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街頭，是一個混雜而充滿張力的公共空間，它既是城市交通、日常生活與經濟行為的承載之地，也為精英人士與底層民眾創造了擦肩而過的場所。關于街頭文化的論述向來留白甚多，尤其是在那些只為精英立傳的歷史敘事中。在時代劇烈變遷、世態紛紜轉換之際，街頭卻始終帶著一種“置身事外”的風范。它漫不經心，又持之以恒地運轉著，為謀生者提供了流動、開放的經營場所。可以說，真正讓街頭成為街頭的，正是那些看似在社會中沒有容身之地、被排擠到權力話語之外的底層民眾。他們，才是街頭的主人。

有清以來，中國城市街頭的種種奇觀，頻頻映入外來旅者及地方知識分子眼中。1874年，蘇格蘭攝影師約翰·湯姆遜（John Thomson）在江西省九江市的街頭拍下了一張名為“街頭群像”（Street Groups, Kiu-Kiang）的照片，這幅影像恰好定格了晚清街頭的一隅（圖1），并記錄了四種街頭職業：賣湯小販、代寫書信兼算命先生、剃頭匠和旋木工匠。這些街頭謀生者被湯姆遜稱為“journey tradesmen”，其意在點明街頭工作所獨具的流動性特質。這種“流動”，既指地理空間意義上的漂泊不定，也意味著職業身份的多變與兼業化——正如下圖畫面中間的代筆人，他不僅為顧客提供書信寫作服務，還自稱會算命，同時也是一位有著特殊技能的眼科醫生，對外宣稱能夠治愈71種眼疾。

圖1 [英]約翰·湯姆遜 (John Thomson):“街頭群像”（Street Groups, Kiu-Kiang）， 《中國與中國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湯姆遜為圖中這位代筆人及其他攤販的情況，留下了更為詳細的記述。他在筆記中寫道（節選）：

【賣湯人】最左一人是老朋友阿洪（Ahong），他和父親一輩子都在九江的街頭靠賣湯討生活。出身“煲湯世家”的他，隨身帶著可以走街串巷的小爐灶，每天在固定時段、固定地點接待老主顧。阿洪的招牌濃湯，一碗只賣半便士。

【代筆人】帶著眼鏡的男子是一位代筆人，他正在幫一位愁苦的女子寫信。由于單靠代寫書信難以維持生計，因此，代筆之外，他還是一名眼科醫師，自稱具有特殊技能，可以治愈人眼的七十一種疾病。同時，他也會測字課命。他所使用的這些桌椅、器具十分便攜，收攤時，夾在腋下隨身帶走便是。站在他身后的那個人，是九江街頭最令人厭煩的乞丐之一。

【剃頭匠】代筆人右側，是一位走街串巷的剃頭匠。剃光頭頂、在后腦勺留一塊用來扎辮子的頭發，是他最基礎的手藝。除此之外，他還可為顧客修容及采耳，讓顧客能“暢通無阻地聆聽這片繁華之地的萬千聲響”。

值得注意的是，湯姆遜這張1874年的照片，不僅是一幅較為完整的反映了近代市井生活的紀實影像，也是迄今最早記錄中國城市街頭代筆場景的資料。端木（1948）詩中所寫“十字街頭新事業，三家村里老先生，八約書上千約淚盡，寫盡人間苦痛聲”，正是代筆先生們的真實寫照。

法國史學家夏蒂埃曾把書信理解為“社會有機物”，并提出“寫信”是歷史上的一種文化實踐，而“書信活動”則是社會個體創造思考與感受、聯結自我、他人，乃至社會的有機物（Roger Chartier，1997）。若將這一視角移至近代中國書信文化中，代筆人的角色便尤其值得關注——他們正是受教育程度較低者得以跨越文字障礙與書寫困境，與外界達成溝通的關鍵所在。在國民教育普及率較低的社會背景下，書信經由代筆人之手，被助推、塑造為了一種可及的文化資源。然而，書信如何被轉換為一種文化“商品”？代寫書信又何以成為一份職業，抑或是一門生意？

圖2 黃英: 《窮人的街頭》，《良友》，1933

代筆人與代筆攤

代筆人有職業與非職業之分。非職業者多為識文斷字之人，替親友代讀代寫，大多不取報酬，全當親友間的人情往來。職業代筆人則不同，他們以此為營生，憑此糊口。

職業代筆人不僅為文化程度較低者帶來了書寫的便利，也使“寫信”行為附著了商業色彩。然而，代寫書信終究只是小本生意，民眾對書信寫作的需求既非持續不斷，亦無規律可循。故代筆人僅憑此謀生，可謂相當艱難。于是，他們往往兼營其他文字相關業務，如算命擇日、撰寫婚喪契約、代書訴狀情書、題寫春聯店名等。即便如此，收入仍難以保障基本衣食。唯有逢年過節，尤其是春節前后，業務才會繁忙起來，代筆人也最盼著趁此時增加一些收入。

圖3 [美]雷尼·諾恩(C.E. Le Munyon)：《代寫先生》（1905-1929年間）

圖4《服務的意味：代筆寫信》，《大眾畫報》，1933

圖5《寫信兼算命》，中國近代影像資料庫

圖6《街頭預言家》，《良友》，1941

代筆人多為失業的讀書人，粗通文字，程度稍好者曾念過私塾或擔任過私塾先生，對文牘事務懷有一定興趣。他們具有鮮明的文人身份特征，常身著長衫以示身份，并與其他攤販刻意保持距離。攤位則通常設于街頭人流密集處，如集市口、廟門前、碼頭車站、郵局門外等，樣式頗具辨識度——一張隨身攜帶的木桌，桌旁立有一塊寫有“代寫”或“代寫書信”字樣的招牌。近代報刊時文對代筆人的形象及其攤位特征多有描摹：

街頭寫信攤子旁邊，站著一個愁悶的孩子，對執筆的老先生說，媽媽病重，要寫信叫爸爸寄錢，或親身回來一趟。小孩子不會寫信，他母親更不會，只好省下買菜的幾個銅板，去拜托老先生代筆。老先生，你總算做了點好事，雖然在讀書人眼中，你是落伍的文人。（《大眾畫報》，1933年）

他會批命，為占課，會測字，會代寫家書。他會給你一點安慰，一點希望，一點自信心。在有些場合，他還會乘機勸善規惡，但有時也會危言聳聽以弄譏文。（張亦菴，1943年）

代筆匠人是有著顯著的外在特征的。他們長年身著一襲褪了色的長衫，腳套鞋襪，以示與引車販漿之輩的區別。頭戴一頂氈帽斗，用一張折成四四方方的信紙，壓在氈帽頭的前臉遮擋陽光。長年坐在廟門前、集市口的一張桌子前。桌上擺有兩管手筆、一個墨盒、一個水盂和一摞元書紙紅格八行箋。正上方擺著一摞牛皮紙信封，還有一本《常用尺牘》。離老遠一看，就知道他是代寫文書的匠人。（張光友，2021年）

不少畫家也將目光投向代筆人，留下了各具風格的視覺記錄。豐子愷、葉淺予、陸志庠、戴敦邦等人都曾描繪過這一街頭行當。豐一吟稱，“小時候看到父親這幅漫畫，讀了題目《阿三夫君如見……》，還以為這老婦人想對她丈夫說：阿三丈夫你如果見到……。長大后，才知道這是寫信的一種格式。大約是‘見信如見人’的意思吧。現在，在某些郵局門口，有時也還能看到這種代人書寫的攤頭。”（豐一吟，2021年）

圖7 豐子愷:《阿三夫君如見……》，《子愷漫畫全集之四：民間相》，1945

圖8 葉淺予：《代寫平安家信》，《一四七畫報》，1946

圖9 陸志庠：《兼代書寫的拆字攤》，《志庠漫畫》，1998

圖10 戴敦邦：《戴敦邦畫老上海匯本》，2017

奧地利畫家弗利德里希·希夫（Friedrich Schiff）與白俄畫家薩巴喬（G. Sapojnikoff）同樣曾關注到中國城市街頭的代寫書信場景。希夫的系列漫畫尤其值得注意，其揭示了一個在以往討論中往往被忽視的細節——代寫書信不只是個體層面的日常事務，更是一項可以容納多人共同參與的家庭活動。由此觀之，代筆攤所承載的遠不止文字的交易，它既是某種存在于公共空間中的連接私人生活與家庭關系的紐帶，也寄寓著底層民眾在生計之外的溫情與相互扶持。

圖11 [奧] 弗利德里希·希夫（Friedrich Schiff）: 《請人代筆的母子》（1）

圖12 [奧] 弗利德里希·希夫（Friedrich Schiff）: 《請人代筆的母子》（2）

圖13 [奧] 弗利德里希·希夫（Friedrich Schiff）: 《請人代筆的母子》（3）

圖14 [俄]薩巴喬(G. Sapojnikoff)“吾愛何在？”（“Where is my beloved?”）

代筆的職業門檻

代寫書信的準入門檻并不算低。讀書寫字只是最基礎的本領，若欲拓展業務或籠絡客源，書法功底與對其他知識領域的涉獵便至關重要。具體而言，代寫訴狀或買賣契約時，代筆人需運用更為考究的字句，并對相關法律條文有所了解；為商店、飯館題寫門面或于春節前夕書寫春聯時，則必須其具備一定的書法水平。此類事務因受邀揮筆，潤筆費或酬金通常較為豐厚，最受代筆人歡迎。然而，盡管常年處于窮困之中，代筆人的性情特征卻尤為鮮明。他們有時拒絕聽從顧客要求，甚至拒寫特定類型的書信，并且還可能在信紙與信封的揀選上尤其講究。1916年11月5日，《時報》曾刊載一位頗具審美情趣的代筆人逸事：

新舞臺對門，有張鐵口折字。近來新訂代寫書信價目一紙，計封信五十文，郵片減半。若持美術信片（如梅郎之嫦娥奔月、黛玉葬花等）求書者，只取銅元一枚。

具體的代筆服務過程，因代筆人的寫作習慣與顧客的具體要求而異。某次昆山召開干部大會，因當地識字者不多，代筆人頗受倚重，與會者遂召集幾位代筆人交流了各自的代筆經驗。據稱，若口述者語言表達能力較好，代筆人只需一一記錄即可；若口述者思路不清，代筆人則需先歸納整理，經詢問確認后才可下筆：

甲說：“他怎么說我怎么寫，他說啥，我寫啥，這樣不失原意。就是有的他說到后邊又想起前邊來叫添上，一添就不接氣了，怪麻煩。”乙說：“我叫他談一遍，替他整理。”丙說：“叫他先考慮，我聽一遍，然后執筆，寫完再念給他聽，他同意了，就算完成。”丁說：“他不會寫，還說沒有什么可寫，我就打聽他的工作，和他閑扯，叫他不知不覺的就說出材料，我偷偷寫完，念給他一聽，他非常喜歡。（忌名、壽亭，1947年）

上文所述多為普通書信的代筆流程。至于情書代寫，情形則大為不同。這不只關乎青年心事的私密性，也對代筆人的文筆提出了更高要求。1948年1月11日，《小日報》刊有一篇討論代寫情書的文章，其中特別突出了“白話情書”與“文言情書”不同的收費標準：

寫情書他們是認為很要一點技巧的，代價要一塊二塊不等，這里面同時又分兩種價格，一種是“文言情書”，索價較廉，一種是“白話情書”，索價較貴。這大概是鄉下姑娘來求寫情書，如果寫了文言，什么“愛卿”“芳顏”之類的文句，在念給她聽時，聽了很不大懂，而且不如“親愛的哥哥”，“你苦命的妹妹”那樣感人動聽和哀艷！“斂衽”也不如用“倚枕”那樣傳情。所以她們是寧愿多花一塊幾毫，寫一封“白話情書”，而不愿花少幾文錢去寫一封“文言情書”的。（取暖者，1948年）

圖15 [葡] 若瑟?利維士?嘉德禮 (José Nerves Catela ): 《代寫先生》，《永不回來的風景: 澳門昔日生活照片》，2001

上海思南路郵局的代筆服務

1930年代以來，代筆行業發生了一些變化。隨著中國郵政業務范圍的擴張，人們寄信與收信的便捷度大幅提升。然而，社會上仍然存大量文盲及識字程度較低者，他們同樣希望與親友通信、與外界溝通。于是，全國各地的民眾教育館、民眾服務處、閱報處、問字處乃至郵局內部，紛紛設立了專門的代寫書信服務點。其后，專為婦女和人力車夫設立的代筆處也相繼出現，報端多有記載：

華龍路上海婦女補習學校、為解除婦女不識字、不能看信、不會寫信之痛苦起見，特于該校附設婦女書信代寫處，專代婦女看信、寫信，不收任何費用，并可奉送信紙信封。已于昨（六日）正式成立、辦事時間規定每日下午二時至五時云。（《時事新報》，1932年）

南京市人力車夫福利會籌備處，已將整個福利事業計劃大綱通過，將逐步按照計劃推進一切設施，該處鑒于人力車夫大半來自各鄉，識字不多，現先從切實服務入手，決即設立人力車夫代筆處。暫設人力車夫代筆處四處：地點定夫子廟、下關、熱河路附近、水漢西門、中華門，代筆規則如下……（五）書信及簡略文件等紙張，由本處供給，契約紙張由請求人自備；（六）代筆不取筆資。服務員亦定服務規則：對請求人應態度和藹，不得任意拒絕求請，不得借故向請人求私索分文。請求人如愿贈送者，亦不得收受。（《神州日報》，1937年）

圖16 鄺光: 《代寫信件》，《良友》，1937

圖17 唐煌: 《為文盲而設的代寫書信處》，《東方畫刊》，1941

較為典型的一例，是上海思南路郵局于1947年11月7日試點組織的“代筆服務”：

本市郵政總局，以文盲多請拆字攤代寫信函，不獨文理不通，且類多牽強附會，往往地址錯誤成為死信。局方有鑒于此，乃與本市社會服務處合作，自今日起先在思南路郵局試辦“代筆服務”，由該處派員駐局，代公眾免費寫信。（《大公報》，1947年）

同日，該報還刊載了《郵局與社會服務處商妥在思南路設代筆服務處》一文。此篇報道更為詳細地指出，因文盲甚多、代筆人水平參差，而郵局職員又受限不能代寫，郵局遂與社會服務處協商合作，在思南路郵局試辦“代筆服務”，由社會服務處派員免費代寫書信，并允諾若公眾稱便，即將此類義務代寫處將推廣至其他郵局。僅半月后，1947年11月25日，上海郵局便在金陵東路支局也成立了類似代筆處：

本市郵局自得社會服務處合作，在思南路支局設立代筆服務處，代替公眾免費書寫信件，一般文盲大感便利。最近西文大美晚報記載有鄉人在金陵東路支局郵寄包裹，因不能填寫詳情單，異常窘急，郵局為表示重視輿情，并便利該區公眾起見，即日起在金陵東路支局成立同樣代筆處，由社會服務處派員駐局免費代寫書信，并代填郵政一切單據。（《新聞報》，1947年）

可見郵局免費代筆處受民眾歡迎程度之高——僅在思南路郵局試點了18天，便推廣至金陵東路支局。1947年11月28日，《和平日報》刊載了一篇題為《非以役人 實役于人》的社論，介紹并宣傳了思南路郵局社會服務處的民眾代筆站：

當你走到思南路郵局的時候，在門前擺設著一座簡單的樣子，像拆字攤似的，在臺子的旁邊圍著一大堆手里拿著紙張請求代書的男女老少，他（她）們大都是不識字的阿姨和拉車的小三子，團團的圍住一個年約二十歲左右的年青人，口里亂噪著，“先生我還要來請你代我寫一寫，先生我的小孩在家里哭講……”這便是上海社會服務處最近和郵政局合辦的民眾代筆站。

說也可憐，這個代筆站，開張只不過三天，奇怪的是生意卻這般的興隆。民眾代筆站，不收任何費用，專代一般文盲的小市民義務書寫，如果你是出征軍人家屬或者貧苦的小百姓的話，還可以免費供給信封信箋等。除了這個代筆站外，在社會服務處，并設有民眾代筆組，專事替本市市民書寫并草擬一切契約文稿等，并訂有優待軍人家屬及貧苦民眾辦法。假如你——有什么東西要寫的話，不妨請到這里來。（《和平日報》，1947年）

至此，代筆從街頭文化單元逐漸轉向政府主導的民眾服務，舊時的“硯田筆耕”亦漸為青年志愿服務所替代。越來越多的民眾得以與遠方親友通信，并在書信寫作一事上獲得了來自公共機關更具專業性的指導。

此外，由上文“出征軍人家屬”一句，還可以聯想到戰地代筆。在軍隊日常生活及戰地服務中，代寫家書始終是一項重要的內容，其主要由知識青年服務團、宣傳隊或紅十字會承擔。不僅作家黃谷柳曾在戰地日記中記述自己為戰友代寫家信的經歷（黃谷柳，2011）。相關圖像資料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圖10中，手持信封的軍人左側寫有“每日女生代寫之書信，平均約120余封”字樣；圖11則呈現了女學生為傷愈將士代筆的場景，可見代筆服務在軍隊中的需求之大）。此外，美國《生活》雜志特派攝影師卡爾·邁登斯（Carl Mydans）曾于抗日戰爭期間在四川龍泉縣拍攝一處代筆攤，攤位懸掛的布簾上寫著“抗屬書信代寫處”——即專為抗日軍政人員家屬設立的服務點。

圖18 魏守忠:《為軍人代寫書信》，《良友》，1933

圖19 顧茅廬: 《為將士代寫家書》，《東方畫刊》，1939

圖20 [美]卡爾·邁登斯(Carl Mydans)：《抗屬書信代寫處》， LIFE，1941

筆者藏有一部《兒童書信》（兒童書局，1946年發行，1933年初版）。此書有趣之處在于，其雖與當時流行的白話尺牘指南一樣，同為教人寫信的讀物，然在書信范文的選擇上卻獨具一格——以兒童代筆信為主要范例。全書共39篇書信范文，其中有25篇是出自5名兒童之手的代筆信，內容包括“報告失火”“祝賀升職”“安慰遭遇荒年”“托人求職”“找人借錢”“合作辦酒席”等等。其中一位代寫書信的小朋友稱：“托我們寫信的，倒是很多。而且來托我們寫信的，都是目不識丁者多。我們給他們寫好了一封信，他們有說不出的感激的樣子。有許多叫我們寫信，光帶一張嘴巴來，信紙信殼也是我們的。這是很可笑的，因為他們不知道寫一封信，應用多少信紙哩。”

圖 21 兒童書局《兒童書信·封面、說明》

有五個小朋友，在暑假里共同設立了一個“民眾寫信處”，因為這村莊上，讀書的人很少，所以要想寫封信，非常困難。本來都是請學校的教師代寫的，現在學校放了暑假，竟然沒有人寫信了。“信”是通兩地的消息的，消息哪里可以不通呢！五個小朋友的“民眾寫信處”就適應這個需要而設立了。

寫信處設立之后，請求他們來寫信，自然多得很。全村莊的人，個個稱便，各個佩服他們，個個敬愛他們。

后來學校開學之后，教師們聽到他們五個小朋友在暑假內設立“民眾寫信處”，為一般文盲的民眾服務，很是稱贊他們。從此，學校門前，就掛起一塊“民眾寫信處”的招牌，仍叫他們五個小朋友，繼續負責去干這個工作。

五個小朋友姓名，是：邵成梁、孔卓、顧光耀、戎菊芬、趙志云。（尤勁：《兒童書信》，1946年）

代寫書信本質上是一種具有高度文化中介屬性的書寫實踐，深度介入到了書信文化下沉與精進的過程中。它以傳遞書信知識、提供書寫服務的形式，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發生頻繁互動，于市井街巷間塑造著近代書信文化的不同面向。而代筆人，他們身處邊緣，卻連通四方，在為普通民眾帶去文字、書信與遠方消息的同時，也為底層群體搭建起進入廣闊社會交際網絡的通道。他們是維系近代民間書信流通至關重要的中介力量，更是反映近代民眾日常書寫實踐的一個側面。

[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于《書屋》（2025年第9期），本次刊發有較大修改，因體例所限，部分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