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春梅狐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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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網(wǎng)絡上開始吹捧“支蹱”是席居時代“跪得容易”神器，當然還夾帶一些這類賬號的祖?zhèn)骷寄埽S刺曾經(jīng)被他們追捧為中國席居傳承人的日本沒有學走這個。

網(wǎng)絡自媒體所謂“科普”封面，網(wǎng)絡圖片

我就對這個東西很疑惑。X齡大不見得是什么優(yōu)勢，但是網(wǎng)齡長又擁有正常人類的記憶水平，對于這類突然出現(xiàn)的新事物、新名詞總是容易多一分警覺的，尤其這還是基于歷史與文物的“新”，就更顯得有那么幾分蹊蹺了。

前陣子剛發(fā)了《》，就想到可以聊聊類似這種實物有文物、名詞有文獻，看似符合所謂“二重證據(jù)法”的事物，實際上不少都大有問題。這個情況和我們之前還聊過《》《》又有所區(qū)別，因為“腰扇”“合歡扇”屬于實物本身是很缺乏依據(jù)的，反而類似漢服圈的“褶衣”“百迭裙”之流。而我覺得“支蹱”很值得拿來聊一下，是因為它本身的“證明題”實際上是做得很不錯的，得以廣泛傳播的網(wǎng)絡心理也非常典型。畢竟，不硬的柿子我不捏。

1

“支蹱”之名，是怎么考證出來的？

先給不了解“支蹱”的人來簡單介紹下這個“神器”，以及這個神器的誕生過程。

2022年出版的《考古學集刊 第26集》中有一篇作者為范常喜的文章《漢墓出土T形木器名“支蹱”考》，將漢墓中出土的一類形制相似的單足、上有弧面板的器物考證為“支蹱”，并且認為這是一種跪坐時放于雙足間、臀部下的坐具。

《漢墓出土T形木器名“支蹱”考》截圖

范常喜，中山大學官網(wǎng)介紹頁面截圖

作者范常喜是古文字領域專家。如果大家看過孫機、揚之水的文章，再去看這篇，就會發(fā)現(xiàn)在名物考證上的差異了。考證部分我們后面會慢慢分解，但偏偏在作者本身的領域里就已經(jīng)可以窺見網(wǎng)絡傳播這類消息的不可靠性了。

因為從標題開始，考證的名稱都是“支蹱”，而非“支踵”。但不論是各路媒體還是網(wǎng)售商家，都堅持叫它“支踵”，還生怕大家不知道自己寫差了把拼音標注上去（喜歡教讀音，也算是某種特色了）。

B站“支踵”相關視頻截圖

“蹱”與“踵”字形、讀音對比，圖/百度漢語

范常喜在文末解釋名詞的時候寫道：“簡文‘支蹱’的字面意思即支持腳跟，而對應的實物T形木器主要功用也在于人跪坐時將腳跟架空，腳跟和小腿免受臀部重壓，正可謂名副其實”。也就是說，這里的“蹱”作“踵”解，也就是腳跟，那為什么不直接用“支踵”而用“支蹱”呢？因為范常喜提出作為“名”的依據(jù)的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遣冊就是這么寫的。

《漢墓出土T形木器名“支蹱”考》截圖

而“蹱”可作為“踵”的異體字，范常喜在文中表示依據(jù)則來自《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一書中作者將“蹱”字釋作了“踵”。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書頁中關于“蹱”釋作“踵”的截圖

2

漫長的“支蹱”論證鏈條

以上差不多就是文章里關于名詞方面的論證鏈了，我用大白話給大家復述一遍就是——

在出土有這類文物又有遣冊可以對照的墓就只有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遣冊里有“大蹱一”，范常喜認為這里的“大”應該寫作“支”，即“支蹱一”。從另外的北大漢簡里得出“蹱”“踵”可為異體字，所以“支蹱”就是“支踵”，支撐腳跟，看名稱的字面意思跟這類文物的用途有點相似，并且范常喜認為出土的實物和遣冊中的這條可以對應，所以捎帶著這類文物就叫“支蹱”啦~~

除了文字，這里其實還存在著一個坎。遣冊作為隨葬品的清單，如果可以與出土文物對照，學者們第一時間就會去對照，凡是有遣冊出土的墓都是這么去做的。而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的“大踵（鍾）”，該墓的研究者們是找到了對應文物的，為大漆壺（編號177）。

發(fā)掘報告《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中關于“大踵（鍾）”對應文物的內容截圖

也就是說，《漢墓出土T形木器名“支蹱”考》作者除了論證名詞，還得推翻原來學者們對于遣冊與出土文物的對應關系。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范常喜認為遣冊中的數(shù)量“一隻（只）”當作“一雙（雙）”解，那么對應的文物數(shù)量就從1個變成了2個。而遣冊中與“大踵”相鄰的有“小壺一隻”“大壺一隻”，而學者們在出土文物里恰好找到了小漆壺1個（編號145），大漆壺3個（編號81、93、177），數(shù)量是對不上的，對此報告里的解釋是遣冊少記了一件。而范常喜在比較尺寸后認為81和93、145和177各算“大（小）壺一雙”，數(shù)量可以對上了，而“大蹱一”也就空缺出來了，可以用來指T形木器，也就是范常喜想要論證的“支蹱”。

《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中關于“大壺一隻”“小壺一隻”的照片、摹本、釋文的書頁截圖

發(fā)掘報告《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中簡文與出土文物對應表

很多人估計已經(jīng)看暈了，因為范常喜在《漢墓出土T形木器名“支蹱”考》里想要“推翻”的現(xiàn)有研究結論實在是太多了，多到任何一步稍有“不慎”這個論證可能就無法成立。之所以需要翻越這么多“障礙”，還在于可以作為文獻依據(jù)的證據(jù)有且只有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的遣冊，它就像唯一的稻草，被攥得太死了。并且，我還要不得不補上一句，這些還都是在建立在這類器物就是“跪坐神器”的基礎上對它定名的論證，因為我們聊到現(xiàn)在還沒聊到這類器物是怎么論證出來是支撐腳跟用的。這個鏈條太漫長也太羸弱了。

不過已經(jīng)說到了數(shù)量的問題，那就還應該說說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實際上是出土了兩件“T形器”，形制相似，差別在于那根豎把（單足）的長短。被范常喜定位“支蹱”的通高15厘米，另一件通高47.3厘米。

發(fā)掘報告《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中關于“T形器”的內容

發(fā)掘報告《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中編號為108的“T形器”的照片，也就是現(xiàn)在認為是“支蹱”的那件

很多人看到這里估計就會覺得，這就是兩種器型啊，一個是“支蹱”，另一個長點的就不是了唄。這是因為大家先看到了網(wǎng)絡上關于“支蹱”的內容，有了先入為主的思維，然而在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相關的材料里都是把它統(tǒng)稱為“T形器”，發(fā)掘報告里也歸為一類（要知道前面提到的壺報告里可還分了A型B型），文字說明里也未見較大差異。很顯然，當時的學者認為它們就像大壺小壺那樣是尺寸差異，而不是形制差異。

從發(fā)掘報告中關于隨葬器物分布圖看，兩件T形器也是上下疊放的，擺放的位置挨得很近。

發(fā)掘報告《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中隨葬器物分布圖中的T形器位置，本圖為兩層線圖疊圖所制。圖中標橙者為較短的108號T形器，放于上層；標藍者為較長的236號T形器，置于下層。

那這件長一點的T形器應該算作什么，范常喜的文章里沒有解答，更沒有提及。

3

這真的是一種坐具嗎？

說完了上面的內容，也只是名詞的證據(jù)鏈，這還需要建立在這類文物真就是用來支撐腳跟之上，也就是這類器物的用途證明。其實從文章標題也可以看出，這類器物之前是按照形狀命名的，這基本就意味著用途不明。

《漢墓出土T形木器名“支蹱”考》文中也統(tǒng)計了出土有這類器物的墓葬簡報的命名情況，分別為——

• “素面黑漆木兀/小幾”（山東臨沂金雀山一號西漢墓）

• “不知名器”（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西漢墓）

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西漢墓出土的“不知名器”，圖片出自《山東臨沂西漢墓發(fā)現(xiàn) <孫子兵法> 和 <孫臏兵法> 等竹簡的簡報》

• “T形器/T形木器”（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西漢墓，也就是唯一有遣冊的那個墓，以及湖北隨州市周家寨八號西漢墓，這個墓另有考證，后文會寫到）

湖北隨州市周家寨八號西漢墓出土的“T形木器”，圖片出自《湖北隨州市周家寨墓地M8發(fā)掘簡報》

• “鞍形單足漆木幾”（四川成都天回鎮(zhèn)老官山西漢墓，原文中提到該墓情況為“材料尚待公布”，但實際上這件早就定名了，在2018年出版的成都博物館主編的《花重錦官城 成都博物館歷史文物擷珍》及博物館展出中都顯示）

四川成都天回鎮(zhèn)老官山西漢墓出土的“鞍形單足漆木幾”，圖片出自《花重錦官城 成都博物館歷史文物擷珍》

• “彩繪云氣紋漆案”（江蘇省揚州市邗江區(qū)西湖鎮(zhèn)蔣巷蜀秀河工地出土）

• “坐具/漆坐具”（湖南長沙望城坡西漢漁陽墓）

以上，就是目前可以看到出土這類器物的全部了。除了漁陽墓報告直接將其稱作“坐具”，其他要么語焉不詳?shù)爻蔀椤皫住薄鞍浮保捶艞壊聹y客觀地稱“xx器”。

然而我翻了漁陽墓的報告，里面沒有給出任何將這種之前沒有記載沒有論證更沒有共識的器物稱作“坐具”的依據(jù)。并且報告里還提到“出土時與漆硯同置于一個竹笥內”，這就更奇特了，誰家會把坐具和硯臺放在一個筐里？

湖南長沙望城坡西漢漁陽墓出土的“漆坐具”“漆黛硯”，圖片出自《湖南長沙望城坡西漢漁陽墓發(fā)掘簡報》

漆坐具（編號C73）出土位置，C74為漆硯，圖片出自《湖南長沙望城坡西漢漁陽墓發(fā)掘簡報》

然而我相信這漁陽墓的“坐具”結論應該是相關學者的主要靈感來源，除了因為就這件出土物被明確定了“坐具”，還在于圍繞這件“坐具”寫了一大堆關于西漢生活起居的文章，目前網(wǎng)上不少關于“支蹱”的解讀大多源自于此。然而，這些文章依然沒有論證，究竟此物是如何被論證為“坐具”的。更重要的是，盡管相似器型之前就發(fā)現(xiàn)了，但并沒有早于漁陽墓定名（2010年）的關于坐具的討論。

截圖自《長沙文物精品漫談》

截圖自《湘湖文化通史》

這些文章沒做論證，但范常喜的文章卻不得不證，否則就難以名物互認了。原文看似列舉了幾位學者的不同猜測，實際上基本也都是不做考證地沿用“坐具”定論，唯有王育成可能是從“幾”“案”這個早期定名出發(fā)做的用途猜想，且他的文章也早于漁陽墓，可見發(fā)掘報告中的定名對于后續(xù)考證的影響。

王育成認為此物可做“獨足兀/單足幾”，夾于膝間使用（相關文章發(fā)表于1999年），而范常喜認為“目前出土的T形木器通高在9.7~15厘米之問，而普通成人跪坐時大腿與小腿相疊的高度一般約18厘米，故僅就T形木器的高度來看，實無法夾置于跪坐時的雙膝之間以起到支撐雙臂的作用”。

《漢墓出土T形木器名“支蹱”考》截圖

但我們前面已經(jīng)提到過鳳凰山一六八號墓出土有比較長的T形器，那件顯然是符合王育成所述的用法。

馬怡的觀點也是直接采用“皆是跪坐的坐具”這個結論，但《中國古代書寫方式探源》一文（發(fā)表于2013年）的注釋中補充了兩點：其一，坐具的用法他是從黃展岳處得來的；其二，日本學者籾山明告訴他“日本現(xiàn)代還有類似的坐具”。范常喜直接順著第二點表示“使用方法應與日本當下仍在使用的‘合曳’‘正座椅子’等坐具相同”。

《漢墓出土T形木器名“支蹱”考》截圖

日網(wǎng)售賣的“合曳”“正座椅子”

日本正座椅子的使用方式

（這個畫面是不是很熟悉，跟現(xiàn)在漢服示范如出一轍）

那這就很搞笑了，畢竟現(xiàn)在網(wǎng)絡對于“支蹱”的宣傳口徑都是打臉日本，什么“中國人的坐具、日本人的餐盤”，什么“同樣是跪坐卻只有日本人跪成羅圈腿是因為沒學走支踵”等等。

網(wǎng)絡自媒體有關“支蹱”的封面，網(wǎng)絡圖片

然而，在源頭文章的論證里，日本的“正座椅子”卻起到了很重要的實證作用，因為這件器物除了有出土物以外，它的用途真就是全靠猜，甚至都無法解答，我國歷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過這樣一種“跪坐神器”。

這里又有幾點可作討論——

以漢代的著裝，這件器物難以藏于服裝內，如果有使用則在畫像、陶俑等上是可以有所體現(xiàn)的，但目前是沒有任何圖像例證的。邢義田在2019年出版的《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贊同“坐具”觀點又實在沒有圖像便只好在畫像磚拓本上改繪了一版。

圖片出自《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

圖上的這個黑色“支蹱”是作者自己畫上去的

日本的正座椅子

至于文獻相關的記載更是無處可尋。

這類器具即便高度較低，但作為坐具使用依然會改變坐高、影響坐姿，即便不是背面等特定角度，應該也可以窺見一些端倪。

日網(wǎng)對于正座椅子的商品宣傳

并且，相關出土物幾乎都為漆木器，足部都有特定造型圈足設計，有的彩繪還異常華麗，作為置于臀下的坐具來說實在是有點不太匹配。

江蘇省揚州市邗江區(qū)西湖鎮(zhèn)蔣巷蜀秀河工地出土的“彩繪云氣紋漆案”，圖片出自《廣陵遺珍：揚州出土文物選粹》

這點也可以與日本的正座椅子相印證，此類物件更注重功能性，如便攜、可折疊或可拆卸、可調節(jié)或多用途等，并不側重外觀。

合曳（正座椅子）組裝方式

可折疊便攜是正座椅子很常見的產(chǎn)品設計賣點

甚至于日本的這個合曳（正座椅子）也非常值得懷疑，像是半路產(chǎn)物，有點像之前古裝劇跟日本學什么白妝紅妝，卻沒想過這些都是日本自己的近現(xiàn)代發(fā)揮。如果合曳（正座椅子）歷史沒有那么久遠，那就和這些出土物毫無關系了，論證性也就大大降低了。

4

警惕“支蹱”式的網(wǎng)絡封神路

有關“支蹱”的考證文章說到底也只有范常喜的這篇《漢墓出土T形木器名“支蹱”考》，而且前面已經(jīng)花了不小的篇幅來討論這個證明的鏈條過長、論據(jù)過于單一、推翻的既定學術認知過多等問題，那么這至少是一個值得商榷的結論，類似的學術考證繁多又怎么會是它在網(wǎng)絡上封神了呢？甚至在一些宣傳中，幾乎到了中國席居時代應該人手一把這種小板凳的程度。

首先，很明顯大多數(shù)人是沒有看過原文的，至少沒有仔細去看它是怎么考證出來，而是只看了一個結論。這在我看來，與鸚鵡學舌無異。很多人以為下載了一篇論文的pdf就叫學習了，復述了一句考證結論就叫科普，這樣的過程和迷信無異，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學術之所以成為學術，重要的不僅僅是人類又向未知領域探索了多少，而是人類擁有獨立思考并且在吸收新知識的過程中保持思考。

在上面的內容里我反復提到了一件事，就是漁陽墓將這件器物定為“坐具”是沒有經(jīng)過任何論證的。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像《湖北隨州市周家寨墓地M8發(fā)掘簡報》那樣，對于沒有共識結論的器物用“T形木器”這樣保持客觀的定名，若有自己的想法則用“我們初步推測可能為”來闡述（周家寨八號墓的發(fā)掘與報告發(fā)表時間2017年是晚于漁陽墓的，報告里也提及了漁陽墓，可見是見過漁陽墓的定名的）。

《湖北隨州市周家寨墓地M8發(fā)掘簡報》截圖

盡管范常喜在文章里覺得周家寨八號墓報告里的推測“沒有多少理據(jù)，無法令人信從”，但學術能力和治學態(tài)度是兩碼事，至少這個態(tài)度與做法可太值得學習了。而其他學者在采用這一結論并進行其他領域研討的時候也沒有去溯源這個結論，這才叫“沒有多少理據(jù)，無法令人信從”。比如馬怡在文章注釋里提到，這個坐具用來是從黃展岳處得來的，但我要知道的不是這個結論來自于多么厲害的學者，而是這個結論如何得來。不過馬怡好歹提了一嘴，更多的是直接使用這個結論。

所以在“支蹱”的問題上不僅僅是網(wǎng)友們在人云亦云，學者們更是。類似的問題在學界并不少，但這個的結論這么新、不確定的因素這么多，就像我開篇說的，關注相關領域時間比較長且記性不差的應該有所警覺，哪怕是為了自己學習新知識去看看論證過程呢？

其次，“支蹱”的出現(xiàn)很大程度解決了如今起居方式下人們對于席居時代的疑惑，甚至可以說偏見。就像總有人問一些滿繡的衣服要怎么洗，沒有空調的古代要怎么穿等，很多已經(jīng)被現(xiàn)代生活填滿的思維慣式，哪怕給了正確回答他們也不會相信的，更無法理解。對于那些崇古又不信古的人來說，他們非常需要一個在現(xiàn)代模式下也能行得通的答案。“支蹱”就是他們找到的關于跪坐的現(xiàn)代答案，往席居方式里塞一把小板凳——這句是描述也是比喻。

“支蹱”后來的輿論的方向又極大地滿足了很多人渴望日本是中國文化拙劣的模仿者的期待。這是個很常見的爽文模式，大家多看幾部短劇就會發(fā)現(xiàn)一大半的編劇套路都是這樣，不少文化自媒體也是按照這個套路編寫那些與日韓越等、甚至是少數(shù)民族相關的文化內容的。有的還可以進一步續(xù)寫劇情，什么老祖宗故意使壞不告訴日本人這個器物的正確用法，什么日本人看到有這樣的正座椅子破防了，什么日本又要來把這個占為自己文化……

“支踵”相關視頻標題

（那個日本把這個器型當壽司盤的說法同樣也沒看到證明或圖片）

最后擴展一下本文的炮彈——

“支蹱”的整個證明過程看似非常符合“二重證據(jù)法”，你看既有“地下之實物”的出土文物，又有“紙上之遺文”的遣冊文字，這不就科學的歷史文化么！類似的情況還有《》里提到的“褶衣”，也是實物有文物，名字有文獻，但不做嚴密論證，只做隨意連線，跟指鹿為馬有什么區(qū)別？“馬”之名也有出處，“鹿”之物也有活體，連一下是不是也符合“二重證據(jù)法”了？這里不是說范常喜的這篇文章，因為“支蹱”考證的這篇文章已經(jīng)算是非常周全了，只是環(huán)節(jié)太多、孤證太多的問題，我說就是漢服圈（可能還有別的領域，但我不關注所以不能盡數(shù)了解）時不時蹦出來的一些新連線的“研究成果”，要是質疑幾句人家還左手“文獻”右手“文物”地鏗鏘有力呢！

本文完

作者 | 春梅狐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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