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新華社安曼6月24日電 中東戰地手記｜約旦產科醫生來信：廢墟下的新生
阿西勒·杰拉德
我叫阿西勒·杰拉德，是一名約旦婦產科醫生，原籍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圖勒凱爾姆，我的祖輩1948年作為難民來到約旦。2024年3月，在新一輪加沙戰爭爆發不到半年后，我作為志愿者，來到加沙地帶南部一家國際醫療隊野戰醫院工作。如今，已回到安曼的我寫下這封信，紀念那段時光，并期待重返加沙。
“加沙成千上萬的婦女正在遭受苦難，她們需要我。”當約旦醫學協會認為婦產科醫生在戰區并非優先需求時，我這樣告訴他們。
幾周后，“綠燈”為我亮起。
在此之前，我從未離開過我的孩子。2024年3月16日清晨，當要出發前往加沙時，我站在兩個未滿十歲的孩子面前，心像風中的燭光一樣搖曳不定。但我清楚地知道我是誰、從何而來。我明白，對故土的愛不只是嘴上說說，而是刻在骨子里的。
數據顯示，2023年10月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已造成超過7.3萬人死亡、17.3萬人受傷。
抵達加沙，就像踏入了另一個世界。
我工作的地方是位于加沙地帶南部馬瓦西地區的一家國際醫療隊野戰醫院。醫院由帳篷和拖車搭建而成，坐落在一個大型難民營中。帳篷里，我們迎接新生命的降臨；帳篷外，爆炸聲不時響起，死亡的危險如影隨形。
盡管資源匱乏，這所野戰醫院僅婦產科每天就要接待100到120名患者。在加沙工作那段時間里，我參與接生了500名新生兒，每天10到15名。
然而，產婦們都是在極不正常的環境下分娩的——基礎醫療物資極度匱乏，自然分娩止痛藥物完全斷供，剖腹產急救設備更是奢望。
還記得，一位孕婦來找我問診時，臉色煞白，血紅蛋白水平只有4g/dL。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這樣指標的孕婦都會被送進重癥監護室。但在加沙，她仍要為孩子們取水和找食物。
難民營條件極其惡劣。每個帳篷里通常住著一家十幾口人，帳篷只有一層薄薄的布料遮風擋雨。所謂廁所，不過是用汽車輪胎圍起來的土坑，供三四十頂帳篷里的人共用，難言隱私、衛生和尊嚴。
戰爭幾乎剝奪了準媽媽們的一切：常規檢查、充足營養、必要藥物，以及在平靜環境中孕育生命的機會。
有些婦女已經出血三個月。在加沙，沒有血液檢查，沒有實驗室分析來確定病因。即使能夠確診，也往往無法得到治療。血紅蛋白水平極低的孕婦甚至難以保證一天一頓飯。食物、干凈的水和營養補充劑的匱乏，使母親和新生兒都面臨著嚴重的危險。我們甚至不知道有些母親是否還能進行母乳喂養。
盡管環境惡劣，加沙婦女卻展現出驚人的韌性。她們熬著，撐著，不肯倒下。
“你為什么要在這種時候懷孕？”我曾問過一位孕婦。她瘦骨嶙峋，疲憊不堪。
她答道，戰爭奪去了太多孩子的生命，“這也算一種彌補吧”。
這個答案一直銘記在我心頭。我認識到，希望就像一條河流，即使在最堅硬的石頭上也能開辟出新的道路。
在加沙，她們稱我為英雄。但在戰亂中，她們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些貧血卻腹中懷有新生命的婦女；那些在尼龍帳篷中的簡易床上分娩的婦女……
作為戰爭初期進入加沙的阿拉伯女性產科醫生，我感到有壓力，這份重擔意義非凡。同為女人，我懂得她們。同女醫生交流也給了她們一份安全感。這個世界常常忘了，女性身體也有自己的需求——月經、荷爾蒙、懷孕、分娩，即使在戰火紛飛之時也從未停止。
很多男醫生都能勝任這項工作，但她們告訴我，“必須要有女醫生”。
如今，世界似乎將目光投向別處：新的新聞頭條，新的戰爭，新的危機，如同海浪沖刷沙灘般把人們的記憶抹去。但加沙的戰爭并未結束。
我期待著返回加沙。對我而言，重返那片土地，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份責任。（翻譯整理：何奕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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