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付一夫

近期，國家圍繞提振生育可謂大招頻出。

繼7月28日《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里提出“從2025年1月1日起，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這一全民普惠式嬰幼兒補貼方案后，8月5日國辦又印發了《關于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的意見》，明確了從2025年秋季學期起，免除公辦幼兒園學前一年在園兒童保育教育費，這一舉措顯然是與“3歲以下嬰幼兒發放補貼”政策的有效銜接，可以起到進一步降低撫養成本并提振生育意愿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層面的政策導向與號召下，各地方也都紛紛響應：

7月31日，北京發布了《北京市關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工作措施》，包括建立生育補貼制度、增強生育保險保障功能、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加強生殖健康服務、健全住房支持政策等15項措施。

7月31日，四川發布了《關于調整職工生育津貼申領和發放方式的通知》，從2025年9月1日起，符合生育津貼申領條件的參保職工，由職工或其委托人申請，醫保經辦機構將生育津貼按程序直接發放至職工本人。

8月8日，西安印發《西安市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政策和配套措施實施方案》，明確了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完善生育待遇保障機制等5個方面20項工作任務，其中特別提到，“將生育費用及生育津貼納入西安市生育保險支付范圍，將參保女職工門診產前檢查費用一次性補貼標準提高至2500元”。

8月8日，上海印發了《關于實施女職工產假及生育假期間用人單位社會保險補貼有關事項的通知》，推出重磅生育支持新政，即：通過“生育友好崗+產假社保補貼”的政策聯動，最大限度破除女性就業壁壘，助力女性高質量充分就業。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從中央到地方的政策“組合拳”，早已不局限于發放育兒補貼，而是從產檢、學前教育、休假、住房、就業等多個領域全方位地為居民生育掃清障礙，而一系列“看得見”、“摸得著”并且伴有“真金白銀”的具體措施，無不彰顯出高層對于提振生育的高度關注和迫切之情。

而背后的深意，同樣值得我們深思。

01

平心而論，當前國人的生育意愿正不斷降低，年輕人不愛生娃已是老生常談的話題。倘若放眼全球，生育意愿走低幾乎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困境，從歐洲的德國、法國、俄羅斯、芬蘭、瑞典、丹麥，到亞洲的日本、韓國，再到大洋洲的澳大利亞等諸多國家，無一例外都深陷“少子老齡化”的泥濘之中，由此也帶來了勞動力短缺、養老體系運行壓力漸增、經濟活力不足等一系列棘手問題。

就我國而言，盡管近些年已經在不斷放開生育，“二胎”和“三胎”相關政策都已先后落地，但并沒有根本上解決制約年輕人生育意愿的問題，這從近幾年出生人口數與人口出生率的不斷下滑當中就能窺見一斑。

歸根結底，當代年輕人不愛生娃的首要癥結自然在于養育孩子的經濟壓力，這一點我們在《A股突發利好！這次可能是氫彈級的》一文當中已做過詳細討論。而除了經濟壓力之外，住房問題、育兒福利不健全、女性就業環境不友好等問題，同樣是掣肘居民生育的幾大“攔路虎”。

以女性就業環境問題為例。放眼當下，越來越多的女性都有著自己的事業追求與人生規劃，而不甘心于做一輩子做經濟上依附于丈夫、生活上以生育孩子和照料家務為主業的傳統家庭主婦。此時，生孩子反倒成為了一種事業上的“阻礙”，一旦休產假或者被迫投入大量精力在照顧孩子上，便可能會影響到自身的升職加薪與職業發展，尤其是在競爭激烈的金融、互聯網等行業里，崗位迭代極快，女性員工生育后的“重返”成本極高，不排除團隊角色被替代甚至被調至邊緣崗位的可能。更何況，不少用人單位還或多或少存在著針對女性群體的隱性職場歧視，進一步加劇了女性的生育壓力。

如此一來，想要讓當代女性放下后顧之憂并愿意生娃，僅憑育兒補貼一條斷然是不夠的，還需要從其他諸多方面協同發力。

管理層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也正因為這樣，近期從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政策“組合拳”才顯得如此恰逢其時。特別是上海新政當中，針對女性職工就業環境改善的種種部署更令人稱道，比如：用人單位可以在女職工產假及生育假結束后的1年內向所在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提出申請，審核通過后一次性發放6個月補貼；鼓勵用人單位為產后返崗女職工設置“生育友好崗”，采取彈性上下班、居家或遠程辦公、靈活休假、績效考核等柔性管理方式等等。

考慮到上海在國家經濟版圖中的重要地位，后續不排除有更多城市效仿其做法的可能，而這些無疑會在極大程度上減輕職場女性的壓力，對于激發國人生育意愿而言，當然是一大利好。

02

倘若放眼全球，在面對“生育意愿走低”這一普世性難題時，除了直接發放育兒補貼以緩解經濟壓力之外，很多國家其實也都是采用全方位、多層次的支持手段來提振其居民生育意愿，至少涵蓋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在住房和育兒方面提供福利。

房子對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而言，都是最為關心的頭等大事。從現實層面看，很多地方由于房價過高，嚴重擠壓了年輕人的可支配收入，生娃也不得不一拖再拖。為此，不少國家積極推動住房福利的普及，以求激發出居民的生育熱情。

例如，新加坡政府允許有子女的夫婦優先購買政府保障性住房“組屋”，而且年輕夫妻可以分兩次支付新組屋的定金；而韓國的《低生育老齡社會基本計劃》中明確規定，每年提供5萬戶的住宅援助，援助目標是沒有住宅且收入較低的新婚夫婦。

還有很多國家會著力改善孕期與母嬰保健服務，加大對生育困難人群的支持力度。典型如新加坡，政府部門會承擔生育困難人群75%的輔助生育技術治療的各項費用，而韓國則會對于孕婦的產前檢查費用予以補貼，對新生兒實施醫療服務援助，且對新生兒的預防接種給予補貼。

一些國家還會基于本國國情，從婚戀等方面入手來營造鼓勵生育的社會氛圍。比如，日本政府部門會將政策范圍擴展到戀愛與婚姻領域的援助，為年輕人組建家庭提供咨詢，并通過大力宣傳來糾正性別分工和職場優先的企業氛圍。

其次，盡力減少父母工作和家庭時間安排方面的沖突。

對于那些擔心生育子女而影響自己職業發展的人群，很多國家都通過增加帶薪產假、帶薪育兒假或臨時假、無薪育兒假、父親假等方式來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

在荷蘭，女性員工可以申請最長6個月的育兒假，足夠她們安心在家撫養孩子，并且無須擔心以后無法重返職場；法國、瑞典、葡萄牙等國家還給予男性帶薪假期，以便父親能夠在照顧嬰兒方面給予妻子支持和幫助。

而在一些產假或育兒假較短的國家，政府會致力于讓照料孩子的父母親在彈性工作制下就業，或者利用互聯網技術實現居家辦公，新加坡、韓國等國家在此方面都有所實踐。

最后，為子女入托入學創造便利。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天下父母共同的夙愿，子女教育無疑是他們極為關心的一環。為此，不少國家著力增加各類學期教育及義務教育階段的服務供給。

比如日本，自1994起先后制訂并施行了“天使計劃”、“新天使計劃”及《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主要措施包括充實學齡前兒童的教育和保育工作，實施社區育兒援助等；2007年開始還實施“放學后孩子計劃”，使得孩子們在放學后也有安全及健康的活動場所；不僅如此，日本還通過上學援助、學費減免、發放獎學金等方式來減輕家庭的教育費負擔。

再如法國，不僅出臺政策鼓勵雇主在職場內設立育兒設施，還會對那些投資興建托兒機構的企業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

以上經驗，自然值得我們吸收借鑒。

03

生育支持絕非單一領域的孤立舉措，而是一項需要多維度協同發力的系統工程，海內外的諸多實踐無不證明了這一點。

對于我們而言，唯有繼續從生育保障、養育幫扶、教育減負、醫療支持、住房優待等多個關鍵環節入手，持續豐富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工具箱，打出一套覆蓋全鏈條、貫穿全周期的政策“組合拳”，才能更精準地為家庭紓困，切實減輕生育、養育、教育帶來的多重壓力，進而穩步推進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讓生育選擇成為家庭從容自主的幸福決策。可能接下來，國內還會有更多相關政策支持的陸續出臺，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話說回來，隨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不斷完善，國人此前面臨的各種生育掣肘因素有望逐漸得到實質性緩解，從而帶動一系列相關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反映在資本市場上，便是相應的投資機會可能正在來臨。或許，A股與生育相關的板塊很快就會迎來新一輪上漲行情，感興趣的投資者不妨重點關注如下四個方向：

（1）母嬰。對于那些想要孩子的家庭來說，從母親懷孕到生產，再到新生兒的成長，各個階段都將會刺激相應產品與服務的消費，從而利好母嬰行業的增長，具體涉及孕期衛生用品、孕期醫療護理服務、孕期胎教服務、嬰兒服裝食品、嬰兒護理產品及服務、嬰兒休閑娛樂服務、嬰兒攝影服務等等。

（2）幼教。目前我國幼教資源供給依然不足，不過新生兒的增多疊加家長重視程度的提高，為幼教行業的壯大提供了機遇。一方面，我國民辦幼兒園市場空間巨大，同時行業集中度不高，擁有知名品牌影響力的幼兒園占比較低，社會資本可以通過加盟、直營或收購的方式參與進來；另一方面，線上教育平臺還可以針對相應的用戶群體量身定制幼教課程，以此來滿足用戶需求。

（3）醫療。普天下父母最揪心的事情莫過于孩子生病，嬰幼兒尤其如此，這也將利好在線問診平臺、兒童用藥、兒童醫療器械的發展。與此同時，考慮到孕婦年齡的變化，部分生育二胎或三胎的女性當中可能會有相當一部分比例為高齡孕婦，針對這部分人的現實訴求，助孕、保孕設備等領域或將迎來新的增長周期。

（4）娛樂。愛玩是孩子的天性，各項生育政策的紅利有望持續惠及幼兒娛樂行業，包括益智玩具產品、動漫影視作品等等。此外，各種卡通類IP的盛行也帶動了相關周邊產品的銷量，而IP周邊與玩具、教育的結合，或將成為未來行業布局的重點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