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編《春申典藏（閔行歷代文獻選輯）·當代卷·沈渭濱集》（下簡稱《沈渭濱集》）過程中，整理先生一些未刊資料，進一步了解到先生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下簡稱“歷史所”）的關系，從作為大學高年級學生到歷史所實習，學習科研方法，具體從事科學研究，奠定學術研究基礎，到成名后積極參與歷史所各種學術活動，其間在在反映了科研機構與學者之間的相互成就：科研機構作為學術平臺在人才培養(yǎng)、學術交流與學術進步中如何發(fā)揮其作用，學人如何利用機構提供的學術資源快速成長、并在成熟后如何促進機構的學術發(fā)展，兩者之間如何建立正常的相互促進關系，都值得學術機構史、學科發(fā)展史與學者個人成長史研究者的重視。

一、歷史所實習一年奠立科研基礎

先生美術夢想破滅后考取上海師范學院歷史系，學習成績突出，被同學看作“小先生”，“不是助教的助教”，課余閱讀不少馬列著作，回答問題往往引經據典，有老師課堂提問時竟不叫他名字，徑直說“馬列主義起來講一講”。在魏建猷（1909-1988）先生建議和指導下，立意從事辛亥革命研究。1960年6月，因成績優(yōu)秀，與李茂高、陳書林、華士珍、王高勝、季國忠、廖志豪等8位同學（一位同學不久退出）一道被學校派到歷史所實習。據湯志鈞先生回憶，他接到魏建猷先生電話，說他們學校學生想到歷史所實習，“不久，單位里來了好幾位年輕人，其中就有沈謂濱”。

此前，歷史所貫徹“以書為綱”方針，按照編書原則改組學術體制，研究組調整為中國通史古史組、上海近代人民革命史組、廠史組、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華史組、中國通史現代史組。他們來所實習的同時，合作編寫著作《上海人民革命斗爭史》。著作編寫除學生外，學校還有王明楓、馬洪林、夏笠等老師，歷史所更是配備了方詩銘、湯志鈞、劉力行三位老資格研究人員和黃霞、余先鼎、劉恢祖、汪濟潼四位青年科研人員。根據計劃將人員分為四組，先生與湯志鈞、黃霞、廖志豪組成第三組，研究時段為1898-1911年。位于漕溪北路40號的歷史所，一幢四層大樓，坐北朝南，南面就是藏書樓。學校老師并不天天到歷史所，先生擔任學生小組長，早上七點離校，沿桂林路、漕寶路跑步到漕河涇或中山西路乘坐43路到所，晚上六七點回學校，每人每天為學校節(jié)省公交車費5分錢。當時已進入困難時期，常常有饑餓感侵襲，也許因為市農委與歷史所在一幢樓辦公，食堂比學校好一些，他們實習熱情很高。

2004年先生與湯志鈞先生（右）在楓涇小鎮(zhèn)合影

讓剛大學三年級結束正準備進入四年級、完全沒有經過學術訓練的學生參與著作編寫，具有轟轟烈烈進行中的“大躍進”特色，與當時高校中正風行的學生編教材潮流可謂“同頻共振”。正如華士珍回憶所說，當時對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八十年中哪些歷史內容屬于“上海人民的革命斗爭”都無法界定，經過“反右”斗爭的知識分子也很“自覺”，不愿發(fā)聲討論。最終編寫著作目錄提綱都不能列出，到9月中旬，無奈之余只得“改弦易轍”，暫緩編寫著作，先分階段寫幾篇文章（華士珍：《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日子》，張劍、江文君主編《現代中國與世界》第3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21年）。

在歷史所一年，先生思想活躍，經常向湯志鈞等老輩學者請教，與吳乾兌等同輩交好，相互砥礪，討論學術，湯先生“總是盡所能相告”，也傾聽副所長徐崙講授中國革命史。他專力于辛亥革命研究，時刻關注學術前沿。義和團之后，帝國主義對中國采取溫和的侵略手段，夏東元在《文匯報》1961年1月6日發(fā)表《關于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問題》，認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由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民族矛盾轉化為人民大眾與清朝統(tǒng)治者之間的國內矛盾。胡繩武、金沖及在《學術月刊》1961年第1期發(fā)表《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提出不同意見，認為矛盾并沒有轉化，而是愈來愈向縱深發(fā)展。先生撰寫論文《試論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主要予盾——與夏東元先生商榷》在《學術月刊》當年第4月發(fā)表，同意胡繩武、金沖及觀點，但認為他們并沒有深入分析帝國主義采取溫和侵略手段的原因及這種手段的本質，也沒有說明這一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他認為帝國主義本質是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進行資源掠奪，當掠奪政策不能用和平手段取得成功時就會采取戰(zhàn)爭的方法。因此，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永遠是尖銳的。義和團之后，帝國主義采取了溫和的侵略政策，并與清朝統(tǒng)治者結盟，共同壓榨人民大眾。因此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清朝統(tǒng)治者的矛盾。辛亥革命不僅要推翻清朝統(tǒng)治，也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加重了革命任務的艱巨性。

沈渭濱先生第一篇學術論文首頁部分

這是先生發(fā)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雛鳳初鳴就進入辛亥革命研究前沿，對已有研究提出商榷，顯示出縝密的思考與思辨的才能。《學術月刊》是當時全國除《歷史研究》外刊載歷史學論文最好的刊物，對一個在校大四學生而言，在這樣級別的刊物發(fā)表文章的難度可想而知。在同學中第一個獨立發(fā)表學術論文，不僅在同學中激起反響，對他自己影響也很大。幾十年后，先生回憶起仍有些激動：“當自己手寫的字變成鉛字的時候，激動的心情可想而知。……這篇文章的發(fā)表對我是一個非常大的推動。”（張愛華：《為歷史樂此不疲——沈渭濱教授的學術人生》，《社會觀察》2004年第6期）

辛亥革命研究之外，在歷史所實習還擴展了先生的視野，深為羅爾綱先生《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所吸引。他以為辛亥革命是近代史上比較正規(guī)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太平天國是中國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農民戰(zhàn)爭，若在研究辛亥革命的同時，在太平天國史上下點功夫，不就可以把近代史貫穿起來嗎？因此，他開始關注太平天國運動研究，1965年與同學合作在《歷史研究》發(fā)表《論“防鬼反為先”——駁李秀成問題討論中的幾種論調》。可以說，在歷史所一年的實習，參與具體的學術研究，大大提升了先生學術研究的能力，極大地影響了他未來的學術道路。他自己也總結說：“一年來，不僅獲得了許多知識，發(fā)表了學術論文，而且學到了一整套科研方法，提高了獨立工作能力。科研中能踏實地從資料入手，從大量資料中初步形成了對辛亥革命在上海的各個問題的看法。”進一步堅定了從事歷史研究的決心。

先生與同學們在歷史所實習成果不錯，除他獨立發(fā)表論文外，華士珍與劉恢祖合作在《學術月刊》1960年第12期發(fā)表《一八四二年上海抗英戰(zhàn)爭》，王高勝與方詩銘合作在《解放日報》1961年1月11日發(fā)表《太平天國前期上海人民的反帝斗爭》，季國忠、陳書林和老師馬洪林合作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上海工人階級的壯大和工人運動的發(fā)展》后來在《史學月刊》1964年第7期發(fā)表。與同期到歷史所實習的復旦、華東師大學生相比，他們表現得沉穩(wěn)，能“坐冷板凳”靜得下心來專意于學術，引起了歷史所領導的注意。當時，歷史所年青科研人員不多，想將他們留下來。可是，機不逢時，面臨大躍進造成的空前災難性后果，黨中央發(fā)布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城市要減少兩千萬人口，各單位都要精簡人員。1960年8月29日，歷史所討論人員精簡，計劃從82人壓縮到50人。先生與同學自然也就失去了進入專業(yè)科研機構專意從事學術研究的機會。

上海師院當年歷史系三個班共有學生百余人，畢業(yè)留校8人，但去歷史所實習的都沒有留下來，特別是對先生沒有留校，同學們都很困惑，因為他“不僅文字功夫好，理論水平高，且富于思辨能力”。大學畢業(yè)后，先生被分配到由上海市和上海縣共管的七寶中學，擔任高中專職政治課老師。

二、調復旦初期入住歷史所撰稿《中國近代史》

先生作為七寶中學高中政治老師很快聲名鵲起，成為了學生們心中的“偶像”。“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文革”爆發(fā)后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批斗，1971年2月被校革委會非法隔離審查，關入禁閉室達九個月之久。無論環(huán)境如何惡劣，先生不能忘情于歷史研究，隔離期間在6.3cm×9.3cm的草紙上，寫就5萬余字《七寶滄桑》兩卷（《沈渭濱集》整理收入）和10萬余字《辛亥革命史稿》第一章，留下一份見證中華民族苦難時代一個知識分子的語言抗爭與不屈精神。

1973年2月，在多次向上級領導強烈要求調離七寶中學之后，先生調上海縣華漕初級中學任初三政治教師，重回講堂。課余繼續(xù)撰寫《辛亥革命史稿》，購買閱讀專業(yè)歷史書籍，往上海師范學院、華東師范大學資料室看閱資料，拜見陳旭麓、魏建猷、湯志鈞、方詩銘等師輩，并將已撰成的《辛亥革命史稿》部分手稿請陳先生指教，得到陳先生極賞。此時，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在中華大地展開，影射史學“儒法斗爭”成為潮流。對于這一運動的內幕與內情及其所要達到的目的，先生自然完全不知曉。應少年兒童出版社邀請，與同學馮元魁、李茂高等合作撰寫《歷史上的勞動人民的反孔斗爭》，介入這一潮流。在《文匯報》發(fā)表《西漢前期的反復辟斗爭》，參與撰寫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家人物故事》。

先生的才華與對史學的癡迷深為陳旭麓先生所賞識。1971年陳先生被借調到復旦大學歷史系主持編寫“中國近代史叢書”。后來，歷史系接受編纂《中國近代史》任務，也由陳先生領銜主持。陳先生感到編寫人員不夠，于1975年9月從華漕中學借調先生到復旦，試用期三個月。試用期滿，12月正式調入歷史系，進入《中國近代史》編寫組。此時，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包括《中國近代史》編寫組老師和研究生班的研究生都在歷史所上班。一是方便利用歷史所及徐家匯藏書樓的豐富資料，二是歷史所離市委寫作班子大本營康平路較近。因此，先生隨陳先生等在歷史所上班，學校有事時才到復旦。因離家較遠，交通不便，先生基本上住宿歷史所三樓，一直到1977年8月，才回五角場復旦上班。當時（1975年下半年），上海市委寫作組在全市選拔青年組織“儒法斗爭學習班”，也駐扎在歷史所大樓內，先生日記中常常出現“學習班”的情況，諸如“會后學習班同志留下布置戰(zhàn)斗任務，并聽司徒偉智傳達，余和其他人則回家”；“托有關小徐進學習班事”。

沈渭濱先生與陳旭麓先生（左）合影

在歷史所辦公期間，先生主要負責《中國近代史》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部分的撰寫，分《亞羅號事件》《英法聯軍進攻與天津條約》，同時參與陳先生等主持的盛宣懷檔案資料整理工作，借閱大量慈禧太后史料，準備撰寫慈禧傳記，也曾去市青年宮講授《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辛亥革命》等課程，當然也有不少精力耗費在市委寫作組的任務上。對于《中國近代史》書稿的撰寫，《沈渭濱集》中選錄的1976年9月1日到10月10日先生“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9月初全力寫《亞羅號事件》，到9月9日因毛澤東去世而中斷。9月13日又重新開始，至此完成第一部分五千字，晚上構思“下半段結構，不果”。9月20日（星期一），“七時半到所，全日寫《亞羅號事件》至夜十時半卒，交陳先生處。蓋《亞羅號事件》一節(jié)，余已連此寫過四稿，每次均略有提高，然以此稿為最，其中不少句子可謂嘔心瀝血”。到晚上十點半寫完，還要提交給陳先生，可見當時工作完全沒有“上下班”的概念；《亞羅號事件》已經寫了四稿，其中不少句子“可謂嘔心瀝血”，撰稿之不易與要求之嚴格可見一斑。第四稿似乎也得到了認可，“《亞羅號事件》一節(jié)經陳先生閱后并征求李華興意見，均曰可”。

《英法聯軍進攻與天津條約》一節(jié)，9月23日上午構思，閱讀有關書籍，下午開始寫作。翌日全天寫作，“開首已定，覺悶，但無法去掉。本節(jié)系敘述戰(zhàn)爭過程，不易寫好”。25日上午政治學習，下午繼續(xù)寫。接下來一周僅前二兩天有時間寫，此后因撰稿寫作組政論文章而中斷，直到10月7日，才又開始，“多日不弄，資料又需從頭熟悉”。

接受寫作組任務，也是先生與同事們此一時期最為重要的事務之一。40天“日記”中有不少的相關記述。9月11日下午五點，王守稼來傳達市委及寫作組領導指示，“要求大家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化悲痛為力量，積極戰(zhàn)斗”；13日，王知常來討論若干文章，“頗強調當前應學習中央告全國各族人民書中提出的團結統(tǒng)一云”。9月16日，正午睡中“忽被吳乾兌同志叫起”，王守稼招寫《我們的隊伍向太陽》，“明夜或后天早上交，時間局促，事機突然，頗有畏意，恐不能如期完成故也”，到晚11點半“所得僅千余字”。第二天“整天寫《我們的隊伍向太陽》，因要求不明，路子不合要求，至傍晚頗感焦急”。最終與劉修明、司徒偉智、費成康四人合寫，劉修明、司徒偉智在費成康所寫稿件基礎上修改，“四人開通宵至晨七時畢，全文系劉通寫，司徒修改，余僅抄錄而已。開首一段采自余稿，但與全文亦不協(xié)調”。先生對自己寫稿不順有所反思，“蓋長期不寫政論文，荒疏久矣”。9月27日，陳先生告知需寫《三大法寶》。第二天與費成康研究如何寫，并去寫作組研究文章寫法。29日在青年宮授課回來，聽聞昨晚確定文章寫作思路又改，與費成康再次商量寫作思路。30日，去寫作組研究如何寫，王守稼“不在作罷”，再與費成康“研究提綱”。可見，四天過去，文章如何寫還沒有完全確定。第二周星期一（10月4日），“全日構想文章,因長期不寫政論文，頗感吃力，至晚僅得五百字”。直到10月6日，他與費成康各自負責部分寫好，由他通稿，“下午四時半，全文寫完，交司徒帶至康平路”。寫作組文章是需要優(yōu)先完成的政治任務，40天時間里，先生參與兩篇文章的撰稿，其間耗費的精力體力與思想的煎熬自然非今日的我們所能想象，不規(guī)律的作息也損傷了先生的身體，《我們的隊伍向太陽》寫好后，“累極，酣睡，十一時半許醒來，略用午餐，又睡，二時半起，稍覺恢復”。

沈渭濱先生《工作日記》退休后謄清版1976年9月部分日記

這個過程中，先生也對歷史寫作開始反思。他多日閱讀田汝康、金重遠等翻譯的英美史學家所寫文章，“對其文字之豐采頗有感觸”，《學習與批判》上文章文字“亦極精彩，足見今日文章中外文風均已轉變”，“我輩若死抱舊時寫法，必不能適應”，他自己所寫《亞羅號事件》已有所變化，“但仍差強人意”。《中國近代史》第一卷初稿完成后，先生負責全卷修改，到1978年1月中旬，修改完竣，先生在日記中說：“第一卷三十萬字均已改定，此書我雖僅寫六分之一，但全書統(tǒng)稿凡四月，花盡心血，內中甘苦惟有我知。”因受時代的影響，該書質量不高，用作教材又太繁雜，最終未能出版，真正枉費了主持人陳先生、先生及各位撰稿者的辛苦與心血。

改稿期間，有人傳言先生既不去學校參加運動，修改文稿又非常緩慢，懷疑他在搞“私貨”。對于這種傳言，先生很是驚訝，在《日記》中說：“來復旦年余，每日工作十一到十二小時，連閱讀看書均無時間，私貨寫作毋庸論矣。退而言之，大學教師若不廣泛閱讀，又不在課余鉆研、寫作，豈非誤人子弟，于教育無所補益。”可見，調到復旦之初，先生全身心投入《中國近代史》編寫與修改中，上班時間之外，將業(yè)余時間也全部奉獻，幾乎放棄了長期以來養(yǎng)成的閱讀習慣。因此，對于傳言他搞“私貨”，很是委屈。學術研究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本來是研究者個人創(chuàng)造力的發(fā)抒，具有相當程度的私人性。在那個不尊重知識、當然更不尊重知識產權的時代，學術研究完全成為公共性的事務，研究者個人不僅不能在上班時間從事專門的學術研究，形成自己的專業(yè)研究方向，下班后的業(yè)余時間也不能。先生雖長期沉浸于這種環(huán)境之中，但并不認同這一公認的準則與規(guī)則，以為作為大學教師，要通過廣泛的閱讀來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體系，以滿足學生們的要求；更為重要的是，要在課余從事艱苦的學術研究，并將自己的研究心得行諸文字，傳輸給學生，這樣學術才能進步，學生們也才能有新的收獲，否則就是“誤人子弟”。

先生1975年9月到1977年8月兩年時間在歷史所工作、住宿，跟隨陳旭麓先生學習、思考與寫作，雖然期間也曾將才華與大好的年華浪費在政論寫作這種毫無價值的“政治任務”上，但無論如何，他逐步完成了由一個中學政治課老師轉變?yōu)橹髮W歷史系教師的角色轉變，這一轉變不僅改變了他個人的命運，也為中國近代史學界迎來了一位具有真才實學的史家。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先生這兩年經歷及其思考，是這個轉變的關鍵時期。

三、積極參與歷史所學術活動

文革結束后，以“會通”中國近代史為目標，先生拓展研究領域，在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等方向很快取得成就，開創(chuàng)中國近代軍事史研究，迅速成長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名家之一。與此同時，先生積極參與歷史所各項學術活動，包括參加學術會議、為提升《史林》學術水準做貢獻與主持研究生答辯等。

“文革”后歷史所逐步轉變先前“歷史資料”匯編角色，專注于學術研究、提升研究能力與水平，開創(chuàng)上海史研究新局面，召開了一系列有影響的學術會議，先生只要時間允許都積極與會，發(fā)表真知灼見。1988年7月4-7日，歷史所與上海史學會共同主辦“租界與中國近代社會”學術討論會，先生與會發(fā)言，指出上海城市近代化實質是租界近代化，對非租界地區(qū)有一種示范作用。租界史研究“應承擔對中國近代史研究有所突破的使命”，正如洋務運動研究突破了原有對中國半封建化認識一樣，租界史應突破現有的對中國半殖民地化的認識。

“租界與中國近代社會”學術討論會留影：這可能是沈渭濱先生（第三排左六）與陳旭麓先生（第二排左九）最后一次共同參加學術討論會

2003年適逢上海開埠160周年，12月14-16日，歷史所與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聯合主辦的“上海開埠1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召開，先生連續(xù)三天與會，在日記對會議有較為詳細的記述，諸如開幕式中杜維明發(fā)言“極精彩，思路清晰，視野開闊，啟人心智”，第三天大會報告先師王家范先生、朱政惠、杜維明三人報告均極精彩，姜義華評論亦好。先生第一天作為第一小組評論人，評議周育民、易惠莉、周武、費南山等人報告，“費女士方法新穎，周武研究精深，皆得好評”。第二天也在小組報告后發(fā)言，雖然美國學者顧德曼發(fā)言聽不清，但看出國外學者研究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第三天對羅蘇文的精彩發(fā)言“以系長期研究結果譽之”（非一般會議論文之“急就章”），并臨時充當第二小組主持人。圓桌會議與胡志德、裴京漢、費南山、謝國興等發(fā)言。晚宴“氣氛熱烈，祝酒頻頻”，先生亦以紅酒“勉強支持，然已覺微醺矣”。

2012年12月18-19日，周武兄主持的“1949年以來的上海”國際學術會議召開，先生受邀主持小組討論并圓桌會議發(fā)言。第一天上午會議中對“革命文化”概念提出意見；下午主持會議，以為報告“材料充實，過程梳理清楚”，“唯皆平面化，缺乏比較分析”。第二天圓桌會議，先師王家范先生先發(fā)言，“就史學改革面臨第二次轉型，當代史研究將方興未艾”，“鼓勵學者抓住機遇，加強研究”，“見解精辟，啟人心智”。先生接著發(fā)言，“就學者如何加強自身學問修煉，趕上改革潮流，略抒己見。并對上海史研究不應停留于城市史，應加強城鎮(zhèn)化研究提出建議，對上海城市精神被概括為包容即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提出質疑，以為應是善于吸收，敢為天下先之開拓創(chuàng)新”。先生后來將發(fā)言稿整理為《當代上海學研究的三點希望》，發(fā)表在周武兄主編《上海學》第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成為先生生前發(fā)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沈渭濱先生也積極參加歷史所所慶，圖為2006年9月歷史所五十周年所慶時與王家范先生、楊國強老師的珍貴瞬間。

對于歷史所的上海史研究成果，先生也極力宣揚，曾與時為歷史所科研人員、復旦畢業(yè)學生許敏聯合署名在《歷史研究》1990年第4期發(fā)表文章，評論歷史所第一部極有影響、唐振常先生主編的《上海史》，以為是“一百多年來第一部由中國學者通力合作寫出的自古至今的上海通史著作，不僅有篳路藍縷之功，而且顯示了目前上海史研究所達到的較高水準”。

1986年創(chuàng)刊的《史林》現已成為中國史學界甚有影響的專業(yè)刊物，在其發(fā)展過程中以周武兄為核心的多位具體操持者傾力甚多，作用甚著。先生作為作者與近代史名家，對《史林》影響的擴展也有其貢獻。1988年10月由他參與籌辦的“第二次中國近代軍事史學術研討會”在上海空軍政治學院舉行，他應《史林》之邀擔任特約編輯，將與會5篇上海學者論文作為專題在當年第3期發(fā)表，作者包括姜鳴、孟彭興、羅蘇文、王建華等。他與學生奚紀榮合作論文《中國近代軍事思想概論》為專題第一篇，認為中國軍事思想的近代化過程是中國人邁出中世紀、走向世界的一份紀錄，發(fā)展迅速，道路獨特，僅僅用八十余年時間就到達了大體近似西方近代軍事思想的面貌，并取代了中國傳統(tǒng)軍事思想的地位，成為中國軍事活動的指導思想。因其對中國近代軍事思想發(fā)展進行了宏觀思考，影響甚大，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此后，他在《史林》還發(fā)表《〈南京條約〉與中國士大夫散論》（1997年第3期）、《晚清村鎮(zhèn)志纂修的成熟及其人文歷史價值——以江南名鎮(zhèn)志〈紫隄村志〉為中心的分析》（2007年第2期）兩篇論文，前文認為在士農工商的傳統(tǒng)社會分野中，“士大夫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對《南京條約》的批判及其感知心路，無疑是最積極也是最先覺悟的階層。他們的愛國反侵略斗爭，成了革命傳統(tǒng)形成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huán)節(jié)”。后一篇曾被人大復印資料《歷史學》全文轉載，提出方志研究方面的一家之言：“晚清村鎮(zhèn)志的修撰深受章學誠‘志學’理論影響，已經越過明末清初村鎮(zhèn)志纂修的草創(chuàng)階段而趨于成熟。”

1998-2001年間，他四次接受周武兄的邀請參與《史林》“筆談”。1998年適逢戊戌維新百年，周武兄組織“筆談”發(fā)表在第2期，他在編者按中說，“在世紀末的今天，回望100年前的那個‘風波夏季’，我們依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百年的不易和艱難，以及矢志救亡續(xù)絕者的焦慮與吶喊，……為了紀念這場旨在變政改制、救亡圖存，且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運動，本刊特邀請上海5位著名的近代史教授就這場運動發(fā)表他們的見解”。先生與唐振常、李華興、楊國強、熊月之參加筆談，發(fā)表《戊戌維新與中國社會走向》，指出戊戌維新的改革措施在晚清新政得到了全面實現，維新派宣揚的民權思想是晚清最能震撼人心、最有感召力的思想，因此戊戌維新是近代中國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啟蒙運動等。1999年第2期“上海學研究”筆談，發(fā)表陳旭麓先生、沈渭濱先生、唐振常、熊月之、姜義華等五位文章，先生在《也談“上海學”》中提出“上海學”是城市科學的一個特殊分支，是兼有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等多學科相交的邊緣科學，由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協(xié)調的歷史學、管理學和規(guī)劃學三大板塊構成。

2001年辛亥革命90周年，周武兄主持“辛亥革命與東南社會”筆談（第2期），在編者按中說，“今天是辛亥革命九十年周年，而東南地區(qū)又是辛亥革命的關鍵之區(qū)，故本刊特邀上海部分中國近代史專家就‘辛亥革命與東南社會’這一重大研究課題發(fā)表看法，除紀念外，相信他們的見解將有助于加深對辛亥革命的認識”。發(fā)表先生與姜義華、蘇智良、楊國強、熊月之、劉學照等六位學者文章，先生文章《辛亥革命與東南地區(qū)社會結構的變遷》，后來擴展為《論辛亥革命與東南地區(qū)社會結構的變遷——兼論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發(fā)表于《復旦學報》2002年第2期（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指出辛亥革命為晚清經濟、文化最發(fā)達的東南地區(qū)社會轉型提供了契機，開啟了近代中國政治構架、政治規(guī)范和政治運作程序在這一地區(qū)的轉型；傳統(tǒng)的士農工商群體分野被沖破，新的社會階級階層產生；促進了民族工業(yè)的發(fā)展，加速了農村經濟的變化和城鄉(xiāng)經濟的聯動。同年還與楊國強、周武、熊月之共同參與《史林》第3期“太平天國研究”筆談，發(fā)表《太平天國史研究的十大問題》，對太平天國運動的總體定性、太平天國政治制度及“天京事變”的性質等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顛覆性看法，諸如“太平天國是農民造反運動，不是反封建性質的農民革命”，“太平天國政權無論從形式上、本質上都是一個新王朝。它和清王朝一樣腐敗、專制”等等。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思考，2010年發(fā)表《“太平天國農民戰(zhàn)爭”說質疑》，完全否認太平天國是農民戰(zhàn)爭，以為稱之為“太平天國反清戰(zhàn)爭”更為妥切。

四次筆談除先生外，還有陳旭麓先生、唐振常、李華興、楊國強、熊月之、姜義華、蘇智良、劉學照、周武等共十位學者參與，這個中國近代史學者群體在《史林》的集中亮相，對提升《史林》學術影響自然大有幫助。

先生還以其在學術界的廣泛交往，為《史林》推薦高質量的論文，推薦過程中并不強求一定發(fā)表，而只是要求編輯部能早一點提供是否刊發(fā)的意見。南京師范大學謝世誠教授論文《晚清“江淮省”立廢始末》投稿其他刊物碰壁，先生閱后大加贊賞，立即推薦給《史林》，2003年第3期以重點論文發(fā)表，人大復印資料《中國近代史》2003年第11期全文轉載。

1998年歷史所重新招生的新一屆碩士研究生馬軍、葉斌、甘慧杰等畢業(yè)，先生與姜義華、楊國強、羅蘇文等組成答辯委員會。2007年開始，先生幾乎每年都作為主席主持歷史所碩士研究生論文答辯，先后有2007年李亦婷、李偉華、王郡、邱淑娥，2008年王坤，2009年高晶，2010年翁圣成、丁業(yè)鵬，2011年龍成武，2013年張鴻志、樂凌，2014年伍潔靜、王戴香等。對這些碩士論文他都會提出極為詳細的意見，該表揚的表揚，該批評的批評，如對楊國強老師指導的某位學生的思辨極為欣賞，“其思辨一如乃師，識見頗好，甚喜”，并由此對研究生培養(yǎng)有所論辯，“史識之于學生，最可寶貴，亦最難培養(yǎng)。時下論文，太重細故，目為深入，實則瑣碎，亟不利培養(yǎng)學生通識”；某位學生“讀書不多”，因此論文“分析不夠，研究不深”；等等。當然，更為重要的是，他對每位同學都給予極大的鼓勵，希望他們再接再厲，在學術道路上繼續(xù)前行。正如周武兄所說，先生主持的答辯會，“有一種久違的儀式感”，答辯中有板有眼地宣讀用標準“沈體”寫就的精彩到位評語，“答辯結束后，每次都不忘提議全體答辯委員給通過答辯的學生鼓掌祝賀”。我們有時也提示說現在不興這一套了，他很不以為然地說：“怎么可以，這是對學生起碼的尊重！”

沈渭濱先生在歷史所主持的最后一次研究生答辯合影

2014年5月30日，先生主持伍潔靜、王戴香論文答辯時，已長時間睡眠不佳，血壓不正常，頭暈、渾身無力，并嗜睡，可謂在病中為歷史所后輩培養(yǎng)站了最后一班崗。翌年4月18日，遽歸道山，“逍遙世外”。

自1960年23歲到歷史所實習到2014年77歲最后一次主持歷史所研究生論文答辯，先生與歷史所有長達五十多年的聯系，這里有他尊敬的師輩湯志鈞、方詩銘、唐振常等，交好的同輩吳乾兌、劉修明、李華興等，年輕的學生輩羅蘇文、陳祖恩、吳桂龍、許敏等，還有同門的楊國強、袁燮銘、張敏、周武等。他曾為劉修明《儒生與國運》撰寫書評，更樂于提攜年輕人，手把手修改羅蘇文論文，為周武兄最早的兩項國家課題結題撰寫鑒定意見。當然他也請比他年輕的楊國強老師給他的第一部專著《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作序，這更增強了歷史所同仁們對他的敬重。他與歷史所及歷史所學人們在學術上相互促進，經歷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起起落落與辛酸苦辣，見證了當代中國歷史學發(fā)展的歷程。

來源：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張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