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
我之前講過幾期西方重視契約精神的故事，用意是指出契約精神在商業社會的極端重要性。尤其是在陌生人聚集的社會里，契約精神就是維護社會良好運行的最重要的社會基石。
大家有沒有人記得？當年淘寶平臺出現之前，中國人敢不敢把錢打給一個從未謀面的陌生人，讓他發貨？那個時候是沒有人敢這么做的。當時通常的做法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在和陌生人第一次做買賣時，沒有人敢貿然發貨或打錢，都是要親自去現場提貨、驗資，不管距離有多遠——千里之遙，還是萬里之外，甚至漂洋過海去拉貨。可以說，交易成本相當高，因為當時互不信任。自從出現了淘寶這個平臺后，錢和貨的安全性才有了非常好的保障。
在野蠻生長的八九十年代，上當受騙的事情發生得太多了，一夜之間人去樓空、倉庫搬空、或者攜款跑路的報道層出不窮。
中國人難道一直就這么沒有契約精神嗎？其實并不是。一直到了近現代，中國人的契約精神都是非常強的，可以說一點也不比西方人弱，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西方人做得更好。看過《喬家大院》的人都知道晉商。晉商做到全國各地，之所以能如此成功——當時一沒電話，二沒快捷通訊，信息極度封閉——為什么晉商商號能遍布天下呢？那就是極致的契約精神。
當時他們談生意，連合同都不要。遵從所謂的“金口玉言”，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一個確切的口頭承諾，和白紙黑字的書面合同的效力一模一樣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界限分明，東家只要聘了掌柜的，經營上的事兒就不再過問，一切由掌柜的說了算。這個約定一次就是三年。掌柜的也兢兢業業，不會把商號的銀子往自己兜里裝。因為全社會都遵從一種契約精神和價值觀——并不是人性多么淳樸，而是在那個價值觀下，你如果作奸犯科，便會被全社會“社死”。你貪了錢，但你的信譽完了，在這個社會根本混不下去，以后沒有一個人會和你打交道，你有錢也不行。你會被所有人唾棄，所以他們也從不往歪心思上想，一心把事情做好。如果虧了，東家肯定知道是什么原因，絕不會想著是掌柜的做了手腳。東家對掌柜的信任到什么程度呢？就連能制約掌柜的賬房（也就是會計），都由掌柜的聘請，東家不干涉。每年年底由掌柜的給東家匯報一年的經營情況，寫在一張紅紙上，叫做“紅賬”。
正因為這種模式可以復制，所以東家可以開很多商號而能運轉自如。交易只憑一句口信，來來往往，進進出出，并沒有那么多的合同。加之中國人自古以來懶得打官司、進衙門，他們深知衙門里的黑暗——所謂“天下衙門朝南開，有理沒錢不進來”，打官司的代名詞就是傾家蕩產。所以他們不像西方人那樣動不動就法庭見，他們自有一套自洽的社會運行規則。他們說出去的話，沒有人會不認賬。這種作風由來已久，在中國是一直存在的。
當時上海開埠以來，外國人到上海來做生意，也知道中國人是非常守信的。不論數目大小，也不會坑蒙拐騙，他們也都相信中國人“一言為定”的商業道德。反倒是當時的那些外國人，來到中國，其中魚龍混雜——當然有許多正經生意人，也有許多冒險家，這和他們去北美、去南美、去澳洲的人一樣，還有很多在國內混不下去的小癟三，跑到中國來坑蒙拐騙。這些人利用中國人不簽合同、一諾千金的弱點，造成了當時各種各樣的華洋糾葛。后來沒有辦法，才導致在交易的過程中需要有律師，需要有第三者證人，每一筆交易都要有契約，這才讓契約、合同等在中國流行開來。
然而，為什么現在不講誠信、不守規則的現象又大行其道呢？那種“笑貧不笑娼”“有奶便是娘”的現象風行開來。記得《茶館》里有段經典的臺詞：“有皇上的時候，我們給皇上效力；有袁大總統的時候，我們給袁大總統效力。現如今呢，誰給飯吃，我們就給誰效力。”這深刻地指出了一種社會價值觀的扭曲。好死不如賴活著，只要能有的吃、有的穿，什么尊嚴、什么體面、什么價值，通通可以不要。這種沒有價值底線的生存哲學，極端地拉低了國人的道德水準。在這種實用主義的價值觀影響下，人們對尊嚴感嚴重缺失，什么都可以干出來——可以買賣器官，可以當人販子，可以做有毒食品坑害人民，可以坑蒙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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