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制定者討論泰國是否應效仿澳大利亞和英國，限制兒童接觸社交媒體之際，許多家長表示，真正的較量其實早已發生在各自家中。對一些家庭來說，智能手機和網絡游戲已成為持續不斷的沖突來源。另一些家庭則在問題出現前，花了多年時間謹慎建立限制屏幕使用時間的日常規則。還有一些家長認為，再完善的法律也無法取代持續而穩定的家庭教育。

這些經歷反映出泰國社會正在展開的一場更廣泛討論：隨著兒童上網時間不斷增加，責任究竟應由誰承擔。對有兩個兒子、孩子分別為15歲和17歲的母親蒂皮來說，這一挑戰是逐漸出現的。“他們小時候，我們確實定過規矩，”她回憶說，“我們只允許他們短時間使用屏幕。”

回頭看，在她看來，問題的起點并不是社交媒體，而是網絡游戲。“真正的問題是從電腦開始的，因為他們玩游戲。那時候，他們對那些所謂的社交媒體平臺并不感興趣。”后來她意識到，網絡游戲本身也成了社交空間。“游戲有自己的社群，孩子們會在里面聊天。”和許多雙職工家庭的家長一樣，蒂皮發現自己很難持續執行規則。“我們有過規則，但后來就不再堅持了，”她承認，“當我沒時間看著他們時，我就任由他們繼續玩。”

當被問及是否只是因為難以抵擋孩子的要求時，她回答說：“是的，差不多就是這樣。”盡管她認為父母應承擔主要責任，但她支持政府出臺更嚴格的監管措施。“這樣很好。至少有一個框架，總是有幫助的。”

她的看法也隨著時間發生了變化。起初，她看不出大兒子使用屏幕有什么價值。“他就是在打游戲，對著屏幕大喊大叫。我擔心他以后的人生會變成什么樣。”后來，她通過視頻網站看到了其中的學習作用。“他現在學到了很多東西。”最終，她放松了限制。“奇怪的是，我們不再像以前那樣嚴格限制后，他反而表現得更好了。”她說。

“這有點像讓一個人一直吃到吃飽。如果他想玩，就讓他玩，總有一天他會自己找到平衡。我們只需要繼續觀察他的變化。”這種做法并非沒有代價。她的兒子曾被人騙走價值超過10000泰銖的虛擬物品。“他當時很難過，可能也有愧疚感，”她說，“我們把這件事當成一次教訓。”

與蒂皮不同，12歲女孩的母親素差達認為，管理孩子數字生活的關鍵，在于在他們進入青春期之前很早就開始準備。盡管她女兒的許多同學多年前就已上網，但她女兒不到5個月前才開通第一個社交媒體賬號。

素差達認為，與其依賴懲罰，不如通過多年循序漸進的引導，讓孩子更容易接受這些邊界。她歡迎政府制定更嚴格的標準，但認為這應當是對父母的支持，而不是替代。“如果多方共同努力，確實會有幫助，”她說，“政府可以要求平臺執行更嚴格的年齡限制，或者采用更好的內容過濾機制。這會提升孩子們上網時的安全性。”即便如此，她仍懷疑監管本身能否解決問題。

“現在的孩子非常擅長使用技術，”她說，“他們知道怎樣在網上獲取自己想要的東西。法律大概不可能防住一切。”一名讀10年級學生的母親阿妮薩則表示，這場討論過于集中在立法上，而對家庭教育本身關注不夠。多年來，她的兒子一直與家人共用一部綁定她賬戶的設備，直到幾個月前才擁有第一部屬于自己的智能手機。“我的做法是，盡可能晚一點再給孩子自己的手機。”她說。

她認為，孩子的價值觀和自律能力必須在青春期到來之前很早就培養起來。“你要花15年去養育一個孩子。到那時，他的性格本應已經相對穩定。價值觀的形成需要很多年。”與一些家長不同，阿妮薩并不認為政府禁令或學校政策能顯著減少孩子對屏幕的依賴。“我確信完全不會有幫助。”她說。

在她看來，許多家長希望由別人來解決一個最終屬于家庭的問題。“很多家長不希望孩子沉迷手機，但他們希望由別人來處理，替他們承擔負擔，去做那些困難的事。”她同樣批評把責任寄托在學校身上的想法。“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不是老師的孩子，”阿妮薩說，“老師怎么可能負起這個責任？”

她也不認為學校禁手機的規定能夠有效執行。“很多孩子不只一部手機。老師可能沒收了一部，但孩子手里還有兩三部。”她認為，父母首先必須審視自己的行為。“家長自己也沉迷手機，”她說，“我去餐館時，看到大家都低頭盯著屏幕。”

她說，單純告訴孩子不要用智能手機，多半不會奏效。“如果你想讓孩子去做別的事，就必須替他們找到活動，并且和他們一起做。這完全是父母的責任。”她還認為，許多成年人低估了孩子所處的網絡世界。“成年人可能覺得社交媒體主要就是內容，但對孩子來說，那里還有另一個社會，而我們對此幾乎一無所知。”

“你到底要怎么阻止一個孩子使用社交媒體？”她問道，“這個問題不可能靠簡單禁止來解決。關鍵在于養育孩子的過程。”無論家長是希望政府提供更強支持，還是依靠多年建立起來的細致規則，抑或堅持認為責任主要在家庭，他們面對的現實都一樣：面對屏幕對兒童生活日益擴大的影響，任何單一的法律、學校政策或家庭規則，都不太可能獨自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