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的一個清晨，霧氣剛散，北京西城區的電車站來了一位穿中山裝的瘦高老人，他把車票攥在手里，遲遲找不到方向。售票員好奇地問：“同志，要去哪兒？”老人笑得有些不好意思：“東冠英胡同，怕認錯路?！睕]人想到，他正是被特赦不足兩年的前清宣統帝溥儀。

那會兒，溥儀已在北京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做資料整理。公家給他分了東冠英胡同40號的一間小四合院，進門就是一棵老槐樹，格局普通到讓許多前來探望的老熟人愣住——昔日龍椅上的人，此刻在不足百平方米的院落里手捧痰盂，忙著澆花掃地。

生活的跨度巨大。1959年特赦那天，他踏出撫順高墻時兜里只有一本“特赦證”。幾年后，工資每月百余元，扣完伙食和買書的錢也所剩無幾。鄰居見他用搪瓷碗吃雜糧饅頭，總以為是“演戲”，可他認真得很，從不越規。有人打趣問：“愛新覺羅先生，手上總有幾箱珠寶吧？”他只是擺手，“那都是博物館里的東西?！?/p>

溥儀的“馬大哈”也常鬧笑話。第一次去食堂，排到窗口才發現忘帶飯票；自來水龍頭怎么擰，他得先看看旁人示范。文史委里頭的沈醉、杜聿明見狀，一人牽一只胳膊教他：“這邊領筷子，那邊交票，丟不了?！?/p>

溥儀最大的一次“迷路”，發生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他獨自走到乾清宮陳列柜前，盯著自己當年的寶座發呆。保安上前詢問票根，他翻遍衣袋，竟把門票當書簽夾在了口袋本里。那一刻他嘆口氣：“過去的我，早沒了?！?/p>

就在這種略帶笨拙的節奏里，他遇見了李淑賢。1962年春，文史委的同事周振強拿來一張護士工作照，本是想撮合自己的同鄉，結果被溥儀先看中。相約第一次見面，地點選在西單某工會俱樂部。溥儀穿灰呢大衣，提前半小時到，在門口踱了十三圈。李淑賢一來，兩人從護心鏡談到針灸，從《本草綱目》聊到北平的杏花。不到半月，兩人定下終身。

成婚時的嫁妝極其簡單：單位分的半舊單人床、書桌一張、暖水瓶兩只。李淑賢后來笑說：“皇帝家底就這點兒？”婚禮當天，杜聿明送了條紅圍巾，沈醉送了本影集，屋里連樂隊都請不起，靠手風琴撐場子?？射邇x明顯興奮，一連敬了所有同事茶水，反復說“我這回是真人了”。

甜蜜歸甜蜜，裂痕也在。李淑賢渴望孩子，卻發現丈夫偷偷打激素針。質問之下，溥儀跪地直喊：“瞞你是怕你走！”這幕被鄰居小張看見，第二天就傳遍胡同。李淑賢氣得收拾包袱要搬回娘家，后來還是周總理親自把兩口子請到人民大會堂，一句“全中國的孩子都是我們的孩子”讓她心頭一軟，才算重歸于好。

身體狀況卻不講情面。1964年冬，他突發血尿。協和醫院初診誤判是輕癥，拖了數月，到再檢查時，醫生面色凝重：“是腎癌，已擴散，需切除。”手術后，溥儀只能靠止痛針度日。李淑賢24小時守著，換湯、量體溫、記藥表，連單位也請了長假。有人問她值不值，她沒正面答，只說：“他對我好，我得還。”

1967年夏末，北京悶熱。七月底，溥儀扶墻看院中那棵槐樹，低聲說：“也算活夠了?！崩钍缳t忍不住紅了眼，他擺手制止：“別哭，我這輩子最后悔是拖累了你?！?月后病情驟轉，10月17日凌晨，他在微弱的燈光下合上雙眼，終年61歲。第二天，人民日報發布訃告，稱其“作為新中國公民逝世”，悼詞簡樸，卻給足了體面。

外界更關心的是錢。坊間盛傳東冠英胡同地底埋著龍袍、夜明珠，甚至有人翻墻來挖。結果翻遍屋子，找得到的“貴重物品”只有一個紅木大衣柜——還是婚前由文史委撥給的舊貨。銀行存折上，余額為308元4角5分，外加十幾本買書的發票。李淑賢把這些交給街道備案，然后繼續當護士，月薪54元，日子跟普通職工無異。

有人替她惋惜，她卻擺擺手：“錢多錢少，飯總得一口口吃。”多年后她回憶，當年溥儀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我現在只有一個身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边@張新身份，在東冠英胡同的磚墻里，在每月按時發放的工資里，在那本307號存折上，都已寫得清清楚楚。

溥儀走后，院中槐樹依舊年年開花。院門口的門牌上，40號幾個白漆字漸漸剝落，與院里那只老舊大衣柜一樣，靜靜見證了末代皇帝最后六年的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