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71年9月13日，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爆發，林帥攜家眷等人乘坐一架256號三叉戟飛機，從夜色沉沉的山海關機場直沖云霄。幾個小時后，飛機一頭扎進外蒙古溫都爾汗的茫茫大漠，隨即起火爆炸，機艙內一行九人全部命喪他鄉。
“九一三事件”發生后，有人恐懼自然就有人歡喜。以周宇馳、于新野、李偉信等人為代表的人物惶恐萬狀，試圖駕機逃離；而以鄧公為典型代表的人物則十分欣喜，甚至還擺下了一桌酒菜以示慶祝。
為什么鄧公聽聞“九一三事件”后十分欣慰呢？一是因為林與王張江姚集團都是壓在他頭上的“兩座大山”，這“兩座大山”猶如兩把時刻高懸在他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現在少了一把劍自然也就是相對安全了一些。二是因為“九一三事件”后“文革”進程受到重挫，復出就自然有了希望。
所以1971年11月份，當鄧公得知“九一三事件”的當晚，他特意開了一瓶茅臺興奮得喝了個酩酊大醉，因為他清楚地意識自己的機會來了。
于是，在“九一三事件”后不久，鄧公立即提筆寫信給中央，希望能早點出來為國家和人民做點工作。
這封信很快到了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的手中。汪東興是毛主席身邊最為信任的貼身工作人員，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里，他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辦公廳主任，并長期執掌中央警衛局身負毛主席的安危。
更重要的是，在十年特殊時期里，他還是專案組負責人，時常代表著毛主席看望落難的老同志。可以說，汪東興在那個年代絕對是重量級人物的存在，他的一言一行甚至關乎著不少老同志的政治命運。
在那個特殊年代，不少人通過汪東興向中央表明心跡，但并不是每封信都能送到中央的案臺之上，可唯獨對于鄧公的信件，汪東興從來都是有信必達。
江青機要秘書的楊銀祿就曾說，汪東興對鄧公特別照顧，不僅安排鄧幾年未見的長女鄧林前來道別，還允許鄧公夫妻前往醫院看望長子鄧樸方。在鄧下放江西時期，汪東興還幫助解決了鄧的小女兒毛毛和小兒子飛飛的上學問題，兩人被分別安排到江西醫科大學和江西理工大學學習，這令鄧公一家人喜出望外。
不僅如此，在“九一三事件”后，又是汪東興再次把關乎鄧公前途命運的信件再次送到了毛主席手中。
這看似是一個再尋常不過的舉動，但對鄧公日后的再次復出卻產生了實質性的巨大影響。
果然，毛主席在收到鄧公的信件后，經過仔細考慮，最終再次把他重新調回中央負責主持工作。
或許這些只是汪東興遵從于毛主席對鄧公特殊待遇的指示，然而這對鄧無異于是雪中送炭，就連鄧的小女兒毛毛在《我的感情流水賬——父親鄧小平在動亂歲月》一書中的描述，也佐證了汪東興對鄧的大恩大德：“從事后來看，對于父親的政治生命，這的確是一封很重要的信。”
由此可見，在1971年鄧公身處危難之際，汪東興不遺余力地幫助了鄧公的復出。
但現實往往卻是冰冷的。8年后，當鄧公第三次復出時，汪東興由于全力擁護華老，并在路線和方針等方面主張依然沿襲毛時代的思維時，鄧公及黨內不少老同志對他提出了批評教育。
對于不少老同志的批評，汪東興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可此時世易時移，汪東興再也沒了偉人去世后那種左右歷史進程的分量了，這一點在1979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1979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其中有一項議題是討論少奇同志的平反問題，當一份《關于劉少奇的復查報告》擺到眾人手中時，汪東興指著報告質問道：
“給劉少奇同志平反……事情都推到江青這些人身上去，容易產生誤會。將來出了問題誰來負責？”
“我！”鄧公站了起來，“汪東興同志已經充當了我們中心工作轉移和平反冤假錯案的絆腳石了。正因為你當時就在專案組，所以你必須對當時一些問題要負一定的責任......“
鄧公說出這番話后，在場的其他人也緊跟而上，此時的汪東興明白他的政治生命已經走到了盡頭，于是在此后不久，他便主動提出了辭職，從此遠離了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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