公投在很大程度上被當作一次解決黨內矛盾的政治工具。

這也反映出，當時英國政治精英對社會情緒的判斷出現了偏差。他們并沒有充分意識到基層民眾對于移民、經濟全球化以及歐盟體制積累已久的不滿。

所以今天來看，英國脫歐既不是單一因素導致的歷史必然，也不能簡單理解為一次偶然事件。它是歐盟危機、英國國內政治矛盾、社會情緒變化以及政治精英誤判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時代周報：既然英國精英階層逐漸認識到脫歐帶來的代價，為何不在后續進程中作出調整？

崔洪建：這就是咱們常說的“木已成舟”。盡管后來無論是卡梅倫本人，還是保守黨內部相當一部分政治精英，都逐漸意識到，舉行脫歐公投可能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但問題在于，公投結果既然已經產生，如果這個時候再試圖推翻公投結果，對于保守黨和英國政治體制而言，代價可能比脫歐本身更高。比如，支持脫歐的民眾必定會出現對執政黨的不信任和抗議。

這實際上暴露出一個現實問題：西方政治人物往往有犯錯的沖動，卻未必有承認錯誤、承擔責任的勇氣。對于保守黨而言，既然公投已經舉行、結果已經產生，那么再回頭就意味著要承認整個政治決策存在重大失誤。因此，很多人最終選擇繼續推動脫歐，而不是徹底推翻它。

更重要的是，當時脫歐派提出的一些論述本身具有相當的吸引力。比如，英國改革黨黨首法拉奇反復強調，英國脫歐后可以擺脫歐盟各種規則的約束，擁有更大政策自主權，可以獨立制定貿易、移民和經濟政策。這套敘事對于不少有民粹思想的英國選民而言，十分具有號召力。

即使今天回過頭看，英國社會對脫歐的評價已經發生變化，甚至有不少民調顯示支持留歐的人數已經超過半數。但現實是，執政黨最現實的考慮已不是是否“返歐”，而是在脫歐現實中如何降低損失、尋找新的發展空間。

時代周報：所以，脫歐就相當于英國政壇施政的一個前置條件？

崔洪建：至少從英國目前的政治生態和體制來看是這樣的。保守黨是脫歐的始作俑者，如果由它來反對脫歐，相當于自我否定。工黨雖然沒有對脫歐擔責的負擔，但也缺乏扭轉態勢的勇氣。因此，這兩大政黨能做或愿意做的，就只是在錯誤的決策結果中去維持現狀并修修補補。

時代周報：前面提到，若再公投，留歐派或將占優。選擇留歐的這批選民有何特征？

崔洪建：從民調和投票結果來看，脫歐與留歐陣營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的人群差異。不過，這種差異并不能簡單地用收入高低或受教育程度來劃分。

整體而言，像倫敦這樣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大城市，以及與歐洲大陸經貿、人文往來密切的地區來看，其中大多數人傾向于支持留在歐盟。原因很簡單，上述地區能夠直接享受到歐盟單一市場和人員自由流動帶來的便利，因此更容易感受到留歐的實際收益。

倫敦（圖源：圖蟲創意）

相比之下，英國一些較為偏遠的小城鎮和傳統工業地區，對歐盟的感受則沒有那么直接，反而容易受一些政客蠱惑把對現實境遇的不滿歸咎于歐盟。在這些地方，人們與歐洲大陸的聯系相對有限，很多人獲取外部信息的渠道也比較單一，因此更容易接受“英國應該重新掌握主權”“脫離歐盟束縛”等政治主張。

地域差異之外，蘇格蘭也是一個典型案例。蘇格蘭在公投中整體支持留歐，因此脫歐結果一度重新激化了蘇格蘭獨立問題。對于許多蘇格蘭選民來說，他們并不希望因為英格蘭多數選民的選擇而被迫離開歐盟。

不過，脫歐造成的影響并不是簡單的地域分裂，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社會撕裂。支持留歐和脫歐的聲音存在于英國社會各個階層、各個地區，甚至同一個家庭內部都可能出現截然不同的立場。

在這場爭論中，我認為脫歐派在政治傳播和輿論動員方面明顯比留歐派更成功。某種程度上，正因為他們最初處于相對弱勢地位，所以更善于動員支持者，也更擅長構建具有情緒感染力的政治敘事，并將這些問題濃縮成簡單、有力、容易傳播的政治口號。

相比之下，留歐派的論述雖然往往更理性、更符合經濟規律和政策邏輯，但他們強調的貿易便利、投資環境、國際合作等長期利益，不容易轉化為能夠廣泛動員選民的政治語言。

因此，脫歐公投實際上也是一場敘事能力和政治動員能力的較量。

英國地鐵上看報的民眾（圖源：時代周報記者 傅一波/攝）

時代周報：如果目光放到現在來看，你覺得脫歐對于英國而言是錯誤的選擇嗎？

崔洪建：這個問題取決于你用什么標準來衡量。如果只算最直接、最短期的經濟賬，那么脫歐派并非完全沒有道理。比如英國脫歐后，不再需要向歐盟繳納財政預算，這確實是一項現實收益。從脫歐派的角度看，這部分資金可以留在英國國內使用。

但問題在于，英國失去的并不僅僅是一項財政支出，而是一個長期形成、對自身相對有利的貿易和投資環境。相比于停止繳納預算帶來的直接收益，失去單一市場便利、貿易摩擦增加、投資吸引力下降等帶來的成本，往往是長期的、間接的，也更難量化。

當然，如果把身份認同、主權意識以及情感因素也納入考量，對錯就更難以判斷了。近年來不僅是英國，整個歐洲都出現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上升的趨勢。對于部分選民而言，脫歐本身已經超越了經濟利益計算，而成為一種身份認同和政治立場的表達。

能否回到歐盟，主動權已不在英國手中

時代周報：最新民調顯示，55%的英國人想要回到歐盟。英國政壇會否考慮重返歐盟？

崔洪建：我認為，至少未來十年內，英國重新加入歐盟的可能性非常低。

首先，要謹慎看待所謂的“民意變化”。事實上，在2016年脫歐公投之前，大部分民調都顯示留歐陣營略占優勢。這證明，民調有時候并不一定能夠準確反映投票的結果。

更重要的是，很多時候所謂“民意”并不是對某個具體方案的堅定支持，而是對現實狀況不滿情緒的投射。

當年支持脫歐的人，很多并非天然反對歐盟，而是不滿當時英國和歐洲面臨的各種問題，于是把這些問題歸咎于歐盟。今天支持重新靠近歐盟的人，也未必都是堅定的歐洲一體化支持者，其中不少人同樣是在投射對現實不滿，只不過這次他們把英國當前面臨的困難歸因于脫歐罷了。

因此，民調中留歐支持率上升，并不意味著英國社會已經形成了重新加入歐盟的堅定共識。

更現實的問題在于程序成本。脫歐本身是通過全民公投實現的，如果要推翻這一結果，理論上最具政治合法性的方式只能是再次舉行公投。問題是，沒有人能夠保證第二次公投一定會產生明確且穩定的結果。

英國政界之所以一步步走向脫歐，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政治人物不愿承擔風險和責任。如今無論是保守黨還是工黨，都不愿輕易重啟這樣一場可能再次撕裂社會的政治斗爭。

脫歐公投已經給英國社會留下了深刻裂痕。過去十年里，各方都在試圖修復這些分歧。如果現在再次舉行是否重返歐盟的公投，無異于重新揭開尚未完全愈合的傷口。對于任何執政黨而言，這都是巨大的政治風險。

即便撇開英國國內政治不談，歐盟的態度同樣是一個關鍵因素。

英國脫歐本身曾對歐盟造成不小沖擊。在歐盟的發展邏輯中，成員國退出的風險從未被認真考慮過。英國作為歐盟最重要的成員國之一選擇離開，對歐盟的政治形象和一體化進程都構成了挑戰。

因此，在當年的脫歐談判中，歐盟之所以堅持嚴格立場，一個重要考慮就是避免其他成員國產生效仿心理。換句話說，歐盟需要向內部傳遞一個信號：離開歐盟并不是一件輕松且沒有代價的事情。

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便未來英國有重新加入歐盟的意愿，歐盟也未必會敞開大門歡迎。加入歐盟本身就是一個復雜且漫長的過程，不可能像開關一樣，退出一次、再加入一次。

所以我認為，除非未來英國社會出現壓倒性共識。比如，遠超目前水平的大多數選民明確支持重返歐盟，否則英國主流政黨很難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推動重新入歐。

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英國更現實的選擇不是重新加入歐盟，而是在脫歐這個既成事實的基礎上，盡可能修復與歐盟關系，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機制。

英國（圖源：圖蟲創意）

時代周報：如果英國有機會回到歐盟，會對英國未來的發展會更好嗎？

崔洪建：討論英國是否應該重新加入歐盟，首先要回答的其實不是英國怎么樣，而是歐盟未來會怎么樣。

當年支持脫歐的人之所以能夠獲得廣泛支持，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們認為歐盟正處于持續衰退和危機之中。在不少脫歐支持者看來，英國繼續留在歐盟，就像留在一艘正在遭遇風暴的大船上，與其被動承擔風險，不如盡早離開，掌握自己的命運。

今天一些英國民眾開始重新考慮與歐盟的關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他們對英國現狀感到不滿。英國經濟增長乏力、生活成本上升、公共服務承壓，于是人們自然會產生一種想法：如果當初沒有脫歐，情況會不會更好？但問題在于，這種判斷往往只看到了英國，而沒有同時審視歐盟本身的現實狀況。

歐盟今天同樣面臨不少挑戰。無論是經濟增長、能源安全、產業競爭力還是移民問題，很多問題并不比十年前更容易解決。換句話說，即便英國當年沒有脫歐，也不意味著它一定能夠避開今天面臨的所有困難。

很多民眾的判斷更多來自切身感受，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切身感受往往也是局部和短期的。十年前，不少人因為對現實不滿而支持脫歐；十年后，又有不少人因為對現實不滿而開始懷念留歐。本質上，兩種情緒背后都是對現狀的不滿意。

從政策層面來看，脫歐確實是影響英國經濟和民生的重要因素，卻并不是唯一因素，更不是所有問題的根源。例如貿易成本上升、跨境物流變得復雜、部分商品價格上漲，這些確實與脫歐直接相關，因為英國已經不再屬于歐盟單一市場。

但近年來英國面臨的能源價格上漲、通貨膨脹壓力以及生活成本危機，又與俄烏沖突、中東局勢、全球能源市場波動等國際因素密切相關。這些問題不僅發生在英國，也同樣出現在歐洲大陸許多國家。

如果把英國當前遇到的所有問題都歸結于脫歐，實際上是一種過度簡化。正因為如此，我認為英國目前并不具備重新舉行“返歐公投”的政治條件。僅僅因為部分民調顯示更多人開始懷念留歐，就重新開啟一場足以撕裂社會的大規模政治動員，未必是理性的選擇。

對英國而言，更現實的路徑仍然是在脫歐既成事實的前提下，逐步修復與歐盟的關系，盡可能降低脫歐帶來的成本，而不是再次把國家拖入一場關于身份認同和未來方向的激烈對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