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

逆全球化、經濟下行、人工智能、價值觀撕裂等發生在不同領域的變化，如今交織在一起，正在催生一個讓我們感到陌生的世界。它以巨大的速度向前推進，并不斷瓦解我們曾經熟悉的經驗、秩序和價值觀。

新經驗和新現象不斷涌現的時代，總是伴隨著精神生活的搖晃與迷惘。站在這樣一個尚不太看得清未來的位置上，曾經振奮人心的進步主義敘事，正在被更加切身的憂慮取代：該怎么做，才能避免被時代洪流連根拔起？

這種時候，總會讓人想起已故的大師錢穆。時代的變化越是劇烈，他的思想越是能彰顯出特別的力量。

今天我們提到錢穆，會把他和“國學大師”“最后一位純儒”等稱號聯系在一起，但這樣響亮又崇高的稱號，也讓他成為一尊被大家“敬而遠之”的神像。

仿佛他屬于一個遙遠而厚重的傳統知識世界，閱讀他僅是出于一種考古式的興趣，而并非因為他的思想對當下生活仍有所裨益。

但這是對錢穆的誤讀。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歷史與現實之間強烈的沖突與張力，是他思考的抓手，但身處劇變的時代，促使他由歷史進入文化，由文化進入人生，最終回到一個根本問題：人應當如何理解自身，又應當如何安頓生活？

可以說，錢穆的一切思考，都扎根于“人要如何不被時代連根拔起”這一問題之上。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今天要重返錢穆，從他的思想里，尋找在不確定性時代安頓自我的精神力量。

錢穆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在政治和軍事上接連受挫，在文化與精神層面陷入深刻自我懷疑的時期。國家積弱，使得一批知識分子把國家落后的根源指向中國的傳統與文化，激烈與急迫地要與傳統中國進行切割。

譬如，陳序經就認為，“中國的問題，根本就是整個文化的問題”，主張中國應該全盤西化；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胡適則把中國富強的希望寄于“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

與傳統割席，甚至牽連著對整個的中國文化進行清算。例如錢玄同就表示，“欲廢孔學，便不能不先廢漢文。”中國的一切文化內容，都成了聲討和變革的對象。

面對西學的沖擊，以及西方列強在物質與文化上占據強勢地位的現實，對傳統中國有著深切認識的錢穆，很快意識到了“全盤西化”不僅不可行，且會流弊深遠。

他在《中國思想通俗講話》中說道：“要開創時代新思想，我們該探討歷史上的傳統思想，因其積久埋藏蘊蓄在我們大群的心中，即在我們每一人的心中。它已演成了我們從來的歷史，它已成為我們生命中一重要的核心。我們一切行為，在不知不覺中，大都由此演出，我們如何能不注意？”

這是在說，傳統思想不是說保留就保留，說拋棄就能拋棄的東西，它早已浸入我們的語言、習慣、情感關系和價值判斷之中，是我們理解世界與安頓自身的前提。知識、制度和技術都可以學習，但我們不可能把自己從歷史中抽離出來，重新打造一個沒有來處的自己。

因此，“全盤西化”與其說是一種文化上的改進，不如說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基于這樣的一種認識，他進而提出一種更加務實，也更加深切的歷史態度，即《國史大綱》中著名的“溫情與敬意”論。所謂溫情，是帶著同情去理解歷史中的人；所謂敬意，是承認一個文明能夠延續至今，必然有其獨特的內在生命力。

在錢穆看來，對本國歷史抱有溫情與敬意的人，“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于是更能以一種理性而持平的態度處理傳統與現代、新與舊的關系。

盡管我們與錢穆面對的具體歷史情境不同，但我們與他同樣處在一個舊經驗逐漸失效，新答案尚未出現的時期。許多曾經被視為理所應當的事情開始松動，一些新出現的事物開始挑戰舊的認識和秩序。

例如，全球化不再像過去那樣被看作是不可逆轉的大潮；人工智能的發展也處在一個“薛定諤”的狀態，沒人知道它是會推動人類文明的大革新，還是造成社會秩序的大混亂。

與此同時，價值觀的分歧在不斷加深，懷抱著不同立場、不同信念的人們如何共存，已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經濟下行，導致社會競爭的壓力變得愈發激烈，過去那種“只要努力，生活就會越來越好”的信念，已經不再像從前那樣堅定。

諸如此類的變化積壓在一起，牽連著我們整個的生活振動起來，使人不免產生一種倉皇無措的感覺。我們該如何找到理解這一切的線頭，并在這股巨大的不確定中安頓自己的內心與生活？

錢穆給出的答案是，沿著“歷史與文化的內在動力”去理解我們的來時路，從中判斷識別變化中的變與不變，進而判斷哪些變化是值得擁抱的，哪些事情是需要堅守的，才能在變局之中覓得我們的精神坐標。

在錢穆看來，人終究是歷史中的人，歷史是一個斷裂與延續并肩而行的過程，許多看似新鮮的事物和現象，其實都有更深的來處；許多新問題的卡點，其實也是老問題的卡點；被我們忽視或否定的舊經驗，也并不完全過時，如他在《中國思想史》中所說的，“我們該懂得許多過去的道理，一樣還可以是今天的道理。”

今天，我們精神世界最深刻的一股危機，大概是無意義感的彌漫。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或許是新的，但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卻可以是舊的。

若以錢穆的視角切入，無意義感的出現，恰恰是我們在身生活和心生活兩處都出現了失衡的緣故。

在《人生十論》中，錢穆將人的生活分為身生活和心生活兩類。身生活，是人在物質層面的生存需要；心生活，是人的精神感受、價值判斷和生命追求。

無意義感產生的根源，在于我們身生活的過度膨脹，以及心生活的封閉與萎靡。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消費主義和優績主義構成了我們最廣泛的精神底色，物質生活的追求與欲望的不斷滿足，成為我們意義感的核心支撐。

但錢穆提醒我們，欲望在本質上是“無法滿足”的，“你向前追求而獲得了某種的滿足，并不能使你的向前停止。停止向前即是生命空虛。人生的終極目標，變成了并不在的某種滿足，而在無限的向前。”

《天地玄黃》

這是一種不能也無法停下的生活方式，一旦停下，滿足之下的空虛本質便會浮現。

在經歷了一個欣欣向榮，不斷向前的時代之后，如今我們來到了一個發展逐漸放緩，前進變得困難的時期。靠著不斷前進來填補欲望的路徑失效了，建構在欲望滿足之上的意義體系，自然也就土崩瓦解了。

錢穆認為，身生活雖然是基礎，但最終使人生獲得意義的，仍是心生活的充沛與豐盈。問題在于，本該為我們提供意義支撐的心生活，也陷入了因封閉而失去活力的困境。

與過去高歌猛進的物質生活發展相伴隨的，是整個社會越來越深入的原子化傾向。共同體的羸弱與個體化的凸顯，使得我們被迫獨自面對許多本該由社會、文化和歷史共同承擔的問題。

個人很難承受這樣的重負，對外部世界的無能為力，使越來越多的人將目光轉向內在，試圖透過心理學式的自我理解，為自身的困境賦予一個自洽的敘事。

這樣的努力當然有其價值，它能幫助人辨認情緒，理解創傷，重新整理自身經驗。

但錢穆提醒我們，如果一個人最終只是退回孤立的自我之中，而不能重新建立自己與世界、他人、歷史和文化之間的關系，那么這種自洽并不能真正地安頓人生。

“你若擺脫外面一切物，遺棄外面一切事，你便將覓不到你的心。你若將外面一切涂飾統統洗刷凈盡了，你若將外面一切建立統統拆卸凈盡了，你將見本來便沒有一個內。”

歸根到底，人的生活并不是一個切斷所有外在關系之后仍能自足成立的孤立世界。相反，人的生活恰恰是在與外部世界的往來中被塑造對，也只有在與他人、歷史和文化的聯系中獲得滋養。

于此，錢穆的歷史觀與人生論匯合在了一起。作為“最后一名通儒”，錢穆對人生的理解是儒家式的，這并不是在號召回到一種陳舊與保守的生活秩序，而是強調一種執中道、重平衡的生命態度。

回到文章開頭的那個問題，在一個劇烈變化的時代，人要如何不被時代連根拔起？

冒進地押注新事物，或是一味固守過去的生活世界，都不是恰當的應對方式。

錢穆給出的答案，是將自己置于更廣闊的歷史與世界之中，照看好人與人的關系、人與世界的關系、人與歷史的關系。生活的根系變得粗壯結實了，那么風雨來臨之時，我們也就不那么容易陷入漂泊無依的境況之中了。

文/寇大庸

封面圖：《站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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