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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西坡原創）

文｜西坡

有時候，我特別想說一句話，自己卻不敢說。因為若我在人群里，我擔心是受了傳染，每個人說完就奔赴下一場歡鬧，我卻守著那話，像傻子一樣為孩子發現的寶藏站崗。若我是一個人，我又疑心自己發了狂，成了在月亮下嗥叫的狼或者狗，從今夜到永遠都無家可歸。

所以我會去讀書，找一個極敏感、極誠實的作者，從他的嘴里掏出這句話。在時間大河的兩頭，我聽見他好像他也能聽見我。我心里那個波光粼粼的意思，他竟說得那么準確，那么痛快。最好他不是有意說的，而是有一種黑暗的能量在他體內翻滾，使他不得不一而再再二三地把那個意思說出來。于是我就得了一個信心，一塊踏腳石，向虛空中又邁出一步，縱使無法向前，也暫時獲得了做人的資格。

現在我已經知道，在我上游的那人，必定也曾向他的上游尋求援助。所以從邏輯上講，我們可能是極少一批傻子或狼或喪家犬的后裔。那千淘萬漉出來的話語，可能終究是同一副心智的投影。但我還有一個最后的安慰，即，孕育語言的黑暗能量畢竟是存在的。若只剩下幻想的疆土留給我們，那么就幻想到底。

這些天來，我就以這樣一種尋找同伴的心情，翻來覆去讀穆旦。終于在他的詩集里找到一個印記，我把帶有這個印記的詩句抄在朋友送我我一直不太舍得用的本子上，足足抄了11頁。抄完后，窗外的草木都呼吸更加均勻了。

在好幾首詩里，穆旦下意識地用同一個詞來宣判我們這個族群廣大無言的人們自古以來被分配的命運，叫做“旋轉”。

一個農人，他粗糙的身軀移動在田野中，

他是一個女人的孩子，許多孩子的父親，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邊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壓在他身上，

而他永遠無言地跟在犁后旋轉，

翻起同樣地泥土溶解過他祖先的，

是同樣的受難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贊美》，1941年12月

風向東吹，風向南吹，風在低矮的小街上旋轉，

木格的窗紙堆著沙土，我們在泥草的屋頂下安眠，

誰家的兒郎嚇哭了，哇—嗚—嗚—從屋頂傳過屋頂，

他就要長大了漸漸和我們一樣地躺下，一樣地打鼾，

從屋頂傳過屋頂，風

這樣大，歲月這樣悠久，

我們不能夠聽見，我們不能夠聽見。

——《在寒冷的臘月的夜里》，1941年2月

當公路漸漸地向遠山爬行，

別了，我們快樂地逃開

這旋轉在貧窮和無知中的人生。

——《小鎮一日》，1941年7月

一個無知無識的農人，在田野中勞作，他是從遠古的祖先到無盡的后代之間微不足道的一環，在史書上他沒有名字，沒有故事，但他是每個王朝的基石。“多少朝代在他的身邊升起又降落了”，朝代短促而農人永恒，“而把希望和失望壓在他身上”，朝代是車輪、車標和揚聲器而農人是發動機、燃料和尾氣。然而被贊頌的是作為總體的無窮無盡的他，對個體而言，他的命運是單調而重復的，“永遠無言地跟在犁后旋轉”。

《贊美》中的這幅畫面，應該印入“二十四史”的每一頁。穆旦是一個“充滿憤恨”的詩人，他的詩“以寫矛盾和壓抑痛苦為主。”（鄭敏語）《贊美》是一首總體偏昂揚的詩，每一節都以“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結尾，后來這句話被用作穆旦去世十周年紀念文集的書名。但是《贊美》內含一個根本的矛盾：被贊美者與對自己的贊美無關。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聲流過去了，

多少次跟來的是臨到他的憂患，

在大路上人們演說，叫囂，歡快，

然而他沒有，他只是放下了古代的鋤頭，

再一次相信名辭，溶進了大眾的愛，

堅定地，他看著自己移進死亡里

《小鎮一日》對底層人代復一代的命運寫得更直白，“這旋轉在貧窮和無知中的人生”，而不久前還在大路邊“演說，叫囂，歡快”的“我們”，在短暫進入這個世界之后，“快樂地逃開”了。不過在這一首里，一個雜貨鋪老板獲得了開口說話的機會：

現在他笑著，他說，

（指著一個流鼻涕的孩子，

一個煮飯的瘦小的姑娘，

和吊在背上的憨笑的嬰孩）

“咳，他們耗去了我整個的心！”

王朝會感到慶幸的是，在認清自己的命運之前，他已經留下了三個孩子。詩人根據眼前的景象，對這個家庭的未來做出了合乎邏輯的猜想：

一個漸漸地學會插秧了，

就要成為最勤快的幫手，

就要代替，主宰，我想，

像是無記錄的帝室的更換。

與朝代在農人身邊“升起又降落”的寫法不同，一個貧窮家庭本身就成了“無記錄的帝室”。匯總來看，大朝代與小“朝代”是嵌套的，它們的命運或許也有隱秘的呼應。那個剛學會插秧的勤快的未來的“主宰”者，會迎來什么命運呢？

一如她未來的憨笑的嬰孩，

永遠被圍在百年前的

夢里，不能夠出來！

詩人還預言了“我們”這些有知識者的命運，說哪怕“從一個小鎮旅行到了大城”，哪怕“變換著年代”，“走進了/文明的頂尖”，“當你登樓，憩息，或者躺下”，那么也無法擺脫——

在一只巨大的黑手上，

這影子，是正朝向著那里爬行。

考慮到詩人日后不遠萬里從大洋彼岸回到故土，來經歷，來見證，來受難，我們或許只能說，語言是一條帶詛咒的莫比烏斯環，言說者和被言說者是在同一個面上掙扎前進。

《在寒冷的臘月的夜里》中“向東吹”“向南吹”“在低矮的小街上旋轉”的風，是歷史的風，命運的風。孩子的哭聲“從屋頂傳過屋頂”，值得同情的不是孩子如今的哭，而是他們很快就要長大，“和我們一樣地躺下，一樣地打鼾。”勞作和睡眠之間，似乎無法插入有情節、有臺詞的故事，“我們的祖先也已睡了，睡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所有的故事已經講完了，只剩下了灰燼的遺留”。

在另一首詩里，詩人同樣用睡眠來象征“無言的旋轉”在代際之間的流傳：

躺下他們睡了，也不會想到

（每一代也許遲睡了三分鐘）

因為他們的兒子漸漸學知了

自己的悲觀的，復雜的命運。

旋轉，是所有人的命運，甚至是全宇宙的命運：

當太陽，月亮，星星，伏在燃燒的窗外，

在無邊的夜空等我們一塊兒旋轉。

——《黃昏》，1941年12月

穆旦對于“旋轉”的迷戀讓我想起博爾赫斯對“循環”的反復書寫，博爾赫斯自己說：“我常常永恒地回復到永恒回復中去。”在《循環時間》里，博爾赫斯還抄錄了馬可·奧勒留的話：“你記住，所有的東西都在旋轉，而且又重新在同一軌道上旋轉。對于觀眾來說，看它一個世紀或二十個世紀或無限制地看下去都是一樣的。”“看到了現實的人就看到了所有事情；難以探測的過去發生的事情和未來將發生的事情。”

關于命運、歷史和宇宙始終在無盡旋轉的想法，各個時代各個語言的人類書籍上所在多有。穆旦之于我們的卓異之處在于，他出現在這片古老沉重的土地由傳統向現代轉換的門檻上，他對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們寄予深厚的感情，而又受過一流的與世界前沿相通的教育，他很早就敏銳、果決地跳出了傳統詩詞的牢籠，因為那舊花園里只有“一團詩意”，而缺乏理解眼前世界的深刻的思想和新鮮的節奏。

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說：“歷史的意識是對于永久的意識，也是對于暫時的意識，也是對于永久和暫時結合起來的意識。就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成為傳統性的。同時也就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最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地位，自己和當代的關系。”穆旦年輕時就特別對這篇文章感興趣，“很推崇里面表現的思想。”所以我們可以說，穆旦因為是最“現代”的，而成為最“傳統”的。

真正的詩人是不屑于談論所謂“思想體系”“方法論”的，他們認為，置身命運的激流，盡量充分地感受，然后盡量謹慎地用可靠的知識去篩選、驗證與校準自己所感受到的，便是一個人能力的極限。米沃什說：“重要的是與某些被太過普通地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保持一定的距離，學會不信任某些甚至已變得難以察覺的習慣。”寫詩，當然不是泛濫地抒情。

那么，穆旦在給我們下了“旋轉在貧窮和無知中”的判詞后，他體內涌出的仍未完結的話，便是我們需要屏住呼吸傾聽的。

首先，詩人沒有把自己排除在集體命運之外，也沒有把希望排除在視野之外。但詩人給的希望與絕望、欲望糾纏在一起——

希望，系住我們。希望

在沒有希望，沒有懷疑

的力量里，

在永遠被蔑視的，沉冤的床上，

在隱藏了欲念的，干癟的乳房里，

我們必需扶助母親的生長

母親與孩子的關系在此被逆轉了。力量的喪失，似乎是源于欲念的隱藏。而孩子必須扶助母親的生長。

回到那首著名的《贊美》，第一節里看似突兀地出現了“愛情”的字眼：

說不盡的故事是說不盡的災難，沉默的

是愛情，是在天空飛翔的鷹群，

是憂傷的眼睛期待著泉涌的熱淚，

當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遙遠的天際爬行

詩人甚至把這種人的本能的情感與欲望受到嚴密壓制的家庭秩序（也可推延至社會秩序），冷酷地比作“鼠穴”：

我們的父親，祖父，曾祖，

多少古人藉他們還魂，

多少個骷髏露齒冷笑，

當他們探進豐潤的面孔，

計議，詆毀，或者祝福，

雖然現在他們是死了，

雖然他們從沒有活過，

卻已留下了不死的記憶，

當我們乞求自己的生活，

在形成我們的一把灰塵里

——《鼠穴》

因此，詩人當年隨西南聯大師生從長沙步行跋涉至昆明，在原野上獲得的啟示是恒久的：

我們走在熱愛的祖先走過的道路上，

多少年來都是一樣的無際的原野，

（哦！藍色的海，橙黃的海，棕赤的海……）

多少年哎都澎湃著豐盛牧獲的原野呵，

如今是你，展開了同樣的誘惑的圖案

等待著我們的野力來翻滾。……

——《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

野力啊野力，本應像原野一樣無窮的野力，卻隨著一代代孩子的長大與“酣睡”，消滅于無形。看來我們的命運是夠復雜了，但應對之法也簡單的出奇：為野力正名，給野力以出路。

詩人另在《玫瑰之歌》里講述了一個青年“站在現實和夢的橋梁”，然后“現實的洪流沖毀了橋梁，他躲在真空里”所做的徘徊：

自然我可以跟著她走，走進一座詭秘的迷宮，

在那里像一頭吐死的蠶，抽出青春的汁液來團團地自縛；

散步，談電影，吃館子，組織體面的家庭，請來最懂禮貌的朋友茶會，

然而我是期待著野性的呼喊，我蜷伏在無盡的鄉愁里過活。

再往后，“新鮮的空氣透進來了”，“我”終于振作了起來：

我長大在古詩詞的山水里，我們的太陽也是太古老了，

沒有氣流的激變，沒有山海的倒轉，人在單調疲倦中死去。

突進！因為我看見一片新綠從大地的舊根里熊熊地燃燒，

我要趕到車站搭一九四〇年的車開向最熾熱的熔爐里。

雖然我還沒有為饑寒，殘酷，絕望，鞭打出過信仰來，

沒有熱烈地喊過同志，沒有流過同情淚，沒有聞過血腥，

然而我有過多的無法表現的情感，一顆充滿著熔巖的心

期待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顆冬日的種子期待著新生。

——《玫瑰之歌》，1940年3月

從22歲喊出“一顆冬日的種子期待著新生”，到晚年最后一首詩《冬》每節最后重復一遍“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詩人是夠不幸了。但每個略知歷史的人都不能不承認，一顆詩心沉埋多年還能繼續跳動，無論如何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奇跡。詩人體內的野力，最后也沒有被制伏。

寫于1947年3月的《荒村》，和早幾年的作品相比，色彩更灰暗，語調更低沉，是一首不僅“無言”而且“無人”的詩。

開場就是杜甫《無家別》一般慘淡的景象：

荒草，頹墻，空洞的茅屋，

無言倒下的樹，凌亂的死寂……

在這片“被遺棄的大地”上，詩人有“唯一的一句話”要“吐露給春風和夕陽”：

干燥的風，吹吧，當傷痕切進了你的心，

再沒有一聲嘆息，再沒有裊裊的炊煙，

再沒有走來走去的腳步貫穿起

善良和忠實的勞作終于枉然。

詩人問，“他們那里去了？”他們是誰，后文有回答，“那默默無言的父母妻兒和牧童”。他們原本是“穩固的根”，雖然“為貧窮侮辱著”“為惡意壓變了形”“像多年的問題被切割”，卻“從不碎裂”“仍舊滋生”。但是現在他們不見了，只留下“一個廣大的墳墓世界在等候”。

詩人繼續呼喚干燥的風：“干燥的風，吹吧，旋起人們無用的回想。”

詩人看見“春晚的斜陽”，看見“小小的叢聚的茅屋”“呆立著”，很自然地猜測，這里“曾是血肉的豐富的希望”，而現在“張著空洞的眼，向著原野和城市的來客/留下決定。”和無言的勞作，無言的相信一樣，他們的離開也是無言的。

詩人只能自己做出判斷——

歷史已把他們用完。

在杜甫《無家別》的結尾，那個可憐的老兵剛回到面目全非、野獸橫行的老家，親人一個都沒剩下，又被縣吏召去打仗，臨行之際留下一句凄愴至極的詰問：“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這里預設了一個傳統社會的共同理想，應該有人負責創造一個良好的秩序，讓小人物安心做按規矩納糧、服役的“蒸黎”。

穆旦面對的卻是離開的決定已經被做出的空無一人的荒村。在《荒村》的結尾，一個現代詩人面對現代困境發出了幾千年文獻中都沒有的思想：

歷史已把他們用完：

它的夸張和說謊和政治的偉業

終于沉入使自己也驚惶的風景

歷史把人用完了，但歷史本身也不是什么勝利者。所以詩人最后一次對“干燥的風”的呼喚，從絕望中翻轉出意料不到的希望——

干燥的風，吹吧，當傷痕切進了你的心，

吹著小河，吹過田垅，吹出眼淚，

去到奉獻了一切的遙遠的主人！

有眼淚就有希望。在歷史留下的瓦礫之中，新的故事還可以發生，新的話語還可以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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