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講不能辦，多想如何辦。”

“劇組有所想，聯盟有所應。”

“服務永遠在路上。”

上海這么多高樓大廈，哪棟能讓劇組上去拍？

想找一條馬路拍追車戲，跟誰協調？

政府的辦公樓、機場的安檢口、老洋房的會客廳，拍攝怎么申請？

劇組遇到居民阻攔、街道不批、置景面臨強拆，又找誰救命？

這些問題，都能在上海市影視攝制服務機構那里找到答案。

這個地方，向來自全國的影視攝制組提供免費拍攝支持、版權交易、版權糾紛調解等服務，已經成為上海影視產業環境的窗口和縮影。

作為機構的“大管家”，于志慶帶領團隊承擔著多重職責，他身兼上海市廣播影視制作業行業協會副會長兼專職秘書長、上海市影視攝制服務機構主任、上海市影視版權服務中心主任職務，和團隊被業內親切地稱為“劇組保姆”。

在上海電視節期間，《小編》專訪于志慶。圍繞上海影視攝制服務機構如何從零起步，長三角影視攝制服務合作聯盟如何一步步擴容升級，以及AI時代影視服務行業面臨的挑戰與轉型，于志慶分享了機構十多年來的實踐與思考。

“上海電影的繁榮，我們是見證者，也是其中的一員。”

2013年6月9日，上海市廣播電視節目制作業行業協會掛牌成立。成立之初，會員單位不足百家。

2015年，協會更名為上海市廣播影視制作業行業協會。

為此，上海市影視攝制服務機構正式成立，由上海市廣播影視制作業行業協會承擔具體運營職能，從零起步。

成立以后，機構仔細研判國內外機構模式：美國紐約的電影辦公室，香港的電影統籌科，臺北的電影委員會，皆有一套成熟的協調機制。

機構參考這個思路建立架構，初始列出了60條服務清單，后擴充至120條，細分為22個大類，在后來的工作中明確三大任務：政府管理類拍攝協調、上海影視拍攝數據庫建設、為劇組提供全程免費咨詢服務。

作為全國第一家影視攝制服務機構，于志慶談到了他們的初心：“機構成立之初，心里總有一個感覺，我們這代人是有責任的，上海要把電影這個工作繁榮起來，我們是見證者，也是其中的一員，我們有這個信心，會盡自己的力量去把基礎服務的工作做好，通過扎實的服務為影視繁榮保駕護航，助力誕生更多好作品。”

初創期機構一共五個人，手機24小時待命。團隊發現，上海不缺好的影視取景地，但劇組想要在政府大樓、機場、高架、火車站等政府管理設施內拍攝，近乎寸步難行，他們決心把各個拍攝點的協調路徑一條條打通。

于志慶此前從事過制片工作，深諳難點所在。團隊的做法是：站在劇組的視角，預先推演流程，該找哪個部門、需要什么手續、要等多長時間，把劇組可能遇到的高難度拍攝場景，提前做一輪調研和路徑測試。先把自己變成探路者，再為劇組鋪路。

同時，在上級主管部門的安排下，上海各區相繼成立影視拍攝服務工作站，工作站梳理各區景點，經專家認定“能拍/不能拍”，首批確定99家取景地。到2026年年底，機構推薦拍攝取景地已增至447家。

取景地推薦出去了，新的問題又來了。劇組拿著推薦取景地去找地方拍，基層單位卻不知道如何接待。

為了解決“最后一公里”的難題，機構把服務站延伸到上海16個區，又下沉到若干的主要拍攝場景的街道，形成市、區、街道三級化服務網絡，在行政受理中心都設立了影視拍攝服務窗口。

機構建起來了，清單有了，取景地摸過了，三級服務網絡鋪下去，那上海灘上上下下、犄角旮旯的拍攝堵點，就真的打通了嗎？

上海市影視攝制服務機構“劇組保姆”的名聲，正是在這些卡殼時刻，通過一件件案例，硬碰硬磕出來的。

2015年，電影《港囧》劇組在上海某街道取景時遇阻。劇組租了一戶居民的二樓拍戲，一樓不讓過，三樓居民說擾民。劇組找到機構，于志慶帶領團隊去街道協調，不了解具體情況的街道起初選擇了婉拒。

眼看拍攝要面臨停擺，劇組可能遭受損失，于志慶沒有放棄，把個案轉化成制度建設的契機：一邊推動社區制定拍攝場次上限、優化拍攝方案，同時自己買水果挨家挨戶登門：“我們工作沒做到位，希望能把這場戲拍完，我們會盡快落地拍攝制度。”

戲拍成了，《港囧》協調案例也成為機構早期啃硬骨頭的標志性記錄。

同在2015年，電視劇《角力之城》在松江搭了近1000平方米景，置景耗資200多萬，不料開拍當天接到通知：地塊屬于違建整改區，推土機即將進場拆除。

于志慶和團隊趕到現場，詳細了解情況后，提出折中方案——先拆無置景的違章建筑區，同時與劇組約定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所有拍攝任務。當地政府給予支持和理解，這部劇也順利完成拍攝。

上海影視攝制服務機構保姆式的服務，就此在業內傳開。

2026年5月剛剛殺青的電視劇《千里江山圖》，上海拍攝期間，劇中需要一艘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老舊漁船。劇組在崇明區找到了符合要求的船，但這艘船沒有執照、無法使用，機構積極幫忙聯系船主，追到區、再下沉到村，“七拐八拐找了一個星期”與船主對接上。

船從崇明運到金山后，機構在金山又協調水務系統，在預先聯系好的固定水域完成拍攝。

于志慶說：“我們不光站在上面看問題，我們還有一顆服務的心。劇組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劇組的訴求就是我們的訴求。”

因為事事有落實，很多影視企業開始真正視協會為“娘家人”，口口相傳，越來越多的企業主動加入到協會。

到今天，協會規模較創立之初已經翻了十幾倍，擁有會員單位1300余家，設有投融資、法務、制片、編劇、國際交流等專業委員會，覆蓋了影視行業的全產業鏈。

2019年，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國家戰略下，機構主動上前一步，整合資源，倡議建立“長三角影視拍攝基地合作”機制。

2020年8月，上海市影視攝制服務機構與長三角首批17家影視拍攝基地共同宣布成立“長三角影視拍攝基地合作聯盟”。

聯盟成立后，聚焦于打造五個一：一套影視拍攝服務體系、一本影視拍攝服務指南、一個影視拍攝信息共享平臺、一組影視拍攝地評價機制、一批影視展會集中呈現。

但機構又發現，17家影視基地之間的合作更多聚焦于場地資源共享，而隨著影視行業工業化進程加速，劇組對跨區域實景拍攝的服務需求日益強烈。劇組普遍希望減少花費在實景拍攝協調上的時間和精力，單純的基地合作模式“不夠用了”。

到2025年，聯盟又為《飛馳人生3》劇組對接寧波、湖州、安吉多地完成跨區域勘景，持續發揮區域協同作用。

2024年6月，在第26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聯盟正式更名為“長三角影視攝制服務合作聯盟”，更名的初衷在于，隨著各省市相繼成立影視服務中心，聯盟的定位也從單純的拍攝基地合作，轉向聚合各地區影視攝制服務機構，形成一個以服務為核心的協作網絡，更好地為影視攝制組提供跨區域的協調保障。

聯盟成員數從17家翻番到36家。成員中出現了成都市影視服務中心、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影視工作專班、重慶市影視拍攝一站式服務平臺、貴州省影視拍攝服務中心、深圳影視產業服務中心等來自全國各地的機構。

同年，電視劇《回來的她們》在泰寧拍攝，需要龍舟和足夠群眾演員。聯盟協調泰寧縣人民政府，專門為劇組趕制6條龍舟，并從周邊調集劃手和群眾演員完成拍攝。

“原先的聯盟，以拍攝基地為主，我們的初衷是讓長三角資源共享，”于志慶說，“現在，我們想打通影視攝制全鏈路，讓以拍攝基地為代表的資源提供方，與以服務機構為代表的服務提供方，在同一聯盟里，更好為劇組解決實際問題。”

于志慶坦言，初期聯盟內部也曾出現都希望到自己基地拍攝、形成無謂競爭的情況，改為以服務機構為主體后，各地更愿意交流經驗，更多資源涌入聯盟當中，擴容擴圈成為新趨勢。

2026年6月，在今年的上海影視雙節期間，聯盟（擴大）會議上發布了全新優化升級后的“拍在上海”影視攝制協同平臺，以手機小程序和電腦網站端的雙平臺協作，幫助劇組更快更優地完成勘景任務。

當話題轉向AI時，于志慶罕見地沉默了片刻。

在AI面前，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于志慶感慨道，1895年至今一百余年的電影發展史，經歷了從膠片到數字的變革，如今正面對第三次浪潮：人工智能。

“我們如何去迎接這個時代的到來？科技發展的勢頭不會停滯不前，我們也要迎著時代往前走。”

于志慶半開玩笑說：“如果在不久的將來，AI讓傳統的協調聯絡極度簡化，機構存在的必要性也許會消失，我們也將完成終極任務。但不論技術如何迭代，服務二字，永遠在我們心里。不能說有了人工智能，服務意識、服務概念就不需要了。技術終歸是工具，服務的本質是對人的關照，對我而言，服務是永遠不會撤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