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康納一棟經過精心翻修、頗具魅力的木板房以略低于190萬澳元的價格售出。這棟房子被列入遺產名錄，帶有濃厚的“老堪培拉”氣息，賣點很多，但它最引人注目的背景之一，恐怕還是它原本是二戰時期美國空軍基地的一棟營房。

這類房屋在奧康納和特納一帶約有200棟，統稱“托庫姆瓦爾”住宅，是20世紀40年代末堪培拉一種頗具辨識度的住房類型。它們提醒人們，戰后那十年，堪培拉進入快速發展期，但城市建設幾乎始終追不上人口增長帶來的需求。

如果急需在短時間內建起數百套住房，該怎么辦？如果地點還是一座人口原本不多、卻在二戰結束后迅速擴張的首都城市，又該怎么辦？1946年，堪培拉給出的辦法是：到別處尋找幾乎閑置的現成住房，再把它們運過來。當時，戰后重建正在全面展開。人們終于開始大量涌入堪培拉，擔任公務員職務、領導政府部門、參與創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并投身各類建設工程。

戰前，堪培拉人口只有10000人，到1946年已增至約15000人。住房供應緊張，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以及經濟大蕭條時期，堪培拉的大部分開發建設幾乎停滯。

位于新南威爾士州、地處維多利亞州邊界河畔的托庫姆瓦爾空軍基地，提供了一個頗具吸引力的解決方案。這座由美方共同出資建設的基地，設有可容納近4000名美軍人員的營房。這些建筑外觀被設計成普通民居的樣子，從空中看去像一座小鎮，因此不易成為轟炸目標。

而到了戰后，從地面看，這里則成了一大片空置房屋，正好可以遷往別處使用。如今回頭看，令人驚訝的是，戰爭結束僅一年，這些房子就已經踏上前往首都新家的路。200多棟房屋被拆解后運往堪培拉，再在新建的奧康納、特納和安斯利社區重新組裝。

它們有兩居室和三居室小屋之分，其中一些原本甚至是辦公室，之后按同樣原則分配給夫妻和家庭居住。這場遷移是澳大利亞歷史上規模最大、也很可能是唯一一次大規模房屋搬遷。1948年，許多新住戶搬進奧康納。不巧的是，那一年恰逢多年未見的最潮濕冬季。

托庫姆瓦爾住宅區大致由兩組各4條袋形道路組成，中間隔著一片名為“牧場”的綠地。那里滿地泥濘，沒有樹木。對于許多從街道整潔的墨爾本搬來的新居民來說，這樣的環境顯然并不輕松。

不過，這些當時仍然沒有樹木的新社區，很快就住滿了家庭，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社區氛圍。只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物理學家馬庫斯·奧利芬特對此深感不滿。他位于奧康納山脊上的住宅原本視野開闊，如今卻不得不俯瞰下方一大片小屋。那里沒有樹木，他堅信這些地方最終會變成貧民區，沒人會愿意住。

1953年，也就是這些小屋落成6年后，他在致《堪培拉時報》的一封信中哀嘆，為了給“整齊劃一、低標準的木結構棚屋”騰地方，“每一棵活著的樹都遭到了無情砍伐”。他寫道：“這些地區必然會淪為那些對周圍環境毫不在意者的收容地。”

如今，70多年過去了，托庫姆瓦爾住宅依然以一種頗為特別的方式，提醒人們堪培拉規劃歷史中并不連貫的一面，也折射出這座艱難起步的首都在戰后為容納不斷涌入的公務員而展現出的務實作風。不過在當年，地位顯赫的奧利芬特教授也因傲慢而受到廣泛批評。1951年至1970年間擔任澳大利亞首都領地唯一議會代表的工黨政治人物吉姆·弗雷澤，就曾嚴厲回擊。

他指出，這200多套住房讓許多長期苦等、甚至住在宿舍和帳篷里的家庭終于得以安頓下來，并直言教授應當反思自己的優越處境。弗雷澤寫道：“馬庫斯·奧利芬特教授那座宏偉住宅，坐落在黑山以北山坡上一處極佳的位置。這棟房子面積約33平方……造價約為17000英鎊。”

“這筆錢來自澳大利亞納稅人，而其中一些納稅人，正是那些樂于搬進奧利芬特教授所厭惡的‘涂漆木屋’的人。”如今，托庫姆瓦爾住宅已成為市場上的搶手貨，成交價經常超過150萬澳元。目前的價格紀錄出現在2022年房地產繁榮高峰期，當時一套房屋賣到了225萬澳元。

吉姆·弗雷澤的兒子安德魯·弗雷澤是一名律師，也曾任《堪培拉時報》辦公廳主任。他和家人如今就住在一棟托庫姆瓦爾住宅里，幾乎無法想象自己會住到別處去。他的妻子、網絡刊物《珍珠與煩惱》主編、澳大利亞大學聯合會前首席執行官卡特里奧娜·杰克遜說，這種正面采用木板和纖維水泥板的房子，從一開始就很適合他們。

她談到在泰特街找到這棟房子時說：“這房子有一種輕盈感。我一眼就喜歡上了。”“這些房子非常漂亮，屋頂線條有一種令人驚嘆的優雅。它讓我想起我曾祖母在維多利亞州朗斯代爾角的海邊別墅。頭頂上方有充足空間……而且每一個房間都能看到花園。”

國際法教授肯特·安德森也是這類住宅的擁躉。2000年，他搬到堪培拉，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任教，很快就被內北區隨處可見的堪培拉歷史痕跡所吸引。他說：“我們剛到這里時，我對木板房多少還有些猶豫。”

“但它們太有代表性了——房子的正面看上去完全就是那個年代的樣子，所以我后來也就接受了。”他說：“如果你讓一個上幼兒園的孩子畫一棟房子是什么樣子，他畫出來的，大概就是托庫姆瓦爾住宅。”“它們看起來就是那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