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憶江南按語】有學軍中學校友發來老校長王蛟的近照，說：”90歲啦，現在住在‘隨園’養老院，是好人總有人會經常想起！“老夫2019年曾在《太原晚報》副刊上寫過一篇有關老校長的文章，想起好人這是人之常情哦！

老校長王蛟二三事

金 新

“老校長王蛟85歲了，你是學軍中學元老，對他印象一定很深吧！”曾工作過40余年的學校讓辦公室執事打來電話，希望我能為土生土長的傳記作家吉二友提供點第一手“大境界”資料，以便妙筆生花，為校史室留下錦繡華章。

我是一個羞于錦上添花的人，擔任3屆政協委員的15年時間里，面對教育行政官員，除了工作關系，余則敬而遠之，因為不知怎的，一與教育部門的領導交流，或談到他們的豐功偉績，伶牙俐齒的我一下子舌頭就好像僵化了似的，動彈不得。不過，這次例外。當然，我的應允還是顯得有點勉強，答應僅僅從記憶深處吝嗇地擷取一點點小事小節聊供參考。

老校長是個幽默而睿智的人。記得1977年8月上旬的一個上午，剛到學校報到的我在校長室見到了那時還只40幾歲的老校長，當時杭州長征軋鋼廠的工宣隊師傅也在，老校長熱情地介紹道：“費師傅，費爾巴哈的‘費’！”我當時的第一感覺是，老校長在含蓄地告訴我，他是一位政治老師；第二感覺是，老校長已敏銳地從我的臉上察覺到了我內心的拘謹，有意以對卡爾·馬克思影響很大的德國舊唯物主義哲學家來調節氣氛。其時，我的拘謹緣于此前的一個“小插曲”——全班分配到杭二中的是吳光明（不知怎么回事吳同學后來居然沒“敢”去報到)，分配到學軍中學的是我。可令人不解的是，我的報到通知比其他所有中文班同學遲了近兩個星期，大抵是政審中有關父親的歷史問題拖了后腿，大概是父親曾經的右派帽子令學校在斟酌是否接收時左右為難。猜測罷了。等待分配通知的那段時間里如坐針毯。不想，“小插曲”帶來的拘謹被細心的老校長一下子給“調節”掉了，估計身兼黨委書記的他看過我的檔案。

老校長是個學識淵博的人。在那個特殊年代剛結束不久的時期，每周的政治學習是一項雷打不動的政治任務。學軍中學的政治學習當時在杭州各中學可謂獨樹一幟。熟諳教育心理學的老校長在別的學校枯燥的照本宣科于文件與通知之際，每每給全校教師帶來一份精神加餐——緊密結合時事，從東半球談到西半球，由南半球講到北半球，在巨大的信息流中，將政治、經濟與文化，把國家體制與意識形態，分析得深入淺出，其厚實的文史哲知識功底與精湛的演講才能令人敬佩不已。老校長是個具備跨學科知識的校長，這在經歷“文革”后中教界有類民國時期跨學科學者漸行漸遠以至于銷聲匿跡的當時，實在難能可貴而鳳毛麟角。

老校長是個寬容有加的人。記得1978年杭州首次為中小學教師加工資，學校內唯一一位民國時期山東大學歷史系畢業的老學究李國良先生，他在辦公樓二樓樓梯上攔住剛上完課準備回校長室處理其他行政事務的老校長，大聲質疑自己為什么沒有能加到兩級工資，詞鋒銳利而步步緊逼，全然不顧我這個在旁以好奇的眼光注視著他們“交鋒”的年輕教師看客。老校長面對如此尷尬境遇，他仍一如既往地和顏悅色而慢聲細語地作著解釋，言語中透露出理解，但絲毫不掩飾自己的無奈。事后心想，一個領導尊嚴與權威遭到挑戰，竟然可以如此這般平心靜氣而不失態，著實不易，這份修養的表象下是一種不凡的氣度、寬廣的胸懷、仁愛的精神。

在學軍中學與老校長相處的六年里，與他一起打過球，談過心（這就鄙人來說委實難得），聽過課……記得進校不久，學校讓我上一堂有浙江省語文教材編寫者來聽課的公開課，我“初生牛犢不怕虎”，撇開語文書與教參，選用了《人民日報》在公開課前一天刊登的顧寄南的散文《黃橋燒餅》，受到了當時所用的省編語文教材主編之一的邵全聲的肯定，更受到了老校長的表揚，我現在還清楚記得他的原話：“一個剛畢業的年輕語文教師能有這樣的語文素質，能這樣上課，屈指可數！”這種表揚，對于一個初出茅廬者是一種鼓勵，而這種鼓勵又是在個別老教師“文革”思維未改而想看新老師上公開課出洋相而一聲“洗耳恭聽”暗諷的語境里作出的。

1983年，老校長被浙江省教育廳一紙調令委以杭州市教育局局長重任，離開了學軍中學。之后，我僅偶爾見過他，有次真想走上前去向他問聲好，可見他被人里三層外三層簇擁著，個性過強的我也就不去湊這個教育人際熱鬧了，只是遠遠地望著他人群中那時隱時現的矯健身影，于內心深處道一聲:“您好，老校長！”

于細微處見品德。小事小節是一面明亮的鏡子，清晰地反映出老校長的心靈世界。

2019年6月22日寫于寒舍苦口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