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崢 許家奇

　　當今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數字技術與研究方法深度交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正經歷一場廣泛而深刻的方法變革與組織重塑。以計算社會科學、大數據分析和跨學科實驗為代表的新型研究范式方興未艾，推動社會科學研究從傳統的個體化理論推演，轉向數據驅動、實驗驗證與平臺支撐的集成模式。在此背景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以下簡稱“社科實驗室”）作為承載科研范式創新、匯聚跨學科人才、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新型科研組織形態，日益成為提升高校核心競爭力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水平的關鍵變量。如何深刻認識高校社科實驗室建設的戰略價值，準確把握國際一流高校的前沿發展趨勢，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高校社科實驗室發展路徑，是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界和學術界亟待回答的重大課題。

高校社科實驗室具有重要戰略價值

　　從全球趨勢看，高校之間的學術競爭正從學者個體間的“單打獨斗”升級為圍繞新型科研組織形態和知識生產主導權的系統性較量。國際一流大學紛紛將社科實驗室建設作為鞏固其在全球知識生產網絡中中心地位的戰略支點。哈佛大學定量社會科學研究所通過建設全球領先的數據共享平臺，賦能大規模數據驅動的社會科學研究，成為全球計算社會科學的“人才孵化器”；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則以高度跨學科、項目導向的運行模式，孵化出可穿戴設備等顛覆性技術成果，主導了多個全球科技與社會融合議題的研究方向。這些典型案例表明，社科實驗室已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搶占學術制高點、贏得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戰略布局。

　　就國內需求而言，高校社科實驗室建設已被納入國家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提出“建好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教育部先后公布兩批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建設名單，強調以中國式現代化重大問題為導向，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推動跨學科聯合研究，為高校社科實驗室建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然而，也應清醒地看到，當前我國高校社科實驗室建設整體仍處于探索起步和體系化構建的初級階段，與國家戰略要求和世界一流水平相比仍有明顯差距。一些實驗室更多著眼于學校自身學科發展需要，缺少從更高站位謀劃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的特色發展路徑；部分實驗室的數據、設備與人才分散于不同院系，形成“數據煙囪”與重復建設困局，難以實現集約共享；跨學科合作受制于傳統學科壁壘和評價機制缺位，多停留在形式層面的“拼盤式”聯合，尚未形成穩定長效的協同攻關機制。這些問題制約了高校社科實驗室高質量發展，迫切需要從戰略高度加以破解。

國際一流高校社科實驗室的典型模式與共同經驗

　　縱觀國外高校社科實驗室的發展歷程，其演進軌跡大致經歷了從單一學科實驗到跨學科平臺、從本地化運營到全球化協作的百年嬗變。19世紀末，德國學者馮特在萊比錫大學創建了全球首個心理學實驗室，開啟了社會科學“科學化”的先河。二戰以后，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所、羅珀民意研究中心等機構將實驗方法與公共政策需求深度結合，奠定了大規模社會調查的方法論基礎。20世紀70年代，《貝爾蒙報告》確立的倫理原則使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研究進入制度化軌道。進入21世紀，計算社會科學的興起推動實驗室向數據密集型、平臺化方向轉型，實現了研究尺度從微觀個體到宏觀群體的系統性躍升。

　　當前，國際一流高校社科實驗室已形成三種較為成熟的運行模式。一是“賦能型平臺”模式，以哈佛大學定量社會科學研究所為代表。其核心定位是建設校級公共科研基礎設施，通過Dataverse數據平臺匯聚7.5萬余個數據集、35萬多個數據文件，為全球社會科學研究提供開放數據服務和可重復驗證工具，成為計算社會科學的“人才孵化器”。二是“創新型特區”模式，以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為標桿。該實驗室秉持“反學科”理念，以項目制打破院系壁壘，孵化出150余家初創企業，在可穿戴計算、人工智能藝術等領域不斷產出具有顛覆性影響的成果。三是“引領型高地”模式，如牛津大學考古與藝術史研究實驗室，其自主研發的OxCal測年軟件被全球絕大多數考古研究機構采用，在該領域牢牢占據了方法制高點。

　　深入分析這些實驗室的成功實踐，可以提煉出若干共性經驗。在組織機制上，普遍實行“弱科層、強項目”的運行邏輯，賦予實驗室高度的人事自主權與經費自主權，通過跨院系“雙聘”制度有效打破學科壁壘。在投入機制上，形成了“核心保障+競爭補充+社會合作”的混合模式。哈佛IQSS每年獲得學校核心預算約1200萬美元以保障基礎設施運行，同時積極爭取競爭性項目經費；MIT媒體實驗室年度預算約6600萬美元，80余家企業組成的“贊助聯盟”為其提供了穩定社會資金，并通過設立E14基金構建起基礎研究、原型孵化、創業加速的完整創新鏈條。在人才培養上，普遍推行項目制育人方式，讓研究生和本科生在真實的科研場景中實現“干中學”，既深入理解社會問題與人文議題，又掌握編程、硬件開發等技術能力，在跨學科團隊協作中鍛造跨界溝通能力。在網絡構建上，通過開源平臺建設、跨國同步實驗等方式，將自身嵌入全球知識生產網絡的核心節點。

加快高校社科實驗室高質量發展的主要路徑

　　建設高水平高校社科實驗室，是一項涉及理念更新、組織重構與制度創新的系統工程。對我國而言，關鍵在于立足本國高等教育體制、政策環境和文化傳統，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而非簡單復制國外發展模式。只有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和效果導向相統一，統籌好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自主創新與開放合作、學術追求與社會責任的關系，才能真正將高校社科實驗室建設成為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重要平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關鍵支撐、培養高水平復合型人才的重要基地。

　　一是立足校情分類發展，避免“千室一面”。綜合性大學可借鑒哈佛IQSS模式，著力建設校級公共科研基礎設施，整合數據資源、搭建共享計算平臺、開發人工智能算法庫，系統推動區域內社科研究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理工科優勢高校可參照MIT媒體實驗室經驗，聚焦人工智能倫理、智能治理、數字城市等前沿交叉領域，給予充分的政策自主空間，鼓勵高風險、高潛力的原創性探索，致力于孵化顛覆性理論與技術原型。學科特色鮮明的高校則應深耕考古、法學、教育學等自身優勢領域，聚焦方法論原始創新和行業標準制定，集中力量在“單點”上形成突破，逐步提升我國在特定領域的國際學術話語權。

　　二是深化改革創新機制，構建靈活高效的治理體系。設立獨立于院系序列的“實驗室系列”崗位，為長期從事科研支撐工作的人員提供穩定職業發展通道。建立跨院系“雙聘”制度，允許實驗室骨干兼任多個院系職務，在職稱評審中將跨學科貢獻納入重要評價維度。組建由校內多學科代表與校外政府部門、行業專家共同構成的決策委員會，實行扁平化管理與項目制運行，提高對前沿問題的快速響應能力。健全實驗倫理與數據治理制度體系，針對生成式人工智能內容、算法偏見等新興議題制定規范，建立數據分級管理和訪問控制制度，為科研活動提供堅實制度保障。

　　三是拓寬多元投入渠道，夯實實驗室可持續發展根基。將實驗室基礎運行經費納入校級預算核心保障，重點保障公共數據平臺、軟硬件基礎設施和技術支持團隊，避免因短期項目波動影響長期戰略布局。在堅持學術獨立和公共價值的前提下，探索與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共建研究平臺、聯合開展政策實驗，試點“企業會員制”“成果轉化基金”等機制，拓寬社會資源進入渠道。設立校內概念驗證種子基金，支持青年學者和跨學科團隊先行開展高風險探索性研究，激發原始創新內生動力。

　　四是強化協同育人導向，打造復合型創新人才培養高地。設立實驗室學分，圍繞計算社會科學、數字人文、行為科學等方向開發項目化課程，將學生參與的研究項目、實驗設計、政策建議報告等成果納入課程考核體系，允許折抵學分或部分替代畢業論文。構建本碩博貫通的梯隊式培養模式，形成以博士生為引領、碩士生為骨干、本科生為參與者的研究梯隊，實現以研帶學、以學促研的良性循環。依托實驗室數據平臺構建跨校、跨區域的在線學習與研究共同體，定期開展工作坊、暑期學校等學術交流活動，形成開放包容的育人生態。

　　五是主動融入全球網絡，提升我國高校學術話語權。聚焦共同富裕、共建“一帶一路”、現代化人民城市等具有中國特色的重大議題，開發具有中國數據結構和分析邏輯的專用模型與平臺，通過開源社區向全球公開共享，推動國內外高校和研究機構廣泛采用，逐步形成以我為主導的方法標準。積極參與國際數據聯盟合作，在數據交換、元數據標準制定等方面發出中國聲音、提供中國方案。在人工智能倫理、算法治理、數據產權等新興交叉領域，主動發布具有國際水準的倫理指南和技術白皮書，提升我國高校在未來科技與社會交叉領域的話語主導權。在重點領域與國外高水平大學共建國際聯合實驗室，推動青年學者和學生雙向交流，以人才流動帶動知識流動和制度創新，在開放合作中不斷增強自主發展能力。

　　（作者單位：趙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許家奇，北京大學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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