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哈福茲筆下，“費圖瓦”首先是一種社會制度，是一種管理社會事務、分配權力與影響力的方式，而不只是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它本身就是權力關系及其如何影響普通人生活的隱喻。

“費圖瓦”的出現，與馬穆魯克式權力結構有關。這種權力更多是“居住在開羅”，而不是有效“治理開羅”。換句話說，它更關心權力本身的延續，而不是貧民區普通人的生活秩序。

隨著上埃及和鄉村人口不斷遷入，開羅周邊形成了新的邊緣社區。人們在這些地帶自行謀生，也自行處理安全和內部糾紛，于是“費圖瓦”的角色以某種方式被重新生產出來。隨著人口在缺乏基本服務的地區不斷聚集，社會沖突加劇，“費圖瓦”也逐漸演變成“暴徒”，失去了早年“費圖瓦”身上曾被賦予的許多道德色彩。無序的現實，以及國家以安全力量介入整頓所需付出的高成本，使“暴力中介”得以長期存在，并在開羅外圍不斷擴張的附屬地帶深度運作。但警方和安全機構并不允許這些暴徒公開出現在面向埃及中產階層及更高階層的公共空間中。

例外只出現在某些特定時刻，例如選舉季。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暴徒在選舉中頻繁出現，破壞投票站前的秩序，干擾選舉進程。正是在這種關系中，一些暴徒不斷上升，成為連接貧民區和城市邊緣“地下暴力世界”的中間環節。

不過，2011年1月事件之后，埃及社會暴力的管理方式出現了新的思路：需要一種更集中的控制機制，需要清晰可辨、可在適當時機被調動的“頭目”，也需要在必要時終結他們的角色。薩布里·納赫努赫被捕一事，并非毫無鋪墊。有人把他稱作“窮人的內政部長”，他也是開羅及其他省份暴力世界中最有名、勢力最強的人物之一。

革命期間，埃及人曾自發組織民間巡邏隊保護開羅的街區和道路。青年們夜間手持棍棒和刀具守在街頭，盤問陌生人為何出現在那里。原因很簡單：他們擔心那些在革命最初幾天實施搶劫和掠奪的暴徒。無序的現實，以及國家以安全力量介入整頓所需付出的高成本，使暴力中介得以長期存在，并在開羅外圍不斷擴張的附屬地帶深度運作，但又不被允許出現在公共空間。

此后，埃及的抗議群體發現自己夾在兩股力量之間：一邊是組織嚴密、紀律性強的穆斯林兄弟會青年，一邊是被穆巴拉克時代“深層國家”殘余勢力加以利用的暴徒。內政部在許多關鍵節點上都保持了一種經過計算的距離，觀察雙方沖突；軍方則控制著公共空間的關鍵部位，卻并未深入干預開羅周邊那些復雜而龐雜的邊緣地帶。

在圍繞穆罕默德·穆爾西形成政治妥協的階段，一些人認為，清除納赫努赫是對穆兄會的一種政治性示好。**但這并不意味著與“平行安全體系”相關的既有結構已經被拆除。要真正終結它，意味著必須重新設計開羅周邊大片非正規居住帶的社會和物質存在方式。

塞西總統上臺后，埃及啟動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試圖拆解非正規住區，并為原住民建設新的住宅區。位于穆卡塔姆的阿斯馬拉特社區，就是其中一個重要項目，向原先居住在非正規地區的居民提供了18000多套住房。

但這一工程也在中產階層聚居區旁邊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沿著9號街，一片新的社會空間在俯瞰開羅的山地上延展開來，綿延數公里。諷刺的是，在阿斯馬拉特以及山腳下的扎拉伊卜巷，關于比什維·里茲克被捕的消息會成為人們談論的焦點。此人是納赫努赫的手下之一，綽號“穆卡塔姆之獅”。而9號街的居民卻對這個暴徒幾乎一無所知，也與他的存在及其活動沒有交集，盡管他們生活在同一座山上，只是處于不同的位置。

比什維·里茲克的故事，揭示了納赫努赫更大敘事中的一部分。他襲擊了一家位于“聚居區”的汽車展廳，而這片區域曾在軍方的大力參與下被改造，目的是容納中上層中產階層。這樣的行為，實際上突破了原有規則。

他的角色本應局限于開羅的非正規世界，以及城市內部某些夜間活動熱點。到了這一刻，納赫努赫其實已經在親手書寫自己的結局，至少是在加速它的到來。

他在“聚居區”的那次高調行動，成了真正觸怒埃及國家機器的頂點。尤其是第五聚居區，本就是內政部及其安全機構的責任范圍。它像是新城市項目中的“皇冠明珠”，因為它距離舊開羅并不遙遠，至今仍是少數幾個連接舊城區與更遠郊區的交匯點之一。

在這片同時坐落著內政部大樓和警察學院的地帶，黑色四驅車成隊出現，車上人員下車“教訓”某個商業世界中的對手或競爭者，這種場面顯然不可接受。

那么，隨著開羅周邊非正規地帶不斷被拆解，埃及是否會逐步走出暴徒與權力之間那種曖昧而復雜的關系？還是說，這反而會催生一種新的安排，使其更適應邊界更清晰、但隨著基礎設施和城市項目持續推進而愈發凸顯的新社會現實？

這些問題，顯然不是薩布里·納赫努赫及其周邊人所能理解或納入考慮的。暴徒就是一股被調動到敏感地區執行任務的力量，他們并不思考這些事情，也沒有相關的政治哲學。

但國家絕不可能允許這種力量越過游戲邊界，更不可能允許它誤以為，自己在某些黑暗而復雜地帶的有限參與，可以轉化為對整個公共場景更廣泛的共同支配。在電影《島嶼》的結尾，艾哈邁德·薩卡飾演的那個卷入權力危險游戲的人物高喊：“從今天起，沒有政府了，我就是政府。”那么，埃及國家是否也會說：“從今天起，沒有納赫努赫了，我就是納赫努赫”？

這是否意味著，國家將親手拔除自己身上的刺，在埃及社會和經濟危機遍布的各個地帶，徹底放棄那些在其控制之下、與其共同壟斷邊緣非正規地帶暴力資源的“合作伙伴”？還是說，至少在可預見的時期內，這仍然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