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傅臨

傅臨 | 文

長期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將市場視作超越地緣政治界限、純粹依靠效率與理性自我運行的烏托邦，傳統安全研究則沉湎于軍事對抗、核威懾與意識形態博弈的宏大敘事，卻往往忽視了微觀層面的產業運作與企業行為。

在大國競爭與全球化逆流交錯疊加的當下，國家與市場、安全與效率、地緣政治與產業布局等多重關系的變化與重組，亟需學界以新的理論、新的研究與新的思考加以辨析與厘清。

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李巍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羅儀馥博士合著的《產業政治：超級企業與大國競爭》，嘗試對這一學術割裂狀態進行理論上的修正與跨越。兩位作者秉持“唯有現實世界才是檢驗學術創造的根本標準”，歷經8年時間，深入走訪中國商飛、空中客車、華為、臺積電等全球超級企業和日本、德國等國家，實現了研究領域從“金融（貨幣）政治”到“產業（科技）政治”的“驚險一躍”。

《產業政治：超級企業與大國競爭》

李巍 羅儀馥 |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6年5月

《產業政治》的核心命題簡潔有力卻又發人深省：“沒有純粹的商業市場，更沒有脫離政治的產業發展。”在大國競爭步入高烈度、全方位對抗的當下，高科技戰略性產業已成為國家實力投射與安全護持的必爭之地。在這場由國家力量深度卷入的博弈中，“超級企業已是局中人”，它們不再是純粹遵循商業理性的市場動物，而是變成大國產業戰略與地緣競爭在“前線”攻城拔寨的“新士兵”。

國家能力：從“產業經濟學”到“產業政治學”

在傳統的自由分工時代，全球供應鏈的構建主要受要素成本、物流效率和市場規模等商業邏輯主導。然而，當霸權國相對衰落、新興大國崛起，地緣政治的冰冷刀鋒便迅速剖開了全球價值鏈的溫情脈脈。

產業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國家的內外能力與地緣政治結構如何共同塑造戰略性產業的起落、影響超級企業的興衰。在這一框架中，核心的權力形態不再僅限于傳統的軍事威懾或貨幣主導，而是衍生出一種新型的經濟結構性權力——“產業權力”。這種權力“不僅深深植根于其對全球生產體系的控制力”，更具體體現為“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關鍵節點的掌控與‘斷鏈’威懾能力”。當霸權國擁有這種“斷鏈”的能力，便能超越傳統的制造環節控制，利用不對稱的相互依賴關系來遏壓對手。

理解產業政治學的邏輯運行，必須探究國家能力與不同地緣政治環境相碰撞后，所塑造出的多元國家體制形態。本書將這些體制歸納為三種典型類型，并對其內在的運行機制進行了系統梳理：

第一種類型是發展型國家。它們的核心目標是追求后發優勢的挖掘與趕超，克服落后狀態并迅速實現產業升級。地緣上通常依附或借力于霸權國提供的市場和安全便車。這類國家重視對內國家能力，主要在從社會中汲取資源的能力、深入產業體系獲取信息的“滲透能力”，以及在政府、制造廠商、科研部門等多元主體間高效的“協調能力”。日本和韓國堪稱其中的代表；中國的優勢，則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深度協同，以及出色的戰略規劃與資源動員能力。

第二種類型是安全型國家。身為霸權國家，它們為應對地緣政治挑戰、捍衛全球控制力與國家安全，對經濟和產業發展進行全面干預。這類國家重視對外國家能力：強調通過國家間互動開展產業外交，利用制度塑造、市場拓展、盟友構建及技術金融管制工具，服務于全球霸權護持。以美國為例，在冷戰時期堪稱“軍事安全型國家”，聯邦政府深度介入國防創新，催生軍事—工業復合體；在當代則可被視為“經濟安全型國家”，經常通過技術管制、金融制裁和投資審查，對視為威脅自身霸權地位的其他國家實施產業打壓。

第三種類型是節點型國家，也就是處于大國地緣博弈焦點的樞紐經濟體。它們在大國地緣政治競爭的縫隙中謀求戰略自主與核心價值，通過卡位關鍵節點實現生存與溢價。這類國家重視地緣穿梭與資源整合能力，在不對稱相互依賴中進行精細的利益權衡，既要整合全球資源，又需防范戰略自主空間的急劇收窄。

由此可見，產業并不是在真空中發展的，不同類型的國家能力決定了其能動用哪些國內和國際資源來助推或干預產業走向。

二十一世紀以來，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呈現出明顯的“向內看”和“破壞性”特征，其根源在于國內政治體制極化與“鐵銹地帶”危機的內聚性傳導。美國自奧巴馬時期起便逐步摒棄了以多邊貿易規則為核心的治理體系，由冷戰時期的“軍事安全型國家”全面演進為“經濟安全型國家”。其政策綱領在2023年被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杰克·沙利文總結為“新華盛頓共識”：號召大力動用國家權力工具，通過對內實施產業政策、對友建立產業聯盟、對敵實施產業打壓，全面復興美國的產業生態系統與技術創新能力。

權力支柱：美國半導體產業霸權的三維控制

大國競爭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半導體無疑是“芯片戰爭”的主戰場。盡管美國在通用制造業的市場份額和生產能力方面呈現出持續性的相對頹勢，但在半導體領域卻展現出典型的、令人生畏的結構性優勢——即“囂張霸權”。《產業政治》對美國半導體產業霸權的運作邏輯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構建了技術、資本、市場三維分析框架，以此揭示美國掌控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核心秘密：

首先是技術控制。技術創新的底層邏輯具有深刻的“自我創生”性質，即從既有的技術組合中孕育新一代技術，而技術領先產生的“墊腳石效應”和積極反饋，極易帶來收益遞增趨勢。這意味著，半導體核心技術的先發優勢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會自我強化，形成巨大的馬太效應。在技術升級極度迅速、研發周期極短的半導體行業，趕超者往往面臨著在尚未追趕上舊制程時，就被新一代制程無情拋下的地緣與技術雙重絕殺。

其次是金融控制。這是霸權國利用其金融霸權地位，向高技術產業施加的長臂管轄機制。全球絕大多數先進半導體企業在成長和擴張過程中，都對美國資本和融資渠道存在不同程度的依賴，因此不得不服從美國的各種法律和政令。這使得美國政府可以以國家安全為由，強行審查和干預跨國企業的并購活動以遏制潛在競爭對手，更可直接通過切斷金融鏈條和股權融資渠道，發揮出類似切斷技術鏈的威懾與懲罰效能。

最后是市場控制。美國作為全球最高端、附加值最豐厚的半導體產品核心買家，掌握著無可替代的買方權力。它可以通過消費準入和市場安全壁壘，直接切斷不服從其霸權意志的企業的生存資金來源，從而在消費端和需求側對競爭對手的產業生態進行窒息式的絞殺。

技術、資本、市場的三維控制網絡，使美國得以在半導體產業高度碎片化、全球化的分工體系中，依然穩穩操持著“斷鏈”的絕對決定權，將這一全球化分工產物徹底變為了地緣博弈的戰略武器。

政治洪流：超級科技企業的抉擇與困境

在地緣政治大規模回歸的背景下，“超級企業”這種利用全球資源成長起來的龐然大物，其供應鏈和商業運作面臨著劇烈撕扯，被迫在“效率”與“安全”之間進行艱難而痛苦的策略性選擇。《產業政治》通過對四家具有代表性的全球超級科技企業進行了深度對比解構，立體展現了超級企業市場空間被政治洪流擠壓的身不由己與結構困境。

華為公司在電子通信領域具有深厚的自研底蘊和全面技術體系。但是，它在高端光刻、先進制程代工等方面的外部技術供應鏈較為脆弱，海外消費市場也受霸權欺凌與擠壓，在供應端和需求端均遭遇極限制裁，面臨所有技術和金融鏈條被切斷的毀滅性打壓。華為被迫進行全方位的國產化突圍，擺脫國外控制。

臺積電公司是全球半導體先進制程代工的絕對霸主。該公司在技術支持與資本來源上依賴美國，在市場規模與生產環境上則深度依賴中國大陸，因而陷入極度痛苦的“選邊困境”。在大國博弈夾縫中，臺積電難以做到“無關政治”，其商業效率面臨極大折損。在美國政府高壓下，該公司被迫在美設廠，但由于兩地勞動力成本及管理文化差異，其高效率的代工體系正面臨結構性侵蝕。

三星公司是韓國支柱型跨國財閥，在閃存、代工和消費電子鏈條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該公司在美日半導體大戰和中美技術戰中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對美國霸權的依附。但是，該公司也成為美國霸權鞏固其本土半導體版圖的戰略工具，面臨“用之棄之、扶之抑之”的被動地位，一旦在技術上對美國本土產業構成直接挑戰，將可能從受庇護者瞬間淪為被打壓者。

蘋果公司作為消費電子生態壟斷者，長期通過其全球高效率的外包體系來攫取供應鏈的最大溢價，特別是高度依賴中國獨一無二的要素稟賦、配套環境與產業集群而產生的龐大“產業向心力”。在美國的關稅戰、技術戰和“友岸外包”戰略逼迫下，該公司面臨嚴峻的供應鏈多元化壓力，不得不將部分產業鏈遷出中國或回流美國，但由于當地勞動力要素稟賦、政府服務和產業生態的缺陷，正深陷安全與效率兩難的困境。

在作者看來，這些微觀案例表明，“所謂‘平坦的世界’只是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而不是充滿悲劇色彩的現實”。地緣政治環境的惡化，正通過直接扭曲國家的產業引力與動力，強行拆解著企業過去基于最優成本和商業效率而構建的生產布局。

面對美國在“經濟安全型國家”體制下頻頻施展的關稅、技術和金融三大“經濟戰”攻勢，中國的產業安全和經濟穩定確實正面臨著“產業鏈脫離、產業鏈鎖定和產業鏈阻塞”等多重現實威脅。

然而，作者認為，中國產業發展過程中所積淀并持續釋放的產業紅利、規模紅利、人才紅利、基建紅利和制度紅利，讓中國的產業體系具有中長期抗衡美國產業霸凌的深厚底氣，也構成了中國繼續充分運用強大的“產業向心力”、與美國經濟霸權施加的“產業離心力”進行戰略博弈的重要本錢。

基于此，作者建議中國在未來的產業突圍中，不能盲目地防御性自閉，而應采取更加主動、長期、持久且富有地緣智慧的組合性破局路徑：要保持戰略定力，全面加強對外開放、對歐經濟外交和對跨國公司決策層的“企業外交”，加大對產業鏈供應鏈關鍵節點的排查力度，并且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引領和主導全球標準和規則體系制定。

余暉、晨曦與博弈：開辟新產業文明的歷史使命

從學術和理論建構的層面來看，《產業政治》展現了中國學者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最新成果。該書將“國家能力”和“地緣政治”作為產業政治學的兩大理論支柱，系統拓展了關于國家能力的研究，特別是通過把霸權國的對外國家能力“找回來”，彌補了以往學術界偏重內向型產業政策的缺陷。同時，該書的研究單元涵蓋了產業和企業，把企業作為觀察大國產業競爭的切入點，通過引入超級企業作為“最重要的分析單元”，深刻剖析了其在安全型國家、發展型國家與節點型國家三種國家類型下的微觀行為機制。

可以說，“產業政治學”不僅是作者打破因襲已久的“產業經濟學”范式、破除“學術繭房”的理論探索，更是“中國學者扎根本土、面向世界提出的具有學科性質的原創概念”。

《產業政治》生動、透徹地解構了霸權國在暮光余暉之下，如何將全球化時代高度相互依賴的市場分工體系無情切割，轉化為大國地緣博弈的慘烈戰場。美國以其“科技-工業復合體”作為政商同盟的基礎，通過內政法案與對外產業聯盟，肆意揮舞關稅、技術和金融管制的大棒，將各大超級企業的商業邏輯強行政治化，這絕非其強大和自信的體現，反而是其“對自身的生產能力（技術能力）和消費能力（經濟增長）深感不安的結果”。

站在歷史演進的交匯點上，冷戰后全球化田園牧歌式的神話已被地緣競爭的冷冽寒風徹底撕碎，但人類社會追求協作與進步的腳步不應因此停滯。反制“去中國化”戰略的最好方式不是筑墻，而是拆墻。中國在這場漫長而驚心動魄的對弈中，絕不能關起門來實現孤立與防御，而是要將自身配套齊全的“產業紅利”與龐大的“規模紅利”化作包容世界發展的溫厚土壤。

在世界經濟告別舊秩序的晦暗余暉、摸索破曉前行的關鍵時刻，中國產業和企業所要探尋的，是一條讓市場引力超越政治藩籬、以自主創新燭照人類共同福祉的新路。這場大國產業競爭的終極博弈并非簡單地復制美式舊霸權，“勝負的關鍵……在于誰能開辟出兼顧技術進步與人類共同發展的產業文明新路徑——這或許正是美國霸權暮光之下，時代賦予中國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