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在普通人的心目中，五代十國，是一個城頭變幻大王旗，缺乏英雄和傳奇的亂世，和之前的盛唐氣象，與后面的大宋繁華不可同日而語，簡直是一段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垃圾時間”。確實，在這72年的歲月里，有后晉石敬瑭對契丹俯首稱臣，割讓燕云十六州的恥辱；有跋扈軍閥自立為王，公開宣稱：“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耳”。當然，最慘痛的還有戰亂中，黎民百姓的死亡與流離失所；根據不完全統計，北宋初年的人口，比起唐代中晚期，可能減少了大約1500萬。
在簡單粗暴的標簽，“垃圾時間”后面，五代十國這個特殊的時間段，以及，那些曾經短暫存在過的割據政權，對于中國歷史的演進發展，有什么樣的積極意義；對于這一點，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倒是有一個獨具慧眼的觀察，那就是，五代十國時期，由于大一統王朝的消失，以及經濟重心和人口的南移，這些割據政權反而能呈現出一種小而美，且生機勃勃的發展態勢：最終形成了一種百家爭鳴，互通有無的經濟與商業模式。比如南唐善于修水利，把國土上豐富的水資源充分利用起來，讓自己變成了天下第一的糧倉；南越國專注發展與朝鮮半島和日本的海外貿易，獲利豐厚；而后蜀，則因為努力發展糧食種植，制鹽，種茶，紡織等農副業，富甲一方，地方特產如蜀錦，行銷天下。后來北宋軍隊入川后，光是從后蜀政權庫房中獲取的綾羅織錦，就達五十萬匹。這種多樣化與繁榮，和亂世中的戰亂紛爭，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所以，回首這段歷史，如果沒有五代王朝和南方各國在亂世中的創造與積累，也就沒有被后世稱頌的北宋盛世。
更重要的是，五代十國，不僅為北宋貢獻了發達的經濟，繁盛的人口與富饒的土地，還為兩宋繁盛的文化注入了寶貴的新血。例如，知名后蜀宮廷畫家黃筌和黃居父子，就被宋太宗招入北宋宮廷中的翰林圖畫院，黃氏父子所開創的那種精細華麗的花鳥工筆畫，就成為了北宋中期之前，宮廷繪畫的主流風格。同樣，與唐詩一起相提并論，被譽為中國古典文學高峰的宋詞，那種清麗婉約，慵懶中帶著惆悵的風格，也離不開一位知名南唐文學家，馮延巳；他以一句“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深刻地影響了后來的晏殊，歐陽修與蘇軾，為日后的士大夫文人構建了一個私密的文學與情感世界。
通過如此這般的一番復盤，我們也許可以得出這樣一種結論，作為亂世的五代十國，是一種歷史范疇上的“破壞性創新”。那些在大唐帝國的廢墟上生長起來的地方性國家和政權，一邊在進行著大膽的改革與試驗，一邊在爭霸中努力維護自己的生態位，而讓破碎的華夏再度統一繁榮的力量，就在這種看似混亂無序的競爭中，悄然誕生；接踵而來的兩宋時代之所以攀上了繁榮的新高峰，就來自于繼承了這份亂世帶來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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