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黨的檔案事業的奠基人之一陳為人同志，于1927年5月至10月間在天津，任中共順直省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1926年7月，中共中央秘書處在上海成立，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前身，在其成立之初設立文書科，負責文件閱覽、保管、收發和油印密寫等工作。翌年10月，在文書科設立文件保管處，這是中央文庫的前身。

　　在津期間，陳為人還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即與韓慧英結婚，兩人不僅結為人生伴侶，此后更成為休戚與共保管中央文庫的戰友。不久，陳為人奉命到東北籌組中共滿洲省委，1927年10月任大革命失敗后第一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其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28年12月，陳為人在沈陽不幸被敵人逮捕入獄，關押7個月后經組織營救出獄并調往上海，先是參與中央軍事干部訓練班工作，后調《上海報》擔任經理。1930年9月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后，中央機關精簡機構，文件保管處撤銷，文書科科長張唯一將原文件保管處積存的、被稱為“一號機密”的二十余箱文件轉移到其租住的上海法租界愷自邇路（今金陵中路）順昌里的一幢獨立小樓中，黨的歷史上第一座秘密檔案庫就此建立，黨內習慣稱之為中央文庫。

　　1931年春，中央文庫的發展迎來重要轉折。這年4月，瞿秋白在周恩來的指示下起草《文件處置辦法》，制定了檔案文件的分類原則、編目要求、歸檔制度、銷毀規定、備份保存等規范性要求，成為此后管理中央文庫所依據的主要規章。就在是月底，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叛變，黨的機密暴露，多名干部被捕遇害，中央機關此后被迫從上海遷往中央蘇區。

　　也是在同一個春天，陳為人在上海法租界再度入獄，因遭受敵人嚴刑拷打，他感染肺病且雙腿麻木，后經黨組織營救，于是年底出獄。不久，在家中養病的陳為人在周恩來的指派下接手中央文庫的保護工作，并于1932年正式開始。那時，原文書科科長張唯一擔任中共上海執行局秘書處負責人，留守上海繼續領導白區中央機關的文書、機要與文件工作，仍直接領導中央文庫工作，成為陳為人夫婦的上線。

　　中央文庫的檔案也迅即完成轉移，從張唯一家搬運到陳為人家。陳為人和妻子韓慧英租了一棟獨門的三層小樓，開了一家湘繡店作為職業掩體。那棟三層小樓，第一層是客廳兼臥室，客廳即經營場所，第二層為臥室，第三層的閣樓暗藏機關，靠里墻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墻，兩墻當中存放檔案。這是一個儲藏室，也是一個工作室。斗室之間，陳為人夫婦開始了對文庫檔案的整理。

　　這些檔案數量龐大，有二十余箱兩萬余件之多，其中包含大量絕密文件，集中了黨的六大以前極為重要的材料。大致包括歷次代表大會形成的文件和會議記錄，1928年到1930年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中央各項決議、決定、綱領、宣言及通電、通告，中央與各級黨部的往來信件，共產國際與我黨的來往信函，中央蘇區文件和紅軍軍事文件，中央出版的黨內報刊，中央領導人的手稿，部分革命烈士的遺囑、遺墨和照片，等等。

　　張唯一負責中央文庫時期，檔案由少增多，尚在壘疊階段，只需存藏而未有整理之功，陳為人經手之后，任務不僅是保管更要整理。那還是檔案工作粗放的原始時期，全賴剪刀、糨糊的拼接與抄錄的徒手勞動，效率低下。陳為人肺病纏身，又加之不斷積勞，沉疴日重。

　　陳為人是檔案工作的一個拓荒者，為使檔案便于保存、轉移與利用，他給其物理瘦身，剪去文件四周空白紙邊，或重新抄錄而使厚紙變薄，將大字寫成小字，這樣檔案體積變小、重量減輕。檔案的抄錄還包括對曾經偽裝的文件進行還原，即將密抄在小說、報紙上的秘檔用藥水顯影，將隱形文字再謄抄到普通紙張之上，這些不厭其煩的工作，就是為了檔案能夠利用。陳為人還根據《文件處置辦法》，將檔案系統整理，按性質、內容和涉密程度分為6類13個部分并編寫詳細目錄，目錄又分為總號和分號，以阿拉伯數字和英文字母加以區分，這樣可以保持文件的時間順序，同時又能在一個目錄上按類區分。這個目錄標明了文件的總數，也厘清了屬于各類問題的文件的數量。

　　黨中央1933年遷至瑞金后，上海仍籠罩在極度的白色恐怖之中，國民黨特務密布全城，顧順章叛變的余波不平，黨組織接連遭受打擊。1934年，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與盛忠亮先后被捕，黨的財務部門與秘密電臺均遭破壞，多處機關單位被摧毀，白區工作陷入低潮。1935年2月，秘書處負責人張唯一和前去接頭的韓慧英先后不幸被捕。

　　妻子出事后，陳為人也有被捕之虞，為了中央文庫的安全，他被迫獨自帶著三個孩子和兩萬余份文件迅速轉移。中央文庫開始了最為艱難的孤島守護時期。當時黨內有專門的秘密工作條例，其中明確隔離與偽裝原則，即為防止人員復雜而致暴露，存放檔案必須用單幢房子。這還不算，租賃房子還得有鋪保（即擔保人）。陳為人既無鋪保，更無租金，他想盡辦法才在小沙渡路合興坊15號（今西康路聯誼西康大廈）找到一幢免鋪保的二層樓房，租金每月高達30塊銀元。韓慧英離家那天，家里連一塊錢都沒有了，韓慧英和張唯一交接，其中一項內容就是去取經費，而經費來源中斷，陳為人的租金不知從何而來，因史無記載，現已無從知曉。

　　房子租下，還要偽裝，當時要求秘密機關必須家庭化和社會化，機關人員要有職業，陳為人化名張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出現；他還要盡快找到一個女人組成完整“家庭”，一個獨身男人帶著三個孩子，顯得形跡可疑。

　　陳為人找到從前在獄中結識的湖南同鄉李沐英。李沐英帶著一個男孩來，這個“家庭”就又多了一個孩子。人口多，他們只好以典當為生。當時一樓陳設裝成有錢人家的樣子，客堂的窗子是朝弄堂外開的，來往的人可以看到里面的擺設而不至于懷疑。二樓的家具逐步變賣一空，鬧鐘、皮大衣、電風扇、燈等都拿到當鋪換錢，連破布鞋甚至鐵皮罐頭之類的零星雜物都快賣光了。為了不讓房東察覺而生疑，陳為人常在飯上蓋一片干魚，把飯端到樓上吃，那片干魚足足用了一個月之久。其實“全家”每天僅以兩餐山芋粥充饑，孩子們饑餓難熬，陳為人貧病交加，頻頻吐血，也只能把蘿卜當水果吃，聊以潤肺而已。

　　李沐英托在培明女中任訓育主任的表姐羅叔章幫忙，在這所女中的附屬小學謀到教職，每月工資20元，她只取9元吃飯2元零花，其余全用來維持開支。雖如此，仍不能解決房租問題。陳為人只得寫信給時在河北正定省立八師附小任教的妻妹韓慧如，告知其姐“病重”，要她前來“看望”。韓慧如來滬后，頂替了李沐英的位置，充當“家庭主婦”的角色，承擔起料理家務、照顧孩子的責任。最令人感動的是，韓慧如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積蓄300塊銀元，雖然這只夠交10個月的房租，但可解一時的燃眉之急。

　　這時檔案的整理依然繼續進行，陳為人指導韓慧如開展工作。在不斷減少文件體積的同時也減少箱子數量，騰出的箱子可賣錢買米。深夜，有些紙張還得燒掉，就將紙灰一點點倒在廚房間的陰溝里沖走。陳為人肺病本就嚴重，饑餓和積勞更使他舊病加劇，身體每況愈下，骨瘦如柴，咳血不停，他卻擔心著檔案受損。上海氣候潮濕，檔案長期壓箱會受潮粘連，乃至霉變、蟲蛀，為此他還要不斷地翻箱檢查、通風，并在其中夾上煙葉以防蛀防霉。中央文庫已成為他生命的組成部分。

　　關押數月的韓慧英因無口供和人證而無罪釋放，1936年初出獄，后經羅叔章介紹，到培明女中附小教書。

　　1936年4月，馮雪峰受中共中央派遣從陜北抵達上海，重建上海黨組織與中央的聯系，其間，他與特科上海辦事處的徐強接上關系，并向其下達明確指令，要求不惜一切代價查訪陳為人和中央文庫的下落。當時培明女中附小內有一名地下黨員叫毛道遜，他與韓慧英接上關系，又與特科上海辦事處的徐漢光取得了聯系。徐漢光由此得到中央文庫的消息，此后經過多次傳遞聯絡，最終使得其堂兄徐強與陳為人成功接頭。

　　陳為人的肺病日趨嚴重，而文庫檔案完好無損。為了陳為人的身體也為了文庫的安全，徐強決定立即轉移全部文件。1936年底的一天，陳為人把整理完畢的六箱檔案裝在四個大皮箱里，親自押送兩輛三輪車，將其送到法租界愷自邇路順昌里7號一棟石庫門房子里。整個過程利用普通三輪車作為交通工具，偽裝成私人搬家，是為避免引起巡捕房注意。巧合的是，1930年中央文庫檔案遷移出中央秘書處，就是搬到法租界愷自邇路順昌里的一幢小樓中，這次轉移又是搬到順昌里，前后兩次安置竟在同一個弄堂，中央文庫完成了驚人的地理回歸。

　　交出文庫后，陳為人如釋重負，卻也一病不起。長期的饑餓加營養不良，高度的緊張和超負荷的工作，都在加重他的肺病。但足以令他欣慰的是，在中央文庫交接之前自己沒有倒下。陳為人無時無刻不在做著準備，在編輯文庫的索引目錄之外，1936年6月14日，他還專門撰寫了一份《開箱必讀》，這份文件又分為“開箱注解”和“裝箱記”，成為中央文庫將來利用的指導性文件。

　　為挽救陳為人的生命，黨組織不惜代價，將他送到廣慈醫院救治。但因怕花錢，陳為人兩度從醫院跑回家中。組織上只好同看弄堂的老金頭商談，將隔壁17號房2樓小亭子間作為陳為人養病之所，又派來一個名為李德生（當時化名紀綱）的中醫，給陳為人開藥方子治病，但因沉疴太久，也無濟于事。1937年3月13日，年僅38歲的陳為人與世長辭，靈柩寄存于上海斜橋湖南會館丙舍。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戰爆發。未久，在淞滬會戰中，上海斜橋湖南會館毀于戰火，陳為人的遺體下落不明。在陳為人去世之后，從1937年到1949年，在漫長的12年里，在黨的領導下，又有多位黨員接力守護中央文庫。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14日，地下黨員陳來生將全部文件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并由上海市委轉交華東局辦公廳。1950年2月，全部文件運往北京，上交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1959年中央檔案館成立之后，中央文庫的全部文件成為鎮館之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