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單方面免簽的國家已經做到50個，全球一大圈朋友來華，掃個護照就能說走就走。

偏偏這個時候，印度人跑到中國使領館門口，卻發現自己不但排不上“免簽”的隊，簽證還越來越難拿，旅游簽拒簽率沖到接近40%，商務簽也一路升高。

中國對外公布的單方面免簽國家已有50個，互免國家有29個，對這些國家的普通游客來說，只要符合基本入境條件，就可以直接飛來中國。

同一時間里，印度這邊的感覺就完全不同。簽證服務機構的行業數據很直接：2026年1月，印度公民申請中國旅游簽證的拒簽比例逼近40%。

也就是說，10個人興沖沖遞材料，大約有4個人收回的是拒簽結果。更扎心的是商務線。

以前每年在上海舉辦的國際醫藥原料展，會吸引大量印度原料藥企業、化工企業參加，中印企業坐下來談訂單是常態。

過去這些同行跑商務簽，被拒的大概是“1成多”，整體還能接受。今年情況變了，同類商務簽的拒簽比例直接漲到“將近4成”。

這種落差擺在行業里，很快就能看出影響：原來每次一批熟面孔的印度老板飛上海見客戶，這次不少人連機票都不敢買，因為很可能簽證過不去。

結果就是，部分印度企業只能眼看同行去中國參展、談合作，自己在國內干著急，這種挫敗感就自然會向外轉為抱怨。

表面看，這是中國突然“收緊對印簽證”。但如果只盯著結果，不看過程，就會誤判方向。

因為同樣是在2026年前5個月，中國發給印度公民的各類簽證總量，其實是同比增長了超過160%。

也就是說，簽證中心并沒有“關門”，而是“人比以前多太多”，再疊加審核變嚴，才會出現“總量暴漲、拒簽也增加”的局面。

這一點很關鍵：當申請規模超過正常經貿、觀光需要太多時，任何國家都會去問一句：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真正來參展、旅游的，有多少是沖著別的目的來的。

中國這幾年面對的，就是這樣一股混雜著正常交流與高風險人群的簽證潮。

很多印度媒體把矛頭對準一個新要求：銀行存款門檻。按照駐印使領館新近執行的規則，要申請來華簽證，申請人最近3個月的銀行活期賬戶里，需要一直維持不少于10萬印度盧比的余額，大概折合8700元人民幣。

真正“卡人”的地方，在于兩個詞：活期，連續3個月。

以前不少印度人辦簽證，習慣是材料之前先“走流程”：臨時找親戚朋友湊一筆錢，集中打進賬戶，流水一打印，好像也“有存款證明”了。

現在則完全不同。新的在線預審系統會看的是3個月內賬戶變化，如果資金是突然在幾天內暴增，之前長期余額很低，就會被系統直接判定為高風險賬戶。

這樣的流水擺在后臺審核員面前，往往就是拒簽結論，根本沒有什么模糊空間。

對不少中國人來說，工資打卡、理財、活期加定期是最常見的組合，賬戶里長期放幾千、上萬的情況很普遍。而在印度很多地區，情況截然不同。

因為長期外匯控制嚴格，加上不少底層與中小商戶對金融機構缺乏信任，當地很多人更愿意把錢換成現金、金飾、黃金存放家里，或者通過非正式渠道周轉。

銀行活期賬戶往往只是走必要程序，很少有長期的大額余額。

在這種背景下，10萬盧比的“連續3個月活期余額”不再只是一個數字門檻，而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門檻。對那些原本就經常和銀行打交道、有正式賬面的中大型企業來說，這個條件不算難。

但對大量以前通過旅行社打包材料、走快捷渠道的小企業主來說，就會感到困難重重。尤其是原來靠“突擊湊存款”過關的方式，一下子被系統看穿，就意味著老路走不通。

對印度媒體來說，這一條很難在報道里展開講，因為一旦把“現金社會、黃金社會、外匯控制”等問題攤開，就會觸及本國金融與監管的結構性矛盾。

于是輿論更愿意用一句“提高門檻、故意刁難”來概括。在信息流傳播邏輯下，這樣的說法傳播速度往往更快，也更容易引發情緒認同，但對問題本身的解釋力并不強。

過去兩年里，在印度某些邦，圍繞“來華簽證”的灰色產業鏈已經相當成熟。從偽造中國企業的商務邀請函，到制作虛假的行程安排，再到捏造看上去很漂亮的銀行流水，這類服務可以打包出售。

花的錢不算特別大，但能把一套材料做得“紙面上很齊全”。對普通申請人來說，這種路徑很有誘惑力：少跑腿、少準備真實材料，又有“中介”幫著打點。

但當2026年對印簽證整體發放量在短時間里同比上漲超過160%，并且越來越多申請集中在個別行業和路線時，中國方面就很難假裝看不到風險。

尤其是，當部分申請人在拿到簽證后，并沒有按照材料上寫的那樣來旅游或參展，而是進入中國境內后直接找工作、長期滯留，這就不再是簽證業務問題，而是社會治理問題。

在這一點上，中方表態一直比較克制，并沒有在公開話語中去指責或放大某個國家的問題。

反而是印度內部輿論更容易把事情簡化為“被區別對待”“被刁難”，這樣確實更容易傳播，但對真正想來中國做生意、讀書、旅游的普通印度人來說，并沒有任何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