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秋天，臨夏老城區一片拆遷工地上，挖機鏟斗碰到了一塊硬物。師傅熄了火，跳下來扒開碎磚，是一塊半埋在土里的石碑，碑面坑坑洼洼，用水沖了幾遍，正面三個漢字勉強能辨認——“馬公墓”。翻過來，背面刻的卻是另一種文字，筆畫繁復，工地上的技術員一個都不認識。后來文物所的人來了，說這是波斯文。

這塊碑的主人大概不會想到，八百多年后，他的后代在臨夏開著面館，蒸花卷，炒拉條子，講一口河州話。更不會想到，他一族后人已經從當年那一小支隊伍，繁衍生息到了一百七十萬人。這個數字，比現在伊朗首都德黑蘭人口的三分之一還要多。

第一個發現那些家譜秘密的人，叫王永福，臨夏本地人，在城關小學教語文。那是1982年夏天的事。他外公姓馬，老街坊，做了一輩子石匠，活到九十六歲，臨走前從炕洞里摸出一個油紙包，里面裹著一本棉紙手抄本，紙頁發黃發脆，邊角被蟲蛀得七七八八。外公把紙包塞給他，只說了三句話：不許給外人看，咱家雖然姓馬，但馬不是原本的姓，等你兒子長大了再告訴他。說完第二天就走了。王永福翻開那個本子，里面全是彎彎曲曲的波斯文，他一個字也不認識。

這本家譜在他家抽屜里鎖了三年。后來一個在西北民族學院做研究的回族學者叫馬通，從蘭州來臨夏做田野調查，聽人說起這件事，專程找到王永福。借來一看，當天晚上就坐不住了。家譜上記錄了從波斯東遷到臨夏定居的完整世系脈絡，一頁一頁翻過去，是一個家族八百年的生死遷徙。

后來文物普查發現，臨夏這邊藏著類似家譜的人家不止這一戶。大河家鎮有一戶馬姓人家藏著的東西更特別，除了家譜，還留著元代敕封先祖的文書殘片和一枚銅印，銅印上刻的也是波斯文。這些藏了幾百年的老本子，過去誰也不敢往外拿，壓在炕洞底下、藏在房梁上頭、裹在舊衣服里，一代傳一代，傳的人越來越少。他們把最大的秘密壓在自己的姓氏下面，在最顯眼的地方藏了起來。

大規模遷徙發生在蒙古西征之后。

公元1253年，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從蒙古高原出發，率領十幾萬蒙古騎兵一路往西打，翻過興都庫什山，穿過波斯高原，一直打到了今天的伊拉克和敘利亞。1258年攻陷巴格達，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任哈里發被裹在毯子里踏死在馬蹄下。旭烈兀在波斯建立了伊爾汗國，領土覆蓋了今天的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東部和高加索地區。

蒙古騎兵打仗有一條規矩：攻城之前先勸降，開城的不殺，抵抗的殺光。唯獨對三種人留命——工匠、學者、神職人員。有手藝的被編入“匠軍”，懂天文歷法的被收進官署，會寫字的被安排做文書。這些人，戰后被整批整批往東邊送。旭烈兀從中亞和波斯征調了數萬工匠和學者，編入蒙古西征軍的后勤體系，隨軍東歸。伊爾汗國建立之后，多次派遣使團和人才隊伍前往元朝大都朝貢，這些人從大不里士出發，一路往東，走呼羅珊，過撒馬爾罕，翻帕米爾高原，進天山南路，走河西走廊，最后抵達元上都或者大都，全程超過一萬公里，很多人在路上走了一年多。

就在這條漫長得幾乎看不到盡頭的路上，一部分人沒能走到終點，倒在了帕米爾的雪峰下和塔里木盆地的沙漠里。走下來的人，走到河西走廊的時候，也差不多明白了，這一輩子，大概再也回不去了。

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元，定都大都。他把帝國境內的臣民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色目人包括中亞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政治地位僅次于蒙古人，高于漢人。朝廷給他們減免賦稅，準許經商，可以在各地自由流動。這批從伊朗高原遠道而來的波斯人被分到了好幾個地方，有一支走到河州就停了下來。河州就是今天的甘肅臨夏，南邊挨著甘南草原，西邊通著青海，北邊連著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東段的重要節點。元朝在這里設了驛站，需要人駐守和管理。這批波斯人就此留了下來，娶妻生子，蓋房開鋪，落地生根。

剛來那幾十年，這批人的日子過得不算差。按照元朝制度，色目人可以擔任地方官職，河州的達魯花赤——就是地方最高長官——有相當一段時間都是由色目人擔任。臨夏老城南關一帶當時就是波斯人的主要聚居區，沿街開出來的店鋪賣香料、玉石、皮毛和西域藥材，清真寺一座接一座蓋起來，經堂教育的體系也在這個時期開始萌芽。集市上波斯語和漢語混著說，燉羊肉的香味飄在巷子里，和德黑蘭大巴扎里的味道一模一樣。

但好日子只維持了不到一百年。

1368年，朱元璋在應天府登基，元順帝從大都北逃，明朝建立。洪武元年朱元璋就下了第一道命令：禁胡服、禁胡語、禁胡姓。法令下得毫不含糊，所有留在中原的色目人必須在規定時間內改用漢字單姓，不得再使用原來的非漢語姓氏。地方官府開始逐戶清查，讓所有非漢族家庭限期報備改姓。河州的波斯人一下子被推到了命運的岔路口。要么放棄一切躲進深山老林，缺糧少藥，熬不過去就是滅門；要么改頭換面，把自己變成“本地人”，用漢字當姓，說漢話，穿漢服，考科舉，做買賣，只在關起門的時候悄悄守住一點祖宗留下的東西。

絕大多數人選了后者。

改姓這件事，他們用的是極其高明的方法。波斯名字大多是復合結構，有的開頭是固定音節，有的結尾是固定音節。比如穆罕默德的第一個音是“穆”，在漢語里和“馬”的發音非常接近。馬這個姓在中原文化里是個好姓，將軍騎馬，狀元跨馬，駿馬奔騰，忠厚耐勞，誰都挑不出毛病。臨夏這邊，姓馬的人最多，排在第一位，占到臨夏回族總人口的將近七成。這些馬姓家族里，有多少是穆罕默德的后人，恐怕只有那些藏在炕洞里的波斯文家譜才知道。

其他波斯名字也各有各的改法。哈桑的開頭音是“哈”，就改姓“海”。侯賽因開了個頭，改成“虎”，有人說虎字太兇，就改成同音的“胡”。伊斯瑪儀前頭取了“伊”，后頭取了“賽”，有些家族干脆取尾巴那個“丁”當姓。還有的人不取發音，取祖籍。撒馬爾罕來的姓撒，布哈拉來的姓布，從設拉子來的，發音念久了演變成了“喜”。這種藏法，外人看著就是個普通漢姓，同族的人一聽，就知道你的根在哪座城市。到明朝嘉靖年間，河州的改姓已經基本完成。翻開那時候的戶籍冊，完全看不出這群人跟波斯有什么關系。他們考科舉的考科舉，開商號的開商號，明清兩代臨夏出了不少舉人秀才，姓馬的占了絕大多數。

對外改得越徹底，對內就守得越緊。改了姓以后，河州這群人把波斯文的家譜寫得更認真了，一本接一本往下傳。清真寺的數量不降反增，從南關慢慢擴展到周邊鄉鎮，經堂教育在這個時期開始系統化，六七歲的孩子被送進寺里學習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念經、識字、學教義，這套體系一直運作到清末民國，從來沒有中斷過。所以那些波斯詞匯、發音習慣和思維表達方式，雖然在外面不說，但在最核心的生活圈子里一代代傳了下來。

臨夏方言里至今還嵌著不少波斯語的碎片。當地回族人管“美好”叫“侯西”，直接從波斯語過來的。常說的“乃瑪子”，原本也是波斯詞，不是阿拉伯詞。老一輩人隨口說的這些詞，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來源，只說祖輩都這么講，他們也就這么講。跟吃的有關的東西就更多了。臨夏人家家都會炸的馓子，名字直接來自波斯語，和今天伊朗人餐桌上擺的油炸面食做法幾乎一致。去臨夏的館子點一碗燉羊肉，做法和伊朗傳統的燉肉異曲同工，都是大塊帶骨羊肉，只放鹽和幾味簡單的香料，小火燜上大半天，端上來肉爛湯白。八寶蓋碗茶里加干果、枸杞、桂圓和冰糖一起泡的喝法，也是從波斯傳過來的飲茶習慣。伊朗人喝茶加糖加干果的傳統可以追溯到薩法維王朝以前，沿著絲綢之路走到河州，變成了臨夏人茶盤上的標配。

婦女頭上戴的蓋頭，綠、黑、白三種顏色對應未婚、已婚和老年，這套規矩在伊朗高原的某些傳統社區里也有類似的區分方式，顏色的象征意義和年齡層級的對應關系基本一致。臨夏磚雕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以工藝精湛聞名，畫面構圖講究花繁不見骨，纏枝紋和幾何紋組合纏繞，留白極少。這種審美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波斯薩珊王朝的建筑裝飾風格，那種拒絕留白、用繁復幾何紋填充每一個空隙的執念，隔著八千公里和八百年，被一刀一刀刻進了河州青磚里。

比磚雕更不起眼、也更有韌勁的，是保安腰刀。保安族是臨夏特有的少數民族，人口不到兩萬，但做出來的腰刀在西北家喻戶曉。刀身中間那一道波浪紋——懂行的人叫水紋——是反復折疊鍛打幾十次甚至上百次才打出來的。這種工藝不是中原傳統的鍛造技法，它和伊朗的烏茲鋼工藝一脈相承。烏茲鋼就是大馬士革彎刀的核心材料，當年波斯工匠把這一套折疊鍛打的技術帶到了東方，落地生根，一路傳到現在的積石山腳下，傳到保安族鐵匠鋪里燒得通紅的爐火前。打刀的師傅大多說不清這手藝的源頭在哪里，只知道爹這么打，爺爺這么打，爺爺的爺爺也是這么打。

在聲音上留存的痕跡，藏得更深。臨夏有一樣東西叫“花兒”，是當地回、漢、東鄉、保安、撒拉幾個民族一起傳唱的民歌，旋律高亢蒼涼，真假聲切換的時候有一種很特別的滑音，聽起來和中亞波斯傳統音樂的唱法如出一轍。歌詞里也常常蹦出波斯語過來的詞。唱的人多半不知道那些詞的來歷，調子就那么一代一代傳著，一嗓子喊出去，八百年前的余音就混著黃土高原的風散在了山溝溝里。

前些年臨夏老城區整治的時候，施工隊在一條老巷子下面挖出了那塊元代的石碑殘片，上面有幾行模糊的波斯文。這塊石頭現在收在臨夏博物館里，配了一張小卡片，只寫了出土時間和地點，沒有更多介紹了。刻碑人的后代，也許現在就住在臨夏的某一條巷子里，姓馬，開一家清真面館，每天清早起來和面蒸花卷，中午炒拉條子，下午切牛肉，忙得腳不沾地。對一千年前祖先翻過帕米爾高原、走過河西走廊、最后落腳河州的往事，也許聽說過一點，也許一無所知。也許他家的炕洞里也藏著那么一本破舊的波斯文手抄本，紙頁發脆，邊角蟲蛀，等著某一個夜晚，傳給下一個愿意打開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