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正處于構建改革開放新格局的關鍵時期：

2021年是建黨一百周年，在“兩個一百年”的第一個百年來臨之際，我國基本實現了全面小康的目標；

2021年是“十四五”的開局之年，數字化轉型大潮洶涌澎湃，線上教育、線上醫療、電子商務等已加速普及；

2021年是中國加入WTO 20周年，20年里，中國的GDP翻了12倍，目前已成為全球130多個國家的貿易合作伙伴和全球最大的投資國；

2020年中國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完成了中歐投資協定（CAI）談判，中國在加速融入世界經貿體系。

新時期，新格局。2020年，國家提出了打造雙循環的戰略構想，并強調“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在國際環境已然發生變化的當下，雙循環是中國適應外部變化、進一步激發潛力的必然選擇。從“世界工廠”到“中國消費”，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從“中國產品”到“中國品牌”，從競爭到超越競爭……

例如，作為在“一帶一路”探索中發展起來的重要新產業，中國的光伏發電設備制造已形成完整產業鏈，制造規模和部分技術水平處于世界前列。中國光伏行業在共建、共享、共贏的主題下實現了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中國需要新一輪的角色轉變，而這離不開兩個關鍵詞：創新與合作。

在國內循環中，中國更加注重東西部、南北部之間的經濟合作、產業對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及打破區域之間的市場壁壘，從而形成更加有活力的產業生態，使中國統一大市場更加完善。

國際循環方面，中國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加強國際戰略合作，利用好國際市場，深化新的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與價值鏈方面的發展，使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

從競爭到超越競爭，將是雙循環戰略不同于其他戰略的底色。雙循環中蘊含的語境紛繁復雜，需要我們去細細品讀。為此，新一期《北大金融評論》聚焦“雙循環戰略：激發與賦能”。在本期刊物中，林毅夫、樊綱、李揚、黃海洲等經濟金融領域一線專家、學者共同探索、研究、解讀這一話題。翻開刊物，我們可以從他們的精彩論述中找到一些靈感和方向。

新刊導讀

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經濟學教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撰文指出，當前關于雙循環，存在兩種有一定偏差的說法。一是雙循環只強調國內循環，不注重國際循環；二是雙循環中所強調的國內循環，無非是過去提到的擴大內需。實際上，中國政府在反復強調，我們不但沒有忽略國際循環，還要繼續努力擴大開放，參與國際市場，雙循環中國際循環的意義，不在于賣出多少東西，而在于學到多少知識和技術。而這一次我們提出國內循環并非著重于需求側的問題，而是強調供給側的問題。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在接受編輯部專訪時表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將更多依賴于國內的科技創新，但技術創新應堅持市場導向。他直言，不能把所有的“卡脖子”問題當作我們需要突破的技術瓶頸的標準，逐一攻破將是對我們財力和物力的巨大挑戰。從各方面考慮，我們應該突破的“卡脖子”領域主要是美國已經或可能制裁的領域。

雙循環戰略的作用，便是讓中國在未來經受無法預見的沖擊時，也仍能保持生產力的開放、穩定和安全，供應鏈、產業鏈的穩定和順暢，這一要求從供給端出發就是對關鍵核心技術的把控，從需求端出發就是通過激發內需發支撐經濟循環。

洪泰基金創始人盛希泰認為，科技和消費將成為中國的兩張底牌。一方面，中國在5G、信息技術領域已經取得了先機，而且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間接帶動了私募股權投資對科技企業的支持；另一方面，潮玩經濟、顏值經濟、養生經濟、驚喜經濟代表了年輕人的興趣，在重塑消費觀的同時也為市場提供了更多機遇，為內循環中的生產要素適配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在當前的大環境下，不僅產業運行的邏輯發生了變化，金融的邏輯變化同樣不可忽視。近年來，全球低增長、低通脹和低利率現象引發普遍關注。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全球的長期超低利率和負利率格局惡化了中國的國際金融環境。目前中國還是唯一的保持正常貨幣環境的國家，利率仍保持正的水平，就使得中外息差成為套利對象。面對全球超低利率（負利率）趨勢，中國在向雙循環新格局轉型的過程中，貨幣政策應該更為關注中國經濟的內部均衡，不應簡單與發達國家競爭或追隨其政策，更不宜為維持外部均衡而犧牲內部均衡。

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海洲預計，美元可能進入新一輪結構性中期貶值，這將為我國帶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推進“雙資本改革開放”——資本項下的開放和資本市場改革，帶來新的戰略機遇期。待國內資本市場真正做大做強、有足夠的深度（更多金融產品）和廣度（更豐富上市公司）以容納更多海外資金的進出后，資金短期的進出就不會成為一個大的問題和影響。

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教授及海上絲路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國際金融學會主席肖耿認為，兩套金融生態體系有限度并行能夠促進中國外循環發展。一旦港幣在大灣區的有限度使用與流通成為可能，會大大提升港幣作為中國海外離岸資產與財富管理平臺的規模與流動性，以美元計價的海外資產（包括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就可以轉為港幣資產，而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跨境貿易和投資也可以采用港幣結算，在大灣區的港資外資銀行也可以利用其港幣-人民幣雙貨幣并行的優勢做好相關的人民幣-港幣跨境金融服務，而不必用到美元及SWIFT系統（這是關鍵，需要進一步研究）。

要想帶動資本市場的外循環，暢通內循環必不可少。而暢通內循環經濟的主要推動力來自于市場制度效率和規模優勢。

廣發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撰文表示，構建雙循環經濟，將再造我國的增長模式，實現以消費增量為核心的自驅型增長，提升我國實體經濟增長的自主性。自驅型增長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帶動我國消費和消費品牌的崛起，未來十年，中國的消費品牌就是國際消費品牌。第二，帶動我國成為凈進口國，提升我國經濟的話語權。第三，內循環增量，是我國制造業升級和進口替代的不竭源泉。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在刊物上撰文，談及了中國經濟發展與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他指出，中國在內生的條件未改變前去采用發達國家的結構，或按總結于發達國家現象的理論來運行會有“削足適履”的問題。尤其是中國作為轉型中國家有許多“扭曲”也是內生的，套用發達國家的理論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則會有“南橘北枳”的問題。

日本千葉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副教授蔡孟翰通過講述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澀澤榮一的故事，闡述了一個全新的觀點：重新認識澀澤榮一，是認識日本的當務之急，同時更有利于思考經濟與道德的關系，亦可以啟發如何建設更有人性的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