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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監察，如何發現違法線索？

2026-07-05 09:11:34　來源: 人民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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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人民論壇網-人民論壇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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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官員的權力既可以用于興利除弊、造福百姓，又可能成為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工具。正因為官員掌有權力，其違法行為往往更加隱蔽。如何有效發現官員的違法線索，始終是歷代監察面臨的重要問題。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源遠流長，通過不斷的實踐積累了極為寶貴的經驗。這些實踐探索，不僅為當時的吏治肅清提供支撐，而且為今天的權力監督留下可資借鑒的啟示。一起關注本期人民論壇讀史。

紙上追蹤：通過文書審查發現線索

中國古代行政文書制度建立較早。秦時以“書同文”強調統一，而漢代則確立“章、奏、表、議”的文書類型化管理。秦漢時對官員政績進行考核的“上計”制度，就是建立在較為完備的文書制度基礎之上。漢武帝時，長沙國臨湘縣向中央輸送特產，經上級機構核對計簿，發現實際接收數量與賬面記錄不符，最終認定官員有“計誤”責任。文書核查還是發現貪污腐敗的重要方法。三國吳嘉禾二年（233）時，上級官員在檢查長沙郡的官鹽簿時發現，負責此事的地方小吏許迪，在賣鹽記錄中只記錄賣鹽之數和得米之數，卻將最重要的鹽米比價忽略，似有失職。嘉禾四年（235），當值官員廖咨核查相關賬目時發現，許迪有貪污鹽銀的嫌疑。雖然許迪在審訊中翻供，但有官方賬簿的確鑿證據，最終認罪。

文書是行政過程的真實記錄，中國古代對文書核查逐漸規范化。唐代初步形成“勾檢”制度，宋代則有“點檢案卷”制度，對文書進行定期核查。南宋理宗端平年間（1234—1236），監察御史吳昌裔核查案卷時發現一樁陳年積案，州縣官不敢作出判決。經過認真調查，吳昌裔發現，此案名為田產爭訟，實為宋代宗室、兵部尚書趙善湘的兩個兒子占奪百姓土地。吳昌裔收集證據后連續上書彈劾，最終兄弟二人受到懲罰。

元代建立更為嚴格的“照刷文卷”制度，御史臺在糾彈百官犯罪時，把“刷磨諸司案牘”作為發現案件線索的常規監察方法。元世祖時，桑哥因擅長理財被世祖任命為尚書右丞相，桑哥恃寵而驕，御史畏其威勢，不敢多言，查驗文書時也多受其擺布。世祖欲治其罪，桑哥以已過御史照刷的文書自辯。侍御史杜思敬詳核文卷，指出桑哥等人破拆文書、擇有利者奏對。近侍阇里指出，文書以朱印封縫，以防止舞弊。桑哥破印拆卷與人爭辯，不敢示人的文卷中定有問題。最終桑哥伏罪。

明清行政文書繁多，包括呈文、咨文、移會、照會等數十種往來文書，以及各類檔冊、簿籍、清冊等文卷。朱元璋對官吏貪腐行為極為痛恨，常親自查閱相關賬籍文卷。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丁廷舉等舉報戶部侍郎郭桓等人有貪污侵吞秋糧之嫌。朱元璋聞聽下令徹查，調閱大量戶部賬冊和收支記錄，通過比對各地上報的稅糧數字與戶部各倉現存糧食數量，發現入庫數與應征數嚴重不符。可見，審查文卷、賬冊在經濟類案件的線索發現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照刷文卷”是對各級官府存檔的賬籍文書進行定期核查，而奏章是古代官員直接上呈皇帝的文書，核查其內容同樣可以發現違法線索。順治時，刑科給事中魏象樞通過比對兩份不同奏折，以此發現官員的犯罪事實。時任安徽東流知縣的鄧繼球，隱瞞并侵吞九百余兩蘆田稅賦。江南總督馬國柱上疏彈劾。安徽巡撫王懩收受鄧繼球三千兩白銀，上奏為其辯護。刑科給事中魏象樞將王懩的奏折與馬國柱的奏折進行對比，發現明顯破綻。順治帝下令徹查，鄧繼球被嚴懲，王懩被罷免官職。

中國古代嚴格的文書制度為發現違法線索打下根基，文書使得各級行政行為“有據可查，有跡可循”。文書有著規范化的記錄和流轉程序，不僅提高政務運行的透明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官員的腐敗。

嵌入監督：抵近權力場域捕捉線索

官員在具體行政活動中行使權力，也在這一過程中違法犯罪。監察官員只有熟悉行政過程，甚至參與行政過程，以抵近監督的方式開展監察，才能更有效地發現違法行為。唐宋時，這種抵近監察就逐漸形成制度，如宋神宗曾下詔：“御史臺秋冬季序差御史一員，赴三省點檢諸房文字稽滯，毋得干預其事及見執政”。盡管此處專為檢查“文字稽滯”，但是這一安排也為御史提供了抵近監督的渠道。

監察官員參與官員的政績考核，既可以防止考核中的徇私舞弊，又可以發現官員日常行政中的問題。明清時，都察院參與出題、評判等考核全過程。萬歷二十三年（1595），吏部尚書孫丕揚主持京察大計，“九江知府沈鐵嘗為衡州同知，發巡撫秦燿罪，江西提學僉事馬猶龍嘗為刑部主事，定御史祝大舟贓賄，遂為庇者所惡。考功郎蔣時馨黜之，丕揚不能察”，而監察御史趙文炳則收集證據，對之加以彈劾。

科舉考試是徇私舞弊多發之處，監察官員參與科舉考試，嚴格監督考試過程和閱卷，以此發現違法線索。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在順天府鄉試中，給事中辛自修、鄧楚望與御史羅元禎擔任科場監試官，通過現場巡察、核對考生身份與資格，當場查獲生員章禮等五人假冒順天府戶籍應考，以及監生項元深等三人夾帶作弊、私通關節。進一步追查發現，項元深系禮部主事戚元佐同鄉，戚元佐存在徇私引薦、關照舞弊考生之嫌；戶部尚書高燿為子打通關節，安排其弟高燦出任同考官。此案由監察官員在科場監督履職中直接發現線索，成為明代科場監察的典型案例。

咸豐八年（1858），在順天鄉試中，監察御史孟傳金對考生所答試卷進行“磨勘”，審查考生所交墨卷與經過謄抄、準備交由考官批閱的朱卷是否一致。孟傳金發現，有一份墨卷與朱卷的內容不符，朱卷改動了墨卷上七處錯別字，遂上奏咸豐帝。咸豐帝調閱試卷，發現多達五十份問題卷。其中，考生羅鴻繹的試卷錯別字達三百余字，仍中舉。最終，主考官柏葰被處斬立決，同考官浦安、兵部主事李鶴齡、考生羅鴻繹照例斬決，受處罰者多達九十余人。

司法審判是權力交織的場域，易生貪腐大案。中國古代早有監察官員參與案件審理的傳統。西漢時，“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云獄”，“賀良等反道惑眾，奸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勛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被糾察和監督的官員移送司法機關審判后，御史作為前期的“問題發現者”參與審判。

元代對監察官員參與司法審判已有詳細的制度規定。《設立憲臺格例》第3條規定：“諸訴訟人等先從本管官司陳告。如理斷不當，赴中書省陳告，究問歸著，若中書省看循或理斷不當，許御史臺糾彈”。元成宗大德年間（1297—1307），浙西肅政廉訪使張珪，發現鹽司官員以奸詐手段牟利、欺上瞞下的線索，準備上奏彈劾。涉案官員聞知，便賄賂元成宗身邊的近臣，誣告張珪施行巫術以阻撓鹽法的實施。元成宗下令御史臺官員參與中書省審訊，張珪的清白得以恢復，鹽運司官員最終“皆伏罪”。

明清時代，監察御史在“圓審”“會審“熱審”“秋審”及地方各級案件中，承擔審判和監督職責。清同治年間，余杭知縣劉錫彤和杭州知府陳魯草率定案，致楊乃武判斬立決，小白菜判凌遲。都察院接楊家人申訴，案件發回浙江重審，按察使蒯賀蓀、巡撫楊昌浚及學政胡瑞瀾復審均維持原判。刑科給事中王書瑞上奏指楊昌浚偏袒、官官相護，戶科給事中邊寶泉上奏指出胡瑞瀾辦案疑點及案卷材料被“彌縫”，請求刑部提審。最終，中央組織由都察院參與的三法司重審，案情大白。兩位監察官員對司法過程的深入了解和線索探尋，是冤獄得以平反的直接動力。

對權力的抵近監督，需智勇兼備。乾隆四十七年（1782），監察御史錢灃彈劾山東巡撫國泰、山東布政使于易簡徇私枉法，向各州縣索要賄賂，導致各地府庫虧空。乾隆命戶部尚書和珅、左都御史劉墉及錢灃前往查辦。和珅暗中袒護，派人送信讓國泰向商人借銀充實府庫。錢灃跟蹤送信仆從，搜出國泰回信，獲得案件重要線索。錢灃到達濟南后力主查驗庫銀，發現庫銀成色混雜，國泰和于易簡最終認罪伏法。錢灃不畏權臣，并借助非常手段獲得案件線索，其勇氣可嘉。

巡行察訪：通過實地巡察發現線索

地方官員在各地執行政務，其政績好壞及是否違法，均需接受有效監督。最初，天子巡狩四方以加強對地方的監督，隨著官僚制度的發展，巡察四方逐漸成為監察官員的重要職責。漢武帝時，將全國分為十三州部，每部設刺史一人，以《六條問事》為職責規范，定期巡察郡國，從此巡察成為制度。

何武為漢宣帝時的揚州刺史。何武巡察地方時，先至學宮與官學生交流地方政務得失，再到傳舍向農民核實農情，做到心中有數才面見當地主政官員。何武還親自審錄囚徒，調查冤獄。時任九江太守的戴圣是《小戴禮記》的作者，雖為當時的儒學大家，但其在治理地方時多有不法。何武查得證據后，故意公開奏章內容加以彈劾，最終迫使戴圣辭職。

西漢時期，除刺史巡察地方外，還派出大中大夫等官員“循行天下”“覽觀風俗，察吏得失”。魏晉時期巡察進一步制度化，晉武帝時制定《察長吏八條》，對巡察地方作出詳細規定。至隋唐，巡察制度進一步完善。隋代專設司隸臺巡察地方，唐代將全國分為十五道監察區，每道設觀察使，實行“分道巡按”，并頒布《巡察六條》作為專門法規。

唐憲宗元和四年（809），監察御史元稹赴劍南東川道查案，先后發現瀘州刺史劉文翼涉嫌貪污、前任東川節度使嚴礪涉嫌違法。嚴礪利用職權，將無辜百姓誣稱為叛賊同黨，非法沒收轄區內八十八戶人家的家產，以此充實個人財產。此外，嚴礪還擅自加征草料增加百姓負擔。元稹在奏章中詳細列明具體數據。若非深入實地調查，很難得到如此翔實的證據。

宋代為防止監察官員在地方坐大，先后設置轉運使、提點刑獄司等地方監司。紹興二十六年（1156），宋高宗要求監司到任后須“遍詣所部，稅賦之足否，財用之多寡，民情之休戚，官吏之勤惰，悉加訪問”。元代則是將官員外派，稱行御史臺，后又設肅政廉訪司，定期巡察州縣。明代設十三道監察御史，分省監察，另設有巡按御史，以天子名義巡察四方。此為古代典型的巡察制度。

明萬歷四十七年（1619），監察御史左光斗奉命巡視京城中城，從一批自稱“候補官員”的可疑人員中發現異常。貢生李友芝、郭希孟等人與吏部胥吏往來密切，卻查詢不到銓選履歷。左光斗順藤摸瓜，繳獲假印七十余枚，逮捕假官一百余人，主使金鼎臣被處以極刑，“輦下震悚”。此案是明代監察御史在巡察中，通過深入一線發現案件線索的典型案例。

明代的按察使常兼監察御史之職，其職責同樣是巡行地方、查獲不法。明成祖時，監察御史、浙江按察使周新常微服巡察州縣。某次，為獲取某個縣令的違法線索，周新假扮成普通百姓，故意觸怒縣令。縣令想對他拷打重罰，又聽說按察使將來巡察，遂暫將周新關入大牢，留待之后懲治。周新利用進入牢房的機會，在獄中向囚犯了解情況，掌握縣令貪污證據。隨后，周新向獄卒亮明身份，縣令得知大驚，匆忙前來謝罪。周新則利用獄中訪察所獲證據，彈劾罷免該縣令。

清沿明制，監察御史增設至二十道，以督撫代替巡按御史，都察院最高長官左都御史有巡察地方的責任。乾隆三年（1738）冬，都察院左都御史索柱出京辦差，途經雄縣時，看到田地中水連數十里，大量土地遭災。百姓指稱，知縣彭體仁隱瞞災情、不予救濟。索柱實地察訪核實后上奏，經直隸總督孫嘉淦復查，知縣彭體仁被革職。可見，從百姓處直接獲取信息，有助于發現官員的違法情況。

下情上達：從民間告發中搜集線索

允許百姓上告是獲得官員違法線索的重要渠道，中國古代王朝多允許百姓上告，如北魏明元帝神瑞元年（414）下詔：“守宰不如法，聽百姓詣闕告之”，而太武帝于太延三年（437）也指示：“夫法之不用，自上犯之，其令天下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為方便百姓上書告冤，還設有“路鼓”“肺石”。至魏晉南北朝，上告成為制度，朝堂外置有登聞鼓，允許百姓擊鼓鳴冤。

唐代還規定，百姓擊鼓告狀，主管官吏必須立即受理，拒不受理者按失職論處。唐德宗貞元年間（約792），侍御史穆贊受理已故陜虢觀察使盧岳的侍妾裴氏爭產案。裴氏為盧岳育有一子，盧岳死后，其正妻拒絕分給財產。裴氏母子遂向官府提起訴訟。御史中丞盧佋是盧岳的同宗族人，私下要求穆贊對裴氏處以重罪。穆贊堅持秉公審斷，維護裴氏母子權益，因此得罪盧佋。盧佋串通宰相竇參，指使侍御史杜倫羅織罪名，將穆贊逮捕下獄。其弟穆賞敲登聞鼓鳴冤。唐德宗命三法司重審，查明真相，穆贊平反，后歷任刑部郎中、御史中丞等要職。

宋朝設登聞鼓院、登聞檢院等專門機構，負責受理百姓上訴、舉告和請愿。此前由皇帝、中央高級官吏進行的非制度化采風，全部轉歸登聞鼓院和登聞檢院辦理。鼓院負責采集和接納百姓的意見，若不受理或處理不公，百姓可向檢院進狀；若檢院仍處理不公，可向御史臺告發。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984），開封寡婦劉氏因通奸怕被繼子王元吉告發，反誣其在食物中下毒。開封府主審官韓昭裔以酷刑“鼠彈箏”逼供，王元吉屈打成招。其妻張氏敲登聞鼓鳴冤。宋太宗命御史臺重審，查明劉氏誣告。主審官韓昭裔、推官張雍在審判中失職，皆免官，受賄吏員等“決杖流放海島”。太宗還下詔，禁止在辦案中使用“鼠彈箏”等拷訊手段。

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在午門外設登聞鼓，由監察御史值守。凡民間詞訟，經府州縣及按察司審理，仍覺不公，或有冤抑機密重情，可擊登聞鼓。監察御史須立刻上奏；擅自阻隔者也要獲罪。清沿明制，仍有登聞鼓的設置，進一步區分為叩閽與京控，程序有別。都察院深度介入百姓的上告，制度更加規范化。

康熙十一年（1672），南城御史高永印接獲浙江百姓孫吉士控告，指稱兩浙巡鹽御史杭啟和常錫印，有額外攤派和勒索百姓錢財的罪行。康熙命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之芳、吏部郎中宜昌阿、刑部郎中葛思泰，共同前往浙江查案，后查明孫吉士所告各項罪名均屬實，最終二人被處“絞監候”。

乾隆十三年（1748）有尼僧羅柴氏京控。貢生陳學愈因買房與羅柴氏發生爭執，遂勾結差役捏造羅柴氏“邪教惑眾”罪名。浙江按察使萬國宣未經核實便下令捉拿。羅柴氏與庵內尼姑五人投井，三人溺亡。萬國宣與巡撫常安受幕賓、書吏賄賂，草率結案，將羅柴氏跳井事件定性為“畏罪自盡”。羅柴氏幸免于難，赴京向都察院控告，最終陳學愈正法，按察使萬國宣革職。

遭受欺壓的百姓往往能夠提供真切的案件線索，因此，建立百姓直接上告的制度，恰恰是發現違法線索的重要渠道。古代監察制度高度重視這一渠道，不僅設置完備的程序，而且給予相應的制度保障，既可以有效打擊官員的違法犯罪行為，又防止上告被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