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我吃小龍蝦

“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教員，1949年3月5日

美加墨世界杯之初，許多球迷曾期待伊朗隊與美國隊雙雙晉級淘汰賽，那就意味著兩個兵戎相見的國家將會在美國國慶日（7月4日）上演綠茵場大戰，還可能由馬寧主裁。然而伊朗隊在小組賽中三次打平未能晉級，這場綠茵場對決注定不會發生了。

如果這場比賽真的進行了，也許會比決賽還引人注目

和同樣曾被寄予厚望卻未能晉級的韓國隊截然不同，伊朗足球隊回國后沒有被球迷憤怒聲討，美國的排擠打壓也沒有掀起伊朗人的團結氛圍。即使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和韓國總統李在明一樣對世界杯失利表了態，要求調查伊朗足球隊的選人問題，但伊朗民間反應顯然遠不及韓國人激烈。

在2003年出版的小說《光榮與夢想》中，劉慈欣設想了一個經受多年制裁、百姓食不果腹、軍事實力極度弱小的西亞共和國，試圖在北京奧運會上與美國進行體育競技，以賽場勝負替代戰場輸贏。

最終，“競賽代替不了戰爭，就像葡萄酒代替不了鮮血”，饑荒之下骨瘦如柴的西亞運動員們紛紛敗下陣來，最后的長跑比賽中西亞女運動員為了祖國而累死，在她的精神鼓舞下，西亞共和國人民在貧窮的家園舉起步槍迎接美國大兵。這看起來很像伊朗隊在世界杯上的遭遇，但為何現實中伊朗民眾對賽事如此冷漠？

伊朗足球隊屬于誰？

2-2平新西蘭，0-0平比利時，1-1平埃及。三場平局，伊朗隊有可能拿走九分，實際只拿了三分。偶然確實是競技體育魅力的一部分，但東道主的各種盤外招已經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

伊朗球員們不能在美國過夜，踢完球當晚就必須離境到墨西哥小城蒂華納；國務卿魯比奧公開表示會密切監控伊朗代表團，伊朗足球聯合會秘書長、醫療保障人員等14名工作人員被拒絕入境；開賽前夕美國突然撤銷分配給伊朗足協的8%門票配額，導致大量已規劃行程的伊朗支持者無法入場，只有已經定居國外的伊朗人才能買票，這些人對伊朗的態度可想而知。

撕破“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的假面耍無賴的特朗普政權，和那些揮舞著巴列維王朝國旗的伊朗反對派們都相信（至少是假裝相信）宗教式的“民主—威權”二元對立敘事：民主是好的，威權是壞的，而美國是民主國家，伊朗是威權國家，只要伊朗政府還存在，美國就有權對伊朗為所欲為，踐踏國際法也是理所應當。如果沒有“民主”這層外衣，美國實在沒有任何道德優勢可以對伊朗指指點點。

在洛杉磯抗議伊朗足球隊的巴列維王朝支持者

而美墨兩國也有很多球迷站出來支持伊朗足球隊，數百名墨西哥球迷在球隊下榻的酒店求簽名、高呼"梅利隊"（波斯語"國家隊"），甚至有人說“兄弟，你已經是個墨西哥人了。”；墨西哥總統也表態肯定民眾對伊朗隊的支持，認為是墨西哥文化的體現；

美國主流媒體與普通球迷也偏向同情，TIME雜志以"伊朗或許是史上最不走運的球隊"為題報道出局過程，詳述了那些接二連三的戲劇性逆轉，大量網民留言指責國際足聯未能給予伊朗公平的參賽條件。而伊朗隊員們在洛杉磯和西雅圖賽后均在更衣室留下了手寫便條感謝當地人民，并多次致謝墨西哥人民，伊朗隊長說："談到蒂華納，我必須說，我們愛墨西哥人民。我想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感受。他們對我們的歡迎令人難以置信，那里的熱情好客真的太驚人了。"

這是有別于“民主—威權”對立的另一種敘事：“霸權—反霸權”敘事，從冷戰時期出現的“三個世界”理論，到如今越來越熱門的“全球南方”概念，廣大被壓迫的亞非拉人民聯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擁有無可爭辯的正義地位。如果反抗殖民壓迫不對，那么250年前北美殖民地憑什么反抗英國、聯合建國呢？

然而在伊朗國內，還存在第三種敘事。

伊朗當然有人幻想著美利堅天兵一到，國王坐了大位，自家也能做大做強再創輝煌，天兵不來就潤美；也有人堅信美國是撒旦，希望重振“抵抗之弧”雄風、與美國戰斗到底、打到以色列公審內塔尼亞胡。

但是和美國達成諒解備忘錄、繼續談判的伊朗政府，顯然既不想投降，也不打算開啟大決戰。與其說總統佩澤希齊揚、議長卡利巴夫、外交部長阿拉格齊等人是“投降派”，不如說他們是現實主義者。共和國將入侵者逼到了談判桌上，但戰爭之后依然需要面對慘淡的經濟、撕裂的社會、虎視眈眈的以色列、麻煩不斷的庫爾德/俾路支人……

伊朗專家委員會與政府矛盾不斷

在上個月底庫爾德武裝發動針對伊朗軍方的刺殺之后，目前伊朗的態度是“不能再忍了，一定要出重拳”

基于現實，伊朗政府選擇與美國停火，尋求談判獲取更大利益；也是基于現實，伊朗政府沒有退出世界杯，但踢掉了有”伊朗梅西”之稱、目前身價最高的伊朗球員薩達爾·阿茲蒙。

2026年3月，他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張與迪拜酋長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馬克圖姆的合影，由于酋長的親美立場，阿茲蒙此舉引發軒然大波，緊急刪帖也未能挽救他被踢出國家隊的命運。伊朗政府希望通過足球來鼓舞人心、展示伊朗的力量，對于明星球員的爭議之舉也無法視而不見。

"他們不是我的球隊，他們是政府的球隊"確實是現在一部分伊朗人的心里話。

很長時間以來，伊朗運動員們與政府的關系都相當糟糕，體育愛好者們的態度也相當程度上跟著運動員們走。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伊朗足球隊在首戰英格蘭時拒絕唱國歌，全隊戴黑色臂章來紀念死在警方拘留室內里的馬赫薩·阿米尼，這位22歲的姑娘因為頭巾不合格而被逮捕，無論她的死亡真相為何，伊朗社會確確實實被點燃了。

當時阿茲蒙把社交媒體頭像換成黑底并留了一句話："哪怕失去國家隊資格，我也不會回避正在發生的事。"隨著伊朗安全部門的介入，球隊的公開表態開始收縮，對話題的回應越來越謹慎，后來的比賽里，他們唱了國歌。

2025年底的伊朗內亂，是1979年以來伊朗最大規模的一次社會動蕩，前伊朗聯賽球員莫吉塔巴·塔爾什茲死于現場，前國家隊長、傳奇球員馬蘇德·肖賈伊在社交媒體上批評國際足聯對球員之死保持沉默是可恥的，而隊長塔雷米說“我與伊朗人民團結在一起”。2026年女子亞洲杯期間，伊朗女足也曾拒絕唱國歌，并同樣遭到工作人員的威脅。最終，她們在隨后的比賽唱了國歌。

不過，雖然伊朗球隊在美伊開戰之前一直扮演著反抗角色，參與社會議題，但因為22年世界杯期間政府的介入讓球隊改變了態度，導致一部分球迷不滿，認為球員變成了政府的傀儡，這部分球迷還是開始叫自己的國家隊為"政府的球隊"。

從那之后，伊朗國內對于這支國家隊的情感，就變得像一塊燒過的炭：表面發黑，內部的溫度再也說不清楚。可以說某種意義上，伊朗球員們其實是承擔了伊朗版“恨國黨”們的幻想。

在美以發動空襲、哈梅內伊遇難之后，支持政府的人確實變多了，足球隊的”刺頭“們也選擇了為國家而戰，隊長塔雷米在世界杯賽前發布會上說："我們代表每一個伊朗人，無論在海外還是在國內。我們來這里是為了給伊朗人帶來歡樂。我們不介入政治。我們來踢球的。”

但那些曾將球員當作同路人的反對派，如今則認為球隊是神權共和國的代理人，將球員們視為霍梅尼的化身來發泄怨氣，體育、政治、恐懼、反抗，全都混在一起，變成了一鍋說不清楚的東西。

大阿亞圖拉之死，未能彌合的傷口

2026年2月28日，美以聯軍的導彈落下，伊朗第二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死了。

一部分伊朗人走上街頭慶祝，和住在西方國家的伊朗人一樣興高采烈，有人在夜晚的德黑蘭放起了煙花。這些畫面和2025年底伊朗內亂的視頻一樣得到西方媒體大力傳播，讓包括特朗普在內的許多人以為這就是真相的全部——共和國就是一座破房子，只要踢上一腳，里面的人就會自己把它拆掉。

另一部分伊朗人也走上了街頭——哀悼。許多曾反對他的女性，選擇不戴頭巾參加支持政府的集會；曾屢次作亂、引發2024年伊朗與巴基斯坦武裝沖突的俾路支部落們，集體表態效忠新任最高領袖；當特朗普下令向庫爾德武裝發放武器、希望他們對伊朗發動第一波陸上入侵時，伊朗庫爾德人高舉哈梅內伊照片和老式步槍，宣示對德黑蘭的忠誠。

國內互聯網上以前有人喜歡說，“把槍發給老百姓，他們自己知道應該打誰。”美軍F-15E戰斗機被擊落后，飛行員和搜救部隊遭遇了來自整座山脈的敵意：當地百姓面對“黑鷹”直升機，堅定地端起毛瑟槍扣下扳機，因為他們確實知道應該打誰。

今年4月3日，伊朗山區居民使用二戰前伊朗帝國向捷克斯洛伐克訂購的“波斯毛瑟”步槍向美軍搜救部隊直升機射擊

有美國學者分析，在美以轟炸之前，伊朗政權已經處于歷史上最脆弱的狀態：抗議持續了數月，精英階層已開始動搖，哈梅內伊本人可能對美作出重大讓步。但轟炸反而強化了精英層和軍方對政權的忠誠。

伊朗社會從來不是鐵板一塊——既有虔誠的庫姆神學院學生，也有挑戰禁令騎摩托車的女青年；既有在美國導彈之下堅守崗位的老兵，也有向往西方生活方式的都市白領。外敵的炸彈成了一劑凝固劑，把本來可能分裂的陣營重新粘合在一起，并不是分歧消失，而是對抗分歧的共同敵人出現了。美以想要把伊朗炸出一個新政府，結果炸出了更緊密的舊秩序。

當然，伊朗的舊秩序與外界刻板印象本也差距巨大。無論是伊朗自己的網紅自媒體視頻，還是近期中國商人在伊朗的見聞，都顯示伊朗女人們的頭巾可有可無，連鄉村也有不少人不戴頭巾；伊朗政府的行政服務在戰爭期間依然運行良好，德黑蘭地鐵可能會免費乘坐但絕不會關閉，不僅便宜的馕和雞肉沒有短缺，水果店蛋糕店也依然琳瑯滿目；在大量軍政高層遇難之后，退休老頭們自愿重新上崗，去擔任那些存在生命危險的職務。

在劉慈欣筆下，制裁是一種“完美的懲罰”——它均勻地施加于西亞共和國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個階層，沒有人能夠幸免，這個國家連運送奧運代表團的飛機燃料都無法保障，運動員長期營養不良的身體成為了國家受難的活體標本。這種制裁的文學功能是制造一種絕對化的苦難，以此凸顯“和平視窗”計劃的悲劇性和體育精神的悲壯感。

而同樣長期承受制裁的伊朗，則呈現出遠比小說復雜的紋理。仰仗合法和不合法的運輸線，德黑蘭市民依然用得起iPhone、買得到奇瑞汽車，阿巴斯港漁民在碼頭附近就有一票咖啡館可以逛，革命衛隊在用加密貨幣和實物結算搞進出口貿易，年輕電商繞過網絡封鎖將波斯地毯賣給歐洲客戶。

伊朗已發育出一套完整的“抵抗經濟”——它確實需要付出對抗制裁的額外代價，也無法阻止貨幣崩潰和通貨膨脹，但它維持了底層的生存需求，并讓伊朗綜合國力繼續發展壯大，能夠向俄羅斯出口汽車和無人機、向“抵抗之弧”小兄弟們提供大量武器，對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個鄰國均保持貿易順差。

這當然是1979年革命的成就，只有革命政權才能深入掌握基層，并帶領人民走過艱苦卓絕的漫長戰爭與封鎖，并及時將發展成果共享給人民。與伊朗長期互為對手的沙特，需要靠巴基斯坦人和蘇丹人才能打仗；阿聯酋吸引來的外資和外國工作者，遇到戰火就紛紛外逃，迪拜房價一度暴跌35%。這些沒有經歷革命的國家，顯然在韌性上無法與伊朗相提并論。

諷刺的是，伊朗革命和一切成功的革命一樣，其成果越大，越會引發對革命本身的質疑。以女性解放來說，在革命之前伊朗女性識字率只有35.5%，農村女性更僅有17%，女性缺乏知識必然導致她們對壓迫無力反抗；而共和國對教育的大力投入讓女性總體識字率飛躍至85%以上，女大學生滿地走，這加劇了女性反抗政府的意愿。

隨著城市化率超過73%，越來越多的伊朗人過上了有車有房的現代化生活，在高額補貼下開車加油接近于不要錢，1979年點燃革命怒火的貧窮與不公已經隨風而去，賺了錢也買不到想要的外國貨、用ins要動腦筋、革命衛隊擾亂經濟秩序卻就在眼前。

米納布女子小學死難的168名女孩讓許多伊朗反對派意識到，美國并不打算贈予自由，白宮眼里只有死的伊朗人才是好的伊朗人；但不再寄希望于美國不代表支持政府，反對派們想要告別革命并不是因為收了巴列維的50萬美元，而是想要告別制裁、黑市、外匯管制、通貨膨脹……

革命前的山村大爺不知電影院為何物，他那革命后上了大學的兒子卻會為了看好萊塢電影尋死覓活；王朝末期的童工連自行車都未必買得起，而如今的年輕人則會看著落后國際十年以上的國產車憤憤不平。革命讓大部分人享受了現代生活，也讓人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然革命是為了更好的生活，那憑什么讓人民繼續忍耐？什葉派“反對暴君”的傳統曾是霍梅尼號令教士們推翻國王的倚仗，如今又成了反對派扎向伊朗政府的回旋鏢。

伊朗女性反對派在轟炸之后轉變立場

光榮永存，夢想安在？

1949年3月，教員站在奪取全國勝利的歷史時刻，評價說“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伊朗的革命之路同樣如此漫長而艱巨。

伊朗人和任何地球人一樣生活在科學規律之下，并不會因為宗教而變成餐風飲露的仙人。伊朗建立了全民普選總統制度，就會和資源豐富的總統制國家一樣出現濫發福利收買選民，內賈德的現金補貼政策、經濟適用房、新生兒補貼、青年婚嫁貸款和自雇貸款至今影響猶在，繼任者們批評之余也不敢取消。

伊朗經濟條件比一些鄰國好，就會有語言文化相通的“臭外地”阿富汗人跑到德黑蘭打工；伊朗實施匯率雙軌制，就會催生大規模黑市和尋租腐敗，而政府靠印鈔對付財政赤字也不出意外地加劇了通貨膨脹。當革命的光輝歲月已經化為磁帶里的陳年往事，縱然以烈士命名的街道遍布全國，活在當下的人們依然需要邁步向前，有些事未必如前人所愿。

盡管意識形態差異極大，霍梅尼依然有不少向列寧學習的痕跡：政治學中的“列寧式政黨“，并不綁定科學社會主義，而是根據列寧的先鋒隊理論建立起的堅強組織，由職業革命家引領，少數必須服從多數，下級必須服從上級，局部必須服從整體。

“教法學家監護”制度本質上是先鋒隊理論的伊朗版，即普通穆斯林無法自行領悟并貫徹伊斯蘭法的真義，必須由具備最高法學造詣的什葉派教法學家（法基赫）代為監護和領導，直至馬赫迪再臨。無論有多少非議，畢竟是這套體制帶領伊朗扛住了八年兩伊戰爭，并在美以放手攻擊之下屹立不倒。

而在向伊拉克輸出革命失敗后，霍梅尼也迅速采取了更務實的態度，承認“推翻暴君”的什葉派共同傳統不足以壓倒民族主義。后來的“抵抗之弧”已經越來越不以宗教派別為標準，遜尼派的加沙抵抗力量一樣得到了伊朗支持。

美國帶著只有自己可以隨意轟炸別人、別人卻不可以轟炸自己的天真進入了戰爭，但戰爭的結局不會因為白宮老人發幾篇貼文而改變。正如伊朗研究員Nahid Poureisa在2025年1月1日寫下的論斷，“這是衰落中的帝國主義：一只受傷的野獸，一只流血的德古拉，它的控制力在減弱，它的陰影在消退，一只野獸正在走向其統治的黃昏。它選擇喝兒童的血來獲得暫時的慰藉。但兒童的鮮血并不能帶來勝利。”

伊朗一直面對著一種“不徹底的苦難”。它足夠沉重，足以壓垮無數普通家庭的希望；但它又不夠徹底，不足以讓這個8000萬人口的國家憤然點燃整個海灣。甚至直到2月28日，美國都把“伊朗切斷霍爾木茲海峽”當作嘴炮威脅，“升起復仇紅旗”也曾被全世界嘲笑。

劉慈欣在《光榮與夢想》中對美國入侵西亞共和國的描寫，建立在美國可以憑借技術優勢對落后國家摧枯拉朽的假設之上，這一假設在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中不斷強化，直到現在依然是一些人腦海中的思想鋼印。

但伊朗的彈道導彈能夠在對美國在中東的所有軍事基地發動飽和攻擊，反艦能力足以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遍布黎巴嫩、伊拉克、也門的代理人網絡意味著對伊朗的攻擊將觸發整個中東地區的連鎖反應，伊朗人到目前甚至還沒有打出所有手中的牌：也門胡塞武裝并沒有封鎖紅海。

隨著美國霸權的衰落、美軍素質的下跌，”天兵下場一戰定乾坤“已變成幻想，畢竟天兵不想賣命，逼急了是連航母都敢燒的。

伊朗當然不會像西亞共和國（以及其原型伊拉克）一樣崩潰，但伊朗人仍然可能面臨慘淡的未來：如果美伊軍事對峙持續且制裁不放松，革命衛隊主導的經濟體系和政治架構將進一步固化，大多數人勉強維持生存，少數特權階層通過制裁經濟獲利，代際流動和社會活力持續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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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美國已經難以繼續承受軍事上的巨大代價，伊朗也可能獲得制裁解除，并為了發展經濟而務實轉向，但那之后呢？曾經用數十萬人鮮血換來獨立的阿爾及利亞，在冷戰結束后被迫刪除了憲法中的社會主義，但至少維持了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卡扎菲向西方認慫放棄核武、加強與法國合作，換來的卻是身死國滅，至于戈爾巴喬夫那看上去很美的“新思維”“人道社會主義”給蘇聯帶去了什么，凍死在冬天的莫斯科人們非常清楚。

伊朗不會成為下一個西亞共和國，不是因為它更強大，而是因為現實比科幻擁有更多的變量、更多的縫隙、以及更多不甘心接受劇本的人在默默用力。2026年的西亞戰火，恰恰以一種劉慈欣也未曾設想過的復雜方式，驗證了他最深層的判斷——

不是通過西亞共和國式的悲壯獨跑，而是通過一場真刀真槍的戰爭、一個分裂到極致的社會，以及一個在炮火中反而被意外加固的政權，證明了這句話本身的分量：暴力或許能摧毀一座城市，卻未必能如愿摧毀一個國家想要繼續存在下去的意志，無論這種意志最終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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