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丨羅蘭貝格：Denis Depoux（戴璞）、許季剛、朱濤，楊朦、王宇、陳濤、朱彥林、金炫志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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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應鏈：

從高度融合向多極競爭格局演變

過往5次產業轉移形成了高度融合、分工明確的全球化格局，但近年來宏觀環境變化帶來了全球供應鏈格局的深刻變革，全球供應鏈逐漸向區域化、本土化等的逆全球化趨勢演變。

自工業革命起，全球歷經5次以“全球化”為主題的產業轉移以及全球供應鏈格局的重塑。這一系列變革促使全球供應鏈逐步形成當前高度融合、各區域分工協作的宏觀格局。

在現有的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歐美日韓在研發設計、高端制造等高附加值環節占據核心地位。中國作為“世界超級工廠”，雖正努力融入高端制造領域，但目前仍以中低端制造為主要優勢。而東南亞地區則主要承接中低端制造以及原材料供應等低附加值環節。

受區域貿易摩擦加劇、地緣政治沖突頻發以及綠色轉型需求等因素驅動，新一輪全球產業轉移浪潮已步入加速階段。盡管自2008年以來，全球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趨于穩定，但全球供應鏈的內在邏輯已從效率優先轉變為以安全與韌性為主導。特別是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后，全球供應鏈正從高度融合向區域化、本土化方向進行重構。在逆全球化趨勢下，全球貿易結構正發生顯著調整：歐洲、亞洲、北美三大經濟圈內部貿易不斷強化，但圈間貿易增長乏力。2023年，三大經濟圈內部貿易占比已提升至58%，其中歐洲68%、北美43%、亞洲56%。

隨著貿易摩擦、地緣沖突、綠色轉型等宏觀環境的變化，傳統的全球供應鏈模式已難以滿足各經濟圈對供應鏈韌性的要求，歐洲、北美、亞洲三大經濟圈紛紛著手構建自身的供應鏈體系，全球供應鏈多極競爭的格局已初步顯現。

歐洲經濟圈再工業化。在疫情與地緣沖突的沖擊下，歐洲供應鏈的脆弱性暴露無疑。為破此局，歐洲抓住“碳”這一關鍵要素，以《國家工業戰略》 、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歐盟芯片法案》《凈零工業法案》等政策為工具，積極加強本土產能建設、推動再工業化進程，力圖在新一輪產業競爭中搶占先機。

北美經濟圈制造業回流。北美商品貿易逆差在2010-2024年間持續擴大，表明其制造業空心化問題日益顯著，致使全球價值鏈主導權流失，并在新冠疫情與中美技術脫鉤中進一步暴露風險。為鞏固全球霸主地位、提升供應鏈韌性，美國通過《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國家先進制造業戰略》《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 等一系列法案，對新興經濟體實施貿易封鎖的同時，加強本土化產能補貼力度，強力推動高端制造業（如芯片）和國民命脈產業（如能源、鋼鐵等）回流。

亞洲經濟圈完整價值鏈構建。基于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與產業轉移規律，亞洲通過多層次網絡化布局，逐步形成了“中國主導+東南亞/南亞承接+日韓技術賦能”的完整價值鏈生態。作為曾經的“世界超級工廠”，中國憑借《中國制造2025》 、雙循環政策、發展新質生產力等一系列制造強國戰略，不斷向附加值更高的價值鏈環節邁進，著力構建起完整的本土化供應鏈。與歐美的高端制造業回流、空心化抵御的策略不同，亞洲供應鏈重塑的核心在于整合內部經濟體，共筑完整供應鏈生態，形成高度分工協同的一體化供應鏈格局。

亞洲供應鏈：

從“世界工廠”向完整價值鏈構建演變

相較于歐美經濟圈，亞洲現代化工業體系起步較晚、發展程度較低、內部格局更為復雜。亞洲供應鏈重塑面臨低端產能同質化競爭、中高端環節基礎薄弱和區域協同效率不足等多維度挑戰。

亞洲供應鏈的現代化進程始于20世紀中葉的第二次產業轉移。發展至今，在全球產業分工格局中，亞洲主要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專注于“微笑曲線”底端產品的制造，如消費電子組裝、 服裝紡織等。然而，半導體設計、精密裝備制造等高附加值環節仍由歐美把控。這也導致亞洲規上制造業企業平均利潤率僅為5.4%，顯著低于歐美水平（美國12~14%，歐洲7~9%）。相較于歐美主導的研發密集型產業生態，亞洲整體供應鏈面臨諸多挑戰，主要體現在下述三個方面。

低端產能同質化競爭：在產業快速擴張階段，大量產業過度建設，產能過剩問題凸顯。亞洲主要工業國家分季度工業產能利用率長期處于產能過剩狀態，這一現象在鋼鐵、汽車、鋰電池、消費電子等行業尤為明顯。此外，歐美再工業化塑強本土產能的策略，進一步加劇了亞洲產能過剩的趨勢。

中高端環節基礎薄弱：由于起步晚于歐美，亞洲長期屬于跟跑者，缺乏全球領先的技術布局與積累，需在底層技術上大量突破并開展創新實踐，以縮小與歐美的差距。在工業軟件、航空發動機等54項核心技術上，亞洲企業專利儲備量僅為歐美企業的1/3。以光刻機這一代表最先進技術的設備為例，80%的市場份額被引領高端技術的荷蘭ASML公司占據，而尼康和佳能等亞洲企業主要在中低端市場競爭。

區域協同效率不足：亞洲缺乏具有絕對主導地位的供應鏈鏈主，各國在整體發展目標、戰略布局、區域合作機制上缺乏協同。原產地規則、數據跨境流動等標準尚未統一（如日本主導CPTPP、中國推動RCEP、印度退出區域自貿協定等），政策合力不足導致供應鏈整合滯后，難以形成合力進行高效的產業積累和迭代。

上述三大挑戰，本質上源于亞洲價值鏈生態的健康度不足。例如，低端產能同質化競爭反映出各國和企業在價值鏈細分場景中的定位不清晰，未能聚焦自身差異化優勢實現協同發展；中高端環節基礎薄弱則要求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各區域構建獨立閉環且健康的全價值鏈覆蓋； 區域協同效率不足則需要培育具有區域主導和影響力的鏈主企業，協同區域價值鏈上的各方，以更高效、有序的標準調配資源。

內部價值鏈生態失衡的亞洲供應鏈，在外部宏觀形勢劇變推動的全球供應鏈重塑浪潮下，需通過三大轉變破局新生：從“世界工廠”到完整價值鏈構建、從多鏈主角逐到單一鏈主聚焦、從同質化競爭到協同共生。亞洲各國的角色定位和供應鏈策略持續動態調整。

定位升級，從參與全球分工到構建完整生態。過去在全球的產業鏈分工中，歐美、 日韓分別定位為第一、 第二梯隊的全球研發設計和先進制造產能中心，中國和東南亞作為中低端產業的制造中心，扮演著“世界工廠”的角色。未來，亞洲不應僅僅作為全球價值鏈中的一環，而應向附加值更高的環節延伸。以中日韓為核心的亞洲區域應強化科技創新，加強關鍵領域的技術研發，填補過去歐美占據的高附加值領域空白，在區域內構建完整的價值鏈生態體系。

權力集中，從多鏈主競爭格局向單一鏈主聚焦。當前亞洲供應鏈存在多個鏈主相互競爭的格局，不同國家和企業僅在各自優勢領域主導，從根本上導致資源分散和內部競爭加劇。 隨著供應鏈重塑，亞洲或將聚焦單一鏈主，更高效配置資源并協同決策。中國或將以其關鍵的消費市場、產業基礎、不斷突破的技術、人才、物流等優勢，逐漸從鏈主爭奪賽中勝出，成為大量新興產業（如光伏、鋰電池等）的鏈主，帶領亞洲突破重圍。

協作深化，從多主體同質化競爭轉向協同共生。過去亞洲眾多經濟體主要圍繞在以美國為中心的戰略布局中，各國的產業發展各自為戰，缺乏整體的戰略一致性。當下，因美國大力推動高端 制造業回流、加大對亞洲各國制裁力度（如對東南亞的雙反調查和關稅威脅），將眾多過往合作伙伴暴露于巨大風險敞口之中，不再可靠。亞洲各國必須也正在尋求區域內部更緊密的合作，以確保自身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020年RECP的簽訂成為亞洲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標志，而自疫情停擺后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的重啟，也為一體化注入了更多活力。

在上述三大轉變下，亞洲供應鏈分工將發生重大調整，“中國主導+東南亞/南亞承接+日韓技術賦能”的完整供應鏈生態逐漸成型：在研發設計和高端設備制造上，日韓仍然保持相對領先，而中國正加大研發設計投資力度，奮力追趕；在基礎原材料供應上，因貿易壁壘、成本紅利等要素，逐漸從中國向東南亞轉移；在材料和零部件上，先進材料和核心零部件仍掌握在日韓和中國臺灣手中，中國大陸則從中低端向高端跨越式發力；在中低端組裝加工上，“世界工廠”的名號逐漸從中國大陸向東南亞轉移。

在上述再分工趨勢的引導下，亞洲各經濟體定位和供應鏈策略將會發生顯著變化。

日韓：研發設計和高端制造業的領先者。日本作為高度發達的經濟體，在高端制造業（如高端汽車制造和機械制造）與前沿科技（如光刻膠、硅晶圓等）領域持續領軍，韓國則繼續保持全球電子信息與半導體產業的重要優勢。在本輪重構中，兩國或將重點穩固研發設計，通過跨國投資和技術輸出，在全球范圍內布局生產基地，特別是通過東南亞的戰略布局確保資源的獲取和市場的拓展，同時兩國將大力加強與中國等友好經濟體的合作。此間，持續利用自身技術優勢控制產業鏈的關鍵環節，維持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高端地位。

中國臺灣：半導體制造業的領跑者。主導企業臺積電憑借技術代差壁壘，在先進制程領域占據穩固的主導地位。在本輪重構中，臺積電不斷鞏固其在5nm及以下先進制程的絕對優勢。其推出三年千億美元級的資本支出計劃將遠超競爭對手三星（約230億美元/年）和英特爾（250億美元/年），構建起技術迭代速度和產能規模的“雙重護城河”，令其在亞洲半導體制造業的領跑地位得以保持。此外，除核心技術環節，受成本等因素影響，半導體價值鏈中的中低端制造環節將持續向東南亞分散。

東南亞：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承接者，中國鏈接海外的“橋梁”。東南亞作為第五次產業轉移的核心區域，大量承接了來自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一趨勢在當下的產業轉移浪潮中將繼續保持。同時，在歐美日韓等國推行的“中國+1”戰略中扮演著橋頭堡的關鍵角色，也承載了中國優勢產能出海的關鍵中繼角色。東南亞各國在與中歐美日等經濟體的積極合作，推動其特色產業向中上游環節邁進。

中國大陸：亞洲供應鏈樞紐，研發設計和高端制造業的追趕者。中國身為亞洲新興經濟增長極，當下不斷強化研發設計與高端制造領 域的核心能力，進而提升在全球高端產業鏈中的主導權。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外部的技術封鎖與供應鏈限制，催化了中國大量研發資源的投入，加快了在芯片設計、制造工藝等關鍵環節的自主創新與突破。與此同時，中國催生出的眾多優勢產業，如被廣泛提及的“新三樣”，正加速進行全球化本土產能布局，致力于探尋可持續的增長路徑。而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制造產業，將持續向東南亞轉移。

（未完待續）

編輯 | No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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