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94年10月，廣島亞運會落幕時，中國代表團的成績單非常漂亮，共取得126枚金牌、83枚銀牌、58枚銅牌，高居獎牌榜第一，而且把排在第二的日本甩開了很遠，這樣的成績確實非常亮眼。
亞運會結束后大約一個月，國家體委接到亞奧理事會正式通報：有11名中國運動員興奮劑檢測呈陽性，其中9人是亞運冠軍，這11人的項目分布為游泳7人、田徑2人、賽艇1人、自行車1人。
這個消息公布后，日本媒體大肆炒作，西方通訊社迅速跟進，國內輿論也炸了鍋：“中國的金牌是用激素造的？”
面對國內外的質疑，時任國家體委主任的伍紹祖很坦然地認了錯，他后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相比于世界興奮劑檢出率1.2%的平均水平，我們檢測出興奮劑的比例還只是0.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總量不是很大，但總是不好。”
伍紹祖
伍紹祖是1988年12月就任國家體委主任的，他上任后一直非常重視反興奮劑工作。1989年5月初，伍紹祖組織召開體委辦公會，討論興奮劑問題，有人在會上提出：我們過去對興奮劑的方針是“有用、無害、查不出”，意思是別用那些對身體有害的，要用那些查不出來的。
伍紹祖當即把這番話頂了回去，他要求所有興奮劑要立即停止使用，“有用、無害、查不出”要換成“嚴令禁止、嚴格檢查、嚴肅處理”的“三嚴”方針。
會后，國家體委開始構建反興奮劑的制度體系：1989年，我國建立了符合國際標準的興奮劑檢測中心，并開始自主在國內進行興奮劑檢查。1992年，我國成立了中國奧委會反興奮劑委員會，下設辦公室和檢查處。
雖然伍紹祖搭好了制度框架搭，但不等于基層就執行徹底了。廣島事件的慘痛之處就在于：上面有“三嚴”，下面仍有漏洞，仍有教練、隊醫甚至管理層抱著僥幸心理在走鋼絲。這些漏洞，直到11名運動員的陽性報告被拍在桌上，才真正被所有人看見。
伍紹祖（中）
伍紹祖對廣島事件的處理方式是：不捂，追根。國家體委沒有把這件事包裝成“個別運動員偷偷吃錯了藥”就了事，而是在內部啟動了系統性復盤——不是只處分幾個人，而是追問：為什么“三嚴”寫在紙上，卻在亞運備戰鏈條里關不掉所有暗門？為什么營養補劑渠道混亂？為什么隊醫權限缺乏監督？為什么賽外檢查頻次和追溯能力不足？
這些追問，直接推動了此后幾年反興奮劑制度的密集出臺：1995年2月27日，國家體委發布《禁止在體育運動中使用興奮劑的暫行規定》；1995年10月1日開始施行的《體育法》第三十四條明確規定：“嚴禁使用禁用的藥物和方法，禁用藥物檢測機構應當對禁用的藥物和方法進行嚴格檢查。”1999年1月1日，國家體育總局頒布實施了《關于嚴格禁止在體育運動中使用興奮劑行為的規定（暫行）》（1號令），我國的反興奮劑工作有了可操作性的辦法。
后來伍紹祖因為反興奮劑工作做得好，被奧委會請去做了經驗介紹，薩馬蘭奇還稱贊中國是“反興奮劑的模范”。
伍紹祖曾說：“體育為了人民健康。”這句話大概就是他堅決反對興奮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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