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為何不以侵犯名譽權起訴魯迅？

金新

剛抽出身來為高考考完一身輕松的高考學子開趣味性文學史講座，民國時期有一件繞不過去的事，如題。

梁實秋與魯迅在 20 世紀 30 年代的那場文學論爭歷時8年。論爭源于 1927 年，方從美國學成歸國的梁實秋發表了《盧梭論女子教育》，認為文學最重要的是體現人性，對盧梭進行了批判。魯迅最不能容忍偶像被否定，遂寫了《盧梭與胃口》《文學和出汗》等文進行回應。此后，兩人因對翻譯的不同看法你一槍我一劍矛盾更為激化。1930 年 2 月，馮乃超在《拓荒者》第2期上發表《階級社會的藝術》，批駁梁實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一文中的主張，稱梁實秋是 “資本家的走狗”。梁實秋以《“資本家的走狗”》答復。魯迅隨后寫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將論爭推向精彩高潮。

那場論爭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事件，激烈筆戰之際，梁實秋被魯迅批得“狗血噴頭”，但梁實秋始終未通過法律途徑起訴魯迅侵犯名譽權。有人說那是因為民國時期的法律里沒有“名譽權”保護條款。此言差矣！

民國時期怎么會沒有名譽權保護條款？彼時該條款的形成分為三個階段：《大清民律草案》的奠基（1911 年）、《民國民律草案》的體系調整（1925-1926 年）、《中華民國民法》的間接保護（1929-1931 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中華民國民法》最終完成名譽權保護的體系化構建，其核心特點是通過侵權責任實現間接保護：第 184 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于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于他人者亦同。”該條款通過“權利”與“利益”的雙重保護，將名譽納入侵權責任客體。

其實，梁實秋始終未通過法律途徑起訴魯迅侵犯名譽權，原因大概有三。

一乃文人傳統使然。

文人論爭向有“筆戰”邏輯，民國文人具有“論爭倫理”。20 世紀早期的中國文壇，知識分子更傾向于通過文章交鋒解決觀點分歧，形成了“以筆為戈”的論爭傳統。起訴法律被視為“非文人手段”，會損害自身在學界的聲譽。梁實秋與魯迅的論爭本質上是文學觀念的沖突，而非個人恩怨。梁實秋曾在《新月》等刊物發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等文章，以學術辯論回應魯迅的批判，更符合當時文人的 “論爭體面”。魯迅的文章雖語言尖銳，但核心是批判梁實秋的政治立場和文學主張，而非針對其個人人格或品德。在民國文人語境中，此類 “觀點批判” 被視為論爭的正常范疇，若上升到法層面，可能被視為 “小題大做”。

二乃容忍義務使然。

作為知名文人，梁實秋與魯迅均屬于公眾人物，在輿論場中亟需對合理批評保持更高容忍度。假如因學術論爭起訴，可能被視為缺乏雅量，反而損害自身公眾形象。梁實秋在晚年回憶錄《槐園夢憶》及散文中，雖提及與魯迅的論爭，但始終以“文學觀點分歧”來概括，從未提及“名譽受損”或“法律起訴”的想法。他更強調雙方“立場不同，而非私怨”。當時文壇對兩人的論爭多視為 “學術流派之爭”，如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雖支持梁實秋，卻也未倡導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左翼作家則將魯迅的批判視為 “文化斗爭”，進一步弱化了法律解決的可能性：文學問題不能法律解決，正如法律問題不能文學解決一樣。

三乃名人身價使然。

梁實秋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兼具創作、翻譯與學術研究多重身份的重要人物，文學成就橫跨散文、翻譯、文學批評等領域。其相較于魯迅的批判性、周作人 隱逸風的散文更關注世俗生活的詩意挖掘，以 “中年心態” 的智慧消解激進，強調 “文學應表現普遍的人性”。其從 1930 年代開始以 “信雅達” 為原則翻譯《莎士比亞全集》，成為中國翻譯史上首個完整的莎翁作品集，填補了中國莎學研究的空白。其作為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中國傳人在《文學的紀律》（1924 年）等論著中主張文學應恪守 “理性” 與 “秩序”，反對過度浪漫主義與功利主義，這一理論雖與魯迅等左翼作家的 “革命文學” 主張形成論爭，但為現代文學批評提供了多元視角。梁實秋非常清楚，像他這樣名聞遐邇的人魯迅無論如何都是“罵”不倒的！

“文人傳統使然”與“容忍義務使然”屬于客觀原因；“名人身價使然”屬于主觀原因。

收錄于《二心集》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論戰性雜文的典范，文章以犀利的筆觸和嚴密的邏輯，對梁實秋的階級立場和文藝主張進行了深刻批判。

駁斥“無主子論”。梁實秋聲稱 “不知道自己屬于哪個階級”，更 “不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誰”，試圖以 “中立”者姿態來標榜文藝獨立性；魯迅一針見血指出，“資本家的走狗” 的本質不是在于是否 “知道主子是誰”，而是 在于其行為是否為資產階級服務，即使 “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這種 “喪家” 狀態恰恰說明其階級本能的頑固性。

剖析“資本家的走狗”。魯迅以 “資產者養的走狗” 為類比，指出梁實秋的文藝主張本質上是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辯護。梁實秋批評無產階級文學 “拿階級的大帽子來壓人”，實則是掩蓋資產階級對文學話語權的壟斷；魯迅戲稱梁實秋 “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揭露其 “正人君子”面具下的階級偏見，“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諷刺其對資產階級的諂媚。

界定“乏走狗”。魯迅指出，梁實秋在論爭中除了 “冷嘲熱諷”“造謠誣蔑”外，已無實質理論武器，其手段 “不過是‘乏’罷了”。這一界定不僅否定了其理論合法性，而且揭露了其論爭手段的低下：從 “理論批判” 墮落為人身攻擊，標志著立場的潰敗。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不免“罵”的成分，但絕無“詆毀”。蓋因“罵”是低強度的語言沖突，側重于情緒宣泄；“詆毀”是高強度的名譽侵權，側重于蓄意破壞。

唯如斯，新中國成立后，《“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雖使用了“資本家的乏走狗”這一稱呼，國家教育部下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還是將這篇與“狗”相關的雜文收入高中《語文》課本，讓幾代人，讓上千萬上億的學生閱讀，因為閱讀文學批評、學術爭辯、輿論監督之類文章，必須把對某人觀點和立場的批評甚至批判與某人的人格、名譽區分開來，這是學術界的常識。

筆者曾在舊作《文學大師的標準是什么》一文里提及：“愛因斯坦曾說：‘宇宙應該是和諧的！’自然科學的‘和諧’大約指規律之間的‘各抱地勢，鉤心斗角’，社會科學的‘和諧’大抵指多元思想文化之間的相互寬容。魯迅與梁實秋‘道不謀，不相合’，但并不妨害他們走自己的路的同時均成為文學大師。要知道，梁實秋雖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可他的閑適散文卻創中國散文發行量之最。”

假如梁實秋將魯迅以侵犯名譽權告上民國法庭會怎樣？

好在粱公是君子，好在歷史沒有假如。

匆匆于2025年6月25日12時1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