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開了兩年多，全國范圍內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正在全面鋪開。從中央到地方，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一批又一批的歷史遺留問題被重新擺上臺面。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軍隊里那些積壓多年的老案子，自然也被集中拿出來重新審視。

當開國中將梁興初的平反事宜擺上桌面的時候，由于他的事涉及到四野老首長，影響有些大，出現了不同的聲音，但是更多的是沉默，那種沉默很熟悉，是剛剛走出特殊年代、人人仍心有余悸的沉默。梁興初的案子眼看又要被原樣擱置起來。

就在這時候，秦基偉主動站了出來，主動開口。他表示，他接任成都軍區工作時，專門調閱過梁興初的檔案，他發現梁興初的事是沒有實據的，當時處理得太重，建議組織重新審查。

秦基偉的仗義執言，讓人詫異，要知道不少和梁興初的淵源都深的人，保持了沉默，卻是這位與梁興初沒有多少交集的將軍，打破了僵局。

要說兩人交集不多，也是事實。在革命戰爭年代，兩人長期不在同一作戰序列，直接并肩作戰的機會很少。秦基偉出身紅四方面軍，抗戰時在129師，解放戰爭在二野；梁興初出身紅一軍團，抗戰時在115師，解放戰爭在四野。抗美援朝時期，兩人雖同為志愿軍軍長（秦基偉任15軍軍長，梁興初任38軍軍長），也是各守一個方向，工作上并無頻繁交集。可以說，在1981年之前，他們更多是互相聞名、彼此敬重的軍中同僚，而非有深交的上下級或搭檔。

可就是這么兩個“不熟”的人，秦基偉卻在關鍵時刻替梁興初說話，原因在1973年可以找到。

那一年，梁興初被撤銷成都軍區司令員職務，下放山西勞動。接替他執掌成都軍區的，正是秦基偉。按當時的慣例，這種接替往往伴隨著對前任的審視，甚至批判。但秦基偉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表態，而是調閱檔案。他想知道，這位前任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

檔案里的梁興初，是一位從鐵匠鋪里走出來的戰將。江西吉安人，1930年參加紅軍，八年從新兵升到團長，同時也負了九次傷，人送外號“梁大牙”。黑山阻擊戰中，他帶著剛組建一年的十縱，以不足對手五分之一的兵力，硬扛廖耀湘的十萬精銳。101高地的石頭山被炮火削平了兩米，28師師長賀慶積要打瞎了一只眼，親自帶著后勤人員準備沖上去，被梁興初攔下。那場仗，梁興初后來自己說，激烈與殘酷，超過以往他親自參加過的任何一次戰斗……

秦基偉仔細的看完了梁興初的檔案資料，看到的不是“問題”，而是一位正派將領的底色。治軍嚴謹，做事磊落，戰功是實打實拼出來的，沒有半點水分，是一位一心一意為國家奉獻的老革命家，優秀的黨員。

更何況，秦基偉自己前幾年也飽經蹉跎，深知那種被冤枉的滋味。他對梁興初沒有另眼看待，反而有一種感同身受的理解。

同時，他通過成都軍區部隊里老部下對梁興初的評價，秦基偉構建起一個清晰的認知：這是一位好人，一位真正的戰將，檔案里的那些“罪名”根本立不住。

所以當1981年，梁興初的案子被提到會上時，秦基偉選擇了主動開口。在那個環境下說話，風險是實實在在的。雖然大環境是撥亂反正，但具體到“四野”的敏感問題，稍有不慎仍可能被貼上標簽。

秦基偉不是不知道厲害，但他更清楚，如果九處傷疤換不來一次公正審查，如果檔案里的漏洞可以被政治考量掩蓋，那無數人的犧牲又價值幾何？

中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后來在軍委會上舉起九根手指說，梁興初身上有九個傷疤，都是為人民流血拼命的人，難道我們不相信他嗎？黃克誠與梁興初淵源更深，敢言不足為奇。而秦基偉與梁興初并無深交，這種超越派系的仗義執言，恰恰說明在老一代革命家身上，還存在一種比“山頭”更高的東西，那就是對事實的敬畏，對公道的堅守。

1981年10月，梁興初正式恢復名譽。秦基偉專程去看望，梁興初緊緊握著他的手，激動得流下淚水。秦基偉安慰他，不要難過，還有更好的消息。葉帥已經指示總政考慮他的工作安排。但梁興初最終拒絕了復出。當時中央提倡干部年輕化，他選擇把機會讓給年輕人，自己留在家中撰寫回憶錄，為黨和人民留下歷史財富。

梁興初雖然蒙冤八年，但是平反之后他想的不是補償，不是復出，而是傳承。戰功赫赫卻不戀棧權位，蒙受冤屈卻不怨天尤人。這本身就是對秦基偉那份仗義和黃克誠最好的回應。

回過頭看，這段故事最打動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兩人此前并無深交。沒有一起共過事，交集不多，卻在關鍵時刻相互支撐。這說明在中國革命的老一輩將領中，存在一種超越派系、超越私誼的更高層次的團結。它不是拉幫結派的“小圈子”，而是基于事實、基于正義的大風骨。

秦基偉的主動站出來發言，這份正義感是基于調查，是基于在成都軍區期間對檔案的認真調閱。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不僅是一句口號，更是秦基偉行動的準則。

這不僅僅是實事求是，也是對一種不良風氣的抵抗。當沉默成為最安全的選擇，當隨波逐流成為最聰明的生存策略，秦基偉選擇了仗義執言。他本可以隨波逐流，但他沒有。他靠的是在成都軍區調閱檔案打下的底氣，靠的是對事實的尊重，靠的是一個老革命家對另一個老革命家的基本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