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是一門現代學科，它傳承了中國古代金石學傳統，在20世紀初實證主義史學思潮與西方考古學理論東漸的影響下應運而生。地層學與類型學是其中重要的理論方法，被形象地譽為“鳥之雙翼，車之兩輪”。這兩種源自西方的考古學方法，通過直接與間接的途徑完成了中國化的理論轉型，成為解讀中華文明的重要工具。

考古類型學

考古“類型學”，舊稱“型式學”“體制學”“標型學”等，是通過研究遺存外在形態特征來判斷其時間與空間關系的基本理論與方法。

類型學最初產生于19世紀的北歐，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是文獻記載的匱乏，北歐地區遠離歐洲古典文明核心區域，缺少系統的古希臘、古羅馬文獻記載，這促使學者們不得不轉向實物遺存以重構歷史；其次是民族意識的覺醒，在拿破侖戰爭中戰敗的丹麥，當時正經歷著深刻的民族危機，需要建構本土的歷史脈絡，喚醒民眾的意識。雙重困境之下，學者們急需找到一種有效的、不依賴文獻的年代學判斷方法。

而彼時歐洲現代生物學發展迅速，進化論觀點盛行，作為當時較為進步和時尚的學術潮流，其理論范式對其他學科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最初，一批北歐考古學家嘗試把進化論中古生物分類的思想運用到人工制品的分析中，用以排比年代，類型學應運而生。早期類型學歷經幾代學者的發展，由瑞典考古學家奧斯卡·蒙特留斯（Oscar Montelius）推廣開來，他詳細闡述了類型學的工作方法，并專注于類型學理論的完善與傳播。他曾在《東方和歐洲的古代文化諸時期》一書中，花費專門一章的篇幅去介紹這一方法，也正是這一章的內容后來被翻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成為中國考古類型學的啟蒙。

類型學自20世紀30年代傳入中國，至50年代完成中國化的關鍵步驟，大約經歷了20年的時間。在1930年至1937年間，蒙特留斯著作的4種中譯本，通過不同的譯介渠道在中國相繼出版。由于傳播路徑的迂回性，這一時期更接近初步探索階段，中國學術界雖得以窺見考古類型學分析方法之貌，卻未能深諳其理。因為類型學是一種理論但更是一種操作方法，是理論與實踐并重的科學體系，其通過間接翻譯文本的形式進入中國，顯然在當時的條件下，中國考古學者對此缺乏直接的指導與實際的操作訓練，所以它在中國考古學早期的工作中實際效用并不顯著。

類型學傳入中國后，一般以蘇秉琦的陶鬲研究成果標志著中國類型學方法的突破，是類型學完成中國化歷程的關鍵環節。蘇秉琦本人并沒有出國留學的經歷，蒙氏著作翻譯本傳入中國后，在沒有直接指導的情況下，他僅憑自己對文本的理解，就成功地將北歐學者基于扣針、斧錛、青銅劍等器物總結出的類型學規律，創造性地運用到中國陶器研究領域，完成了跨文化的學術轉換，這是一個創舉。世界上的真理總是相通的，可以讓兩位素未謀面的學者僅通過文字就完成了一場知識的傳遞。這場靜默的學術對話表明，即便沒有師承淵源的直接牽引，嚴謹的學術思維仍能穿透文化壁壘，在異國的土壤中結出新的理論果實。

考古地層學

考古“地層學”，也稱考古“層位學”，是區分地層和遺跡形成的先后次序，獲取考古資料的基本方法。

考古地層學，發軔于歐洲地質學。彼時工業革命催生的鐵路運河建設、礦產開發及城市化進程，提供了大量剖開的地層供人們研究，地質學得以率先構建起地層學理論框架。考古學者敏銳地意識到，人類文化堆積層與自然地質層具有相似性——不同時期的文化堆積層如同地質巖層般垂直分布，較晚的人類活動遺跡總是疊壓于早期遺存之上，形成不可逆的時間序列，為確定地層的相對年代提供了科學依據。這種認識促使地質地層學向考古領域遷移，在整個19世紀，考古工作深受地質理論的影響。

不過，人類活動形成的文化堆積層與自然地層還是存在本質差異的，其錯綜復雜的層位關系，遠非簡單的“地層累進”模式所能解釋。所以，早期考古地層學體系需要實現從“地質自然地層”向“考古文化地層”的轉變，而這一進程與兩位學者息息相關，一位是美國學者艾爾弗雷德·文森特·基德爾（Alfred Vincent Kidder），另一位是英國學者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非常巧合的是，正是這兩位學者分別指導過的中國學生梁思永、夏鼐回到中國，直接開啟并規范了中國早期的地層學工作。

基德爾是美國考古地層學的奠基人。在20世紀20年代，他是當時美國為數極少、甚至有可能是唯一使用“文化層發掘法”的考古學家，他堅持“依據地層的自然變化而不是人為劃分水平層的發掘，因為文化層的變化并不是統一等量的”。將他的這一發掘理念引入中國的是梁思永。梁思永是中國近代田野考古學的開創者之一。1924年，帶著其父梁啟超“為中華民族在這一專業學問（指考古學——引者注）領域爭以世界性聲譽”的殷切期望，梁思永赴哈佛大學主攻考古學，是“中國留學生中接受西方正規考古學訓練的第一人”。在美求學期間，他參與了基德爾主持的美國西南部佩科遺址的發掘，學習正規的田野考古發掘技術。梁思永于1930年學成歸國，在次年主持的河南安陽后崗遺址的發掘工作中，摒棄了此前發掘者“以米為單位劃分自然地層”的做法，創造性地運用土質土色與遺物特征相結合的方法，將數種不同的自然地層歸入三大文化層中，在“繁雜的堆積狀態中排除那些無關宏旨的現象，歸納出有規律的人類文化埋藏情況”，使地理的堆積層次有了人文意義。至此，中國地層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惠勒是早期考古發掘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以田野考古發掘技術著稱，他所主持的梅登堡發掘達到了那個時代的高峰，為考古發掘樹立了新的標準，推動了英國考古發掘的現代化。夏鼐留學英國時，惠勒是倫敦大學考古所名譽所長和倫敦博物館館長，教授夏鼐田野考古發掘課程并指導他的實習。夏鼐是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從學術研究到組織架構都對新中國的考古工作影響至深。他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1936年曾參加惠勒主持的梅登堡發掘，學習到了那個時代最先進的田野考古方法與地層學知識，并將其運用到歸國后的考古實踐中。夏鼐在1948年對甘肅寧定縣（今廣河縣）陽洼灣齊家文化的發掘中，通過嚴密的發掘和記錄，從地層學角度證明了齊家文化晚于馬家窯文化；1950年在對輝縣琉璃閣的發掘中，他又成功地將不易保存的木質結構馬車從土層中剝剔出來，這種“土中找土”的高超技巧，對于準確描述馬車的形制及日后同類遺跡的發掘影響深遠，也是我國田野考古發掘技術高超水平的見證。

中國考古地層學的開端與梁思永、夏鼐的求學經歷息息相關，不過這并不是簡單的知識遷移，而是有中國考古學者的選擇和創造。梁思永在美求學期間，“文化層發掘法”并不占主流，并且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美國考古學者都堅持“水平層發掘法”。在這種情況下，認可“文化層發掘法”，并將它應用于國內的考古實踐，是中國考古學者的選擇。夏鼐在梅登堡遺址習得的田野考古發掘技術，雖然代表當時歐洲的最高水平，但是梅登堡遺址本身是土石結構遺址，這與當時以“土堆積”為主的中國境內大部分遺址完全不同。彼時中國田野考古面臨的實際核心挑戰，是如何在土層堆積中精準辨識文化層位。夏鼐的這種本土化創新不僅奠定了新中國考古發掘技術的高起點，更為考古工作長期保持專業水平奠定了基礎。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田野考古現場的規范程度曾引起國際同行的驚訝與感慨，時至今日，扎實的田野發掘技術仍是中國考古學的優勢之一。

在百余年的發展歷程中，中國考古學通過直接引進與本土創新的雙重路徑，不斷探索從“舶來”到“內生”的中國化道路。真正的學術本土化既需要保持開放姿態以吸納世界學術精華，更要立足本土實踐進行方法論的創新與重構。這既非對西方理論的簡單移植，亦非對本土材料的孤立闡釋，而是在文明互鑒中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講師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楊陽

新媒體編輯： 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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