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環球雜志）

2022年2月俄烏沖突爆發以來，“時代轉折”一詞頻頻出現在德國輿論場，被視為理解近年來德國內外政策變化及德國眼中世界變化的核心關鍵詞之一。2025年下半年以來，現任聯邦總理默茨更是在正式講話和官方文件中使用“時代斷裂”來解釋世界秩序和德國政府的行為動機。今年6月3日，德國“歷史性”落選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為“時代轉折”或“時代斷裂”再添一個醒目的注解。

2026年3月18日，德國總理默茨在位于首都柏林的德國聯邦議院發表講話 新華社/法新

在當日的投票中，德國的“競爭對手”（西歐和其他國家組）葡萄牙和奧地利分別獲得134票和131票，遠超德國的104票。按照規則，葡萄牙和奧地利第一輪就成功當選，德國則慘敗出局。而在2018年的選舉中，德國獲得了184個國家的支持。“德國未能獲得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席位，遭遇重大外交失敗。”英國《泰晤士報》網站點評說，這是德國首次在安理會投票中失利，對其全球地位造成嚴重打擊。

這場選舉引發的關注和解讀超出了選舉單一事件的范疇，也出乎德國輿論的普遍預期。選舉前，德國外長約翰·瓦德富爾還稱“感到（各國）對德國懷有基本的好感”；有輿論注意到不利因素，預測這會是一場很有可能要經過兩輪投票才能見分曉的“困難選舉”。那么，問題究竟出在哪里？世界眼中的德國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

“志在必得”

觀察人士認為，德國選前相對樂觀的預判不能說是盲目。

首先，這基于一種“歷史慣性”。自1977年以來，德國在“西歐和其他國家組”已6次當選，其上一次出任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是在2019-2020年。

德國認為自己理應當選的第二個理由也頗具說服力，即德國是聯合國系統排前列的出資國，其中包括其承擔的聯合國常規預算（位居美國、中國和日本之后），以及對聯合國難民署（UNHCR）、世界糧食計劃署（WFP）、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世界衛生組織（WHO）等聯合國系統機構和組織的自愿出資。德國也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重要出資國之一。單單就出資而言，德國無疑為聯合國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按照付出與回報（或者義務與權利）的正向關系原則，德國認為自己有資格在聯合國框架內占據相應的位置。

第三個理由則屬于德國的自我認知，即德國認為自己集“調解沖突所需的誠實、維護國際法所需的權威”于一身（德國《明鏡》周刊語），這不但與《聯合國憲章》宗旨完全吻合，而且，作為“聯合國所代表的有效多邊主義最盡力的維護者”，其實際表現甚至強于應該為安理會“癱瘓”負責的某些常任理事國。因此，德國申請成為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邏輯應該是，“德國進不了聯合國安理會是聯合國出了問題”，“沒有德國的安理會（運作起來）不會更容易”。

輸在哪里

德國官方首先把競選失敗歸罪于政治對手的阻撓。比如，有聲音認為，由于德國在俄烏沖突中已成為烏克蘭最大援助國，所以俄羅斯不希望德國進入安理會。瓦德富爾以確定的口吻稱，“我們發現俄羅斯針對我們做了工作。”

也有人認為技術性失誤導致了競選失利：奧地利和葡萄牙分別于2011年和2013年宣布參選“西歐和其他國家組”2027-2028年的非常任理事國席位，德國則是結束上個任期（2019-2020年）之后才宣布參選。也就是說，奧葡兩國的競選工作做得更為充分，很多國家的投票決定早已作出，德國實際很難扭轉劣勢。

此外，有德國輿論預感到，德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在目前以色列卷入的地區性沖突背景下，可能會成為德國最終獲得廣泛支持的障礙。不過瓦德富爾在敗選后否認這是主要原因，為德國的立場進行了辯護。

在6月10日的德國聯邦議院專題辯論中，反對黨德國選擇黨議員代表認為德國“對烏克蘭言聽計從”導致了其此次在聯合國的失敗；左翼黨議員代表認為，敗選原因在于德國在所謂維護國際法時“持雙重標準”以及近來的擴軍舉措；綠黨議員代表則認為，德國由于“沒有令人信服地支持人權和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才缺少支持。

國際輿論的分析重點基本集中于一點，即德國在巴以沖突、美國對委內瑞拉軍事行動、美以對伊朗軍事行動等熱點問題上的立場表明“德國政府會選擇破壞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或者“并不認真對待自己所聲稱的標準”，而這種做法至少已經體現在上一屆德國政府的外交風格中。

中國學者姜鋒在接受德媒《柏林日報》采訪時稱，國際社會已不再信任德國的外交政策。近年來，德國“大幅增加軍費開支，但同時削減了發展援助和氣候保護資金”，這一做法違背了德國自身的價值觀。德國道德化的外交政策無法保持前后一致，因此，批評者將其描述為“道義機會主義”。

作繭自縛

“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是德國外交的核心理念之一。這一概念的來源目前沒有確定說法，就其當下主要內涵而言，有分析認為，其思想內核源于二戰后美國主導建立的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隨著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美西方相對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持續下降。在此背景下，美國越發強調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目的在于維護自身不斷衰落的霸權。近年來，這一概念的應用蔓延至更多西方國家，德國可謂最積極的“推廣者”之一，同時也為這一概念注入了德國自身的理解。

今年2月，“德國國際政治與安全研究所”（SWP）出臺一份名為《德國外交政策與“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理念》的研究報告。通過梳理德國政府文件，報告指出，“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不能與國際法秩序或者“法治”劃等號，其實質是一個“模糊的政治概念”。

這個概念第一次在德國聯邦國防部發布的《安全政策與聯邦國防軍的未來白皮書（2016年）》中出現，此后成為德國外交和安全基礎性文件的標準表述，并圍繞著核心概念“基于規則”派生出大量新概念，如“基于規則的多邊秩序”“多邊嵌入、基于規則的多極化”“基于規則的海洋秩序”“基于規則的印太秩序”“基于規則的貿易秩序”“基于規則的空間與市場聯通和數字轉型”“基于規則的太空使用”等等。

在反對黨左翼黨通過聯邦議院程序問詢后，上一屆德國聯邦政府于2021年6月正式以國際法為參照，為“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下了一個定義——“‘國際法’和‘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這兩個概念是相輔相成的。其中，‘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是一個政治概念，而‘國際法’則是一個法律概念。‘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除涵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法規范外，還包括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規范、標準及行為準則。這一政治概念還涉及各類國際論壇平臺及其決策規則和談判程序。”

在國際層面，這一概念多年來都存在爭議，尤其是其預設了某種既定的規則，即指向美西方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實際目的在于規訓“挑戰和不遵守規則”“試圖制定新規則”的那些國家。

分析人士認為，作為政治概念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動機極不純粹，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德國把自己視為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維護者的認同敘事難以令人信服。一旦涉及特殊盟友如以色列、美國，或者盟友的敵人、自己參與制裁的國家如伊朗，相應規則就可以放寬標準或者隨意扭曲。

2023年10月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了一項巴以問題決議，譴責針對巴以雙方平民的一切暴力行為，要求人道主義援助能夠不受阻礙地進入加沙，投票中德國以決議沒有譴責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為由棄權。2025年6月，就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默茨在加拿大七國集團峰會期間接受德國電視二臺采訪時說：“這是以色列為我們所有人在干的臟活兒。我們也受到了那個政權的影響。”輿論嘩然。類似的例子有很多。

定位爭議

有分析認為，奧地利和葡萄牙勝選的另一個理由是兩國體量相對較小，或有中立的傳統，或有國際調停的經驗，這有利于代表小國的利益，在“大國競爭日漸主導國際格局”的背景下維持平衡。屬于“中等強國”、陣營立場相對鮮明的德國此時進入安理會，有可能使局勢更加復雜，導致格局失衡。

“中等強國”是近來國際輿論場不時提及的語匯，這一概念由來已久，但國際社會對此并無明確定義。當前語境下，一種解釋認為，它是一些有意愿也有能力參與國際秩序建構的國家在大國競爭、“時代斷裂或轉折”的背景下為自己重新發現的一個地緣政治概念。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今年1月在世界經濟論壇2026年年會上的演講被很多人視為“中等強國政治覺醒”的宣言。

卡尼認為，“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不外乎是一場舒適的“虛構”，因為最強者會根據自身利益隨意藐視規則，貿易規則的執行是不對等的，國際法的適用標準因被告或受害者的身份不同而有所區別。“美國霸權曾經提供公共產品如開放的海上航道、穩定的金融體系、集體安全，但這種交易已經不再奏效”，舊秩序已經結束。“中等強國”必須聯合行動，“因為如果我們不在談判桌上，我們就會出現在菜單上”。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德國從二戰結束以來始終待在美國保護傘下，如今，其在卡尼的演講中發現了自己苦尋而不得的戰略視野。然而，卡尼呼吁的所謂“中等強國戳破謊言”，“真正獨立”，聯合起來建立多元的伙伴關系，能否真的成為德國未來外交政策的支點？

德國聯邦政府2022年開始使用“中等強國”這一概念。德國聯邦總統施泰因邁爾2025年9月24日在德國外交協會70周年慶典上發表綱領性講話，將德國定位為“中等強國”。德國《國際政治季刊》2026年春季號甚至稱默茨為“中等強國總理”，因為他從2026年以來數次提出構建“中等強國聯盟”的構想。然而，當前語境下的“中等強國”，很可能同時要面對諸多小國的不信任與一些大國逼迫選邊站的雙重壓力。此次德國在聯合國選舉中落敗，隱約可以看出前者的蛛絲馬跡。而后者，則更好理解。

有批評聲音給出了一種邏輯。如美國學者邁克爾·貝克利撰文指出，“中等強國”的活躍實則出于焦慮。當前“霸權庇護正在減弱，超級全球化正在瓦解，高速增長正在放緩”，曾經風光無限的“德國模式”陷入停滯。文章表示，如果“中等強國”既無法獨立自主，又無法形成一個極點或者臨時抱團取暖，那么它們的宿命就是“無法選擇是否生活在一個等級化的世界里”，而“必須選擇一個更大的體系來依靠”，“中等強國”切忌“將自主的表演誤認為是實力的實質”。

經歷此番失敗，德國或許需要重新考慮自己在國際格局中的定位，以及相應的行為和指導原則。德國自2005年以來與巴西、印度和日本結成所謂“四國集團”（G4）小組，試圖推動聯合國安理會改革，認為“作出重要貢獻的國家和地區代表性國家”應成為常任理事國。今天看來，這就是典型的“中等強國結盟”行為。事實證明，多數國家，無論是小國還是大國，都對此表示反對。

分析人士認為，隨著時局的變化，隱藏在德國成功經驗和戰略思維之下的雙重身份幻象或將進一步顯現出來：面向自身歷史經驗，德國建立了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維護者的認同敘事；面向未來的國際秩序，德國試圖以“中等強國”的身份參與構建。而這兩種“身份”，本身也存在相互矛盾的成分。無數歷史案例告訴人們，走出幻象，方能更好地應對現實挑戰。就相關問題，德國將做出怎樣的改變，外界拭目以待。（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歐洲研究所執行所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