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得角的世界杯童話之旅即將迎來新的篇章。荷蘭時間今晨在與沙特阿拉伯0比0戰平后，該球隊現在可以全力備戰下一輪與世界冠軍阿根廷的比賽了。

佛得角世界杯陣容中有六名球員來自荷蘭的鹿特丹。蒙泰羅（Monteiro ）和戴隆·利夫拉門托（Dailon Livramento），以及德羅伊·杜阿爾特（Deroy Duarte ），都在與沙特阿拉伯的比賽中首發出場。拉羅斯·杜阿爾特（ Laros Duarte ）和加里·羅德里格斯（Garry Rodrigues ）在下半場中段替補登場。西德尼·洛佩斯·卡布拉爾（Sidny Lopes Cabral ）因停賽缺席了這場比賽。

首次亮相世界杯決賽圈的佛得角隊在首場比賽中與西班牙隊0比0戰平，令對手和朋友都感到意外。隨后，他們又以同樣出人意料的2比2戰平烏拉圭隊，昨晚又在與沙特阿拉伯隊的比賽中0比0戰平，拿到第三分。這足以讓他們獲得小組第二名，并有機會與梅西和他的隊友們進行一場歷史性的對決。

據效力荷蘭茲沃勒PEC隊的中場球員蒙泰羅透露，盡管外界對他們的期望不高，但佛得角隊始終充滿信心：“你必須相信自己，并竭盡全力去爭取積分。從友誼賽開始，我們就一直在這樣做。我現在感覺棒極了，無比開心。”

想到即將對陣阿根廷的比賽，蒙泰羅的笑容越來越燦爛：“那簡直是夢想成真，對手可是世界頂級強隊之一。我們始終堅信自己能夠做到，足球是圓的。”

利夫拉門托的笑容也同樣燦爛，他在對陣沙特阿拉伯的比賽后自豪地說：“我們正在創造歷史。我想梅西肯定看了我們的比賽；這是一場巨大的挑戰。又多了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也是展現我們實力的機會。我們會給他們制造很大的麻煩。”

利夫拉門托也十分享受看臺上的景象。看臺上擠滿了球迷、家人和朋友，營造出一種歡樂的氣氛。“我現在可以回到球場，靜靜地坐下來，看看他們是如何慶祝的。無論是老人還是年輕人，這都將是一段永生難忘的經歷。我想他們比我們更享受這一切。”

佛得角國家隊主教練布里托（Pedro Leit?o Brito）用盡各種贊美之詞來形容佛得角在世界杯上的驚艷表現，他在對陣沙特阿拉伯的比賽后說：“球隊渴望向全世界展示我們的實力，我們為已經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我們是一個小國，但我們會為了我們想要實現的目標而奮斗。對我們來說，一切皆有可能。”

這位國家隊主教練還展望了與阿根廷的比賽：“我們和他們關系很好，因為很多佛得角人都在那里生活。我們將要和梅西交手，每個人都知道這意味著什么。”

荷蘭國腳遇險記

時隔66年，荷蘭國家隊再次在墨西哥參加國際比賽。而上一次，橙衣軍團險些遭遇空難，其后果至今仍影響著一些人。

當年的國腳斯瓦特（Sjaak Swart）至今仍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景：機組人員的恐懼，隊友們的慌亂，以及當時的國家隊主教練埃萊克·施瓦茨（Elek Schwartz ）突然短暫地講了話。斯瓦特回憶道：“我清楚地記得他用德語說的話：‘Jungens, dit ist unze letzte Reise’（小伙子，這可能是我們最后一次旅行）。”

“我們在紐約轉機后再次起飛，前往墨西哥參加我的第一場橙衣軍團國際比賽。我當時只有21歲，但我身后坐著一些有三四個孩子的球員，他們當時非常難過。這完全可以理解。我也一樣。”

當時飛機上共有16名橙衣軍團球員。當年的1960年6月26日，荷蘭隊要到墨西哥城與墨西哥隊進行一場友誼賽。自2026年3月基斯·庫伊斯（ Kees Kuijs）去世后，現年87歲的斯瓦特是當年16名球員中唯一健在的，也是唯一的一個還能回憶起“那次噩夢般的飛行”的人。

當年，荷蘭隊——包括基斯·里弗斯（Kees Rijvers）、亨克·格魯特（Henk Groot ）和托尼·范德林登（Tonny van der Linden）等球員以及斯瓦特。他們要從阿姆斯特丹飛往墨西哥城，但是中途必須轉機。在紐約轉機后，他們搭乘一架墨西哥飛機繼續旅程。起飛十五分鐘后，問題就開始出現了。

“關于當時究竟發生了什么，說法不一。”曾撰寫過多部關于荷蘭國家隊的書籍的荷蘭記者韋爾卡曼（Matty Verkamman）說，“我聽說其中一個引擎冒出了煙。可以肯定的是，引擎出現了嚴重故障。飛行員調轉機頭，希望能安全返回紐約。”

斯瓦特沒有看到任何煙霧，“反正也不可能看到，因為我當時主要盯著地面。飛機一直在往下墜，一段一段地往下掉。我當時想：我們什么時候才能著陸？太可怕了。”

與此同時，紐約開始起霧。第一次嘗試降落時，發現飛機不在跑道上空，于是在最后一刻再次拉起。

第二次嘗試成功了。

斯瓦特回憶起飛機降落后，他和橙衣軍團的隊員們坐在紐約漆黑的機場里：“沒人想再坐飛機了。有人問能不能安排船只回家；如果需要的話，我甚至愿意騎自行車回家。”

最終，橙衣軍團不得不再次登上飛機，之后他們終于在清晨抵達墨西哥城，盡管延誤了很長時間。

斯瓦特說：“飛行途中還遇到了雷暴，真是雪上加霜。我幾乎沒睡，但我們當天下午還要和墨西哥隊比賽。”

荷蘭隊球員們仍未從長途飛行的疲憊中恢復過來，加上睡眠不足，當天下午在大學體育場（Estadio Universitaria）面對68000名觀眾，面對墨西哥隊，我們幾乎毫無還手之力。天氣酷熱難耐，而墨西哥城海拔超過2000米，空氣稀薄。

斯瓦特回憶道，“中場休息時，我們的大部分球員都插上了氧氣機。情況糟透了，我們最終以1比3輸掉了這場友誼賽。”

據了解，當時體育場內并沒有荷蘭記者，但由于荷蘭國家通訊社ANP的“特別報道”，這場比賽的報道還是出現在了荷蘭報紙上。

荷蘭報紙《Het Parool》的標題是“荷蘭國家隊在惡劣條件下以1比3落敗”。《Algemeen Dagblad》則討論了“無情的烈日”以及左邊鋒基斯·里弗斯的糟糕表現。

另一方面，年輕的右邊鋒斯瓦特憑借幾記“精準的射門”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報紙上對那次可怕的飛行只字未提，但在荷蘭，事實證明，這件事確實給一些隊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記者韋爾卡曼指出：“幾名荷蘭國家隊球員因此患上了飛行恐懼癥。”

斯瓦特就是其中之一。作為阿賈克斯和國家隊的球員，他仍然需要經常乘坐飛機參加國際比賽。但每次登機，他都感覺“好像有個100公斤重的人”壓在他的脖子上。偶爾，他會被允許坐在飛行員旁邊。這能緩解一些緊張感。

退役后，斯瓦特有十四年沒有坐過飛機。1987年，當他的俱樂部阿賈克斯在雅典參加歐洲優勝者杯決賽時，他終于克服了飛行恐懼癥，但從未徹底擺脫它。 “一小時的飛行勉強可以接受，但我不喜歡長途飛行。如果你現在邀請我去墨西哥看荷蘭對摩洛哥的比賽，我會拒絕。這跟我年紀大了有關，但對我來說風險也太大了。1960年的時候，我幸運地毫發無損地回來了。我現在還活著，對此我很慶幸。這樣挺好。”

六十六年后，荷蘭國家隊將于周日再次踏上飛往墨西哥的飛機，他們將從堪薩斯城飛往蒙特雷，在那里與摩洛哥隊進行爭取進入世界杯16強賽的比賽。

斯瓦特笑著說，“我當然希望他們贏，我也希望他們的航班比我們當時乘坐的要好。”

加納用飛機運送了300萬美元到巴西參加世界杯

2014年6月25日，一架空無一人的飛機降落在巴西。除了機組人員，機上只有300萬美元現金。這筆錢是加納足協必須支付給該國國家隊球員的獎金。

當時，巴西世界杯已經開賽一段時間了。加納隊已經與美國隊和德國隊進行了小組賽的前兩場比賽，分別以1比2 告負與2比2 戰平。然而，由于球員們尚未收到獎金，他們威脅要抵制與葡萄牙隊的最后一場小組賽。

加納足協也得知了此事，并迅速采取了行動。隨著世界杯陣容內部不滿情緒的蔓延，時任總統馬哈馬（John Dramani Mahama）親自介入，確保獎金能夠發放。

然而，這次的情況與以往有所不同。當時的體育部副部長約瑟夫·亞明（Joseph Yamin）解釋說：“球員們堅持要以現金形式領取獎金。”因此，籌集到全部款項花了不少時間。

最終，加納政府決定預付300萬美元。世界杯結束后，加納通過國際足聯支付的參賽費收回了這筆錢。亞明說：“足球是加納的民族激情所在。如果我們不采取行動，所有人都會責怪我們。”

這300萬美元現金由車隊運送至加納球員手中，車隊沿著巴西首都巴西利亞的道路行駛。據報道，每位球員在酒店都分到了10萬美元。中場球員博耶（John Boye ）欣喜若狂，親吻了現金。

當被問及將如何存放這筆錢時，球員阿特蘇（Christian Atsu）回答說：“這真是個難題。當然，我們會把它放在包里，然后鎖起來。”

收到這筆錢的第二天，加納隊就啟程回國了，因為加納隊在小組賽最后一場比賽中以 1比2 負于葡萄牙隊，最終小組墊底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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