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盛突然意識到，人至晚年，角色早已悄然轉換，在家庭中，老人們從支柱變成了需要依賴的一方。在社會上，逐漸退出職場，淡出話語的中心。而參與這種集體活動，大概是他們抱團抵抗失序的一種方式。

各路“暴走大軍”幾乎占領了北陵公園。

清晨五點四十分，大半個沈陽還在沉睡著。北陵公園的黃陵廣場上已聚集了四五十位老人。他們穿著統一的紅色運動套裝，相互寒暄，悄然列隊。

十分鐘后，另一支暴走團隊伍也開始朝廣場聚集。這一伙人拖著行李箱大小的音箱，扛著一面紅旗，在廣場另一側擺開陣勢。其間，兩支隊伍的目光短暫相接，又迅速移開。

六點整，早場的五支暴走團隊伍全部到齊，總人數超過三百人，音樂聲幾乎在同一時刻響起。幾種節奏交織碰撞，人群開始沿步道行進，一邊向前、向上伸直手臂，一邊雙肩規律地聳動，整齊劃一。很快，人群像幾道洪流，向公園各處散開。

寂靜被打破了，浩蕩的大部隊和混雜的音樂，沖進路人的眼睛和耳朵。

“簡直把公園當自己家了”“每天都是這么大動靜”——路過的行人一邊抱怨，一邊加快腳步，繞道而行。旁觀者看來，這樣的鍛煉方式近乎魔幻，令人費解。因為一邊快速行走，一邊做些奇特的動作，他們也被戲稱為“僵尸舞”“暴走團”“鬼抽筋”。

八月，一起消防車與救護車被堵事件，將暴走團再次推向輿論旋渦。“暴走團擋路”的話題屢上熱搜。不少人指責他們“暴走”變“路霸”，呼吁清退取締，并依法處罰擾亂正常秩序的暴走團。

爭議之下，老人們正面臨無處可“走”的尷尬。

每天清晨，老人們準時來到沈陽北陵公園健步走。受訪者供圖

“暴走團又來了”

8月26日下午五點半，晚場開始之前，李華已經在北陵公園等待隊友。

六點整，他低頭看了一眼手表，不差一分。

“排好隊，準備開始了。”

招呼落下，一首流行音樂《朋友的酒》響起，上百人齊刷刷動了起來。“人生幾十年，總會有風雨來陪，瀟瀟灑灑赴會，今不醉不歸……”伴著豪放的旋律，隊員們逐漸放開手腳，浩浩蕩蕩向前邁步。

六十歲的李華是這支“暴走團”的發起人。

他身板挺拔，留著花白的寸頭，穿著紅色運動套裝，戴白手套，腳踩一雙反復刷洗、已顯發舊的運動鞋。不同于其他隊員，李華腰間別著小音箱、頭戴耳麥，舉一面紅旗走在最前頭。行進途中，不時回頭糾正動作、喊出口號，是整個隊伍的指揮中樞。

十五分鐘后，隊伍行至皇太極廣場，與另外兩支健步走團隊相遇。其中一支動作整齊，成員年齡偏年輕，被李華稱為“專業隊”。另一支，老年人居多，沒有多余動作，只是快速行走。三支百人隊伍匯聚于此，三種音樂交織，五百平方米的廣場瞬間被人群與聲響填滿了。

這樣的場景，幾乎每天都在北陵公園定時上演。清晨六點，傍晚六點，以李華為代表的暴走團成員，準時出現，不論盛夏寒冬，一周七天，從不間斷。如果有人因事無法到場，還會托其他團員帶話，或在微信群里告假。

這里原本并非如此喧鬧。

北陵公園始建于1643年，是清太宗皇太極與孝端文皇后的陵寢，長久肅穆寧靜。新中國成立后，陵園辟為公園，開始對公眾開放。因早晚免門票，逐漸成了附近中老年人鍛煉的首選地點。

李華是最早一批來這里鍛煉的人，見證了“暴走”這把“火”是如何在北陵公園燒起來的。

2019年，佳木斯健身操在東北悄然興起。李華偶然看到視頻，覺得有趣，找來幾位老友在北陵公園的空地上嘗試練習。只用了幾日，他就掌握了動作，還將健身操與健步走結合，自創出一套“行進操”。在鍛煉過程中，不斷有人駐足詢問：“能跟你們一起走嗎？”李華熱情應允。

不到一個月，隊伍從四人發展到二十余人。起初多是附近小區的退休老人，后來口耳相傳，一些中年人和更年長的老年人也陸續加入，人數一度超過一百四十人。接下來，另外幾支隊伍接連組建。鼎盛時，園內同時活躍著十來支隊伍，大的超過一百五十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北陵公園也逐漸成為“暴走”聚集地。

李華從不厭倦講述自己創建百人團隊的經歷——這種運動活動范圍大，存在感極強，時常讓他覺得心潮澎湃。

但在其他游客眼中，他們是最不受歡迎的群體。

五年來，因音樂聲量、占用步道等問題，李華的團隊與游人的摩擦時有發生。有人批評他們“拿的退休金太多了，閑得沒事干”“缺乏公德”，甚至被稱為“神經病”。不知不覺間，“瘋狂暴走團”的稱號，也在沈陽傳開。

不久前，李華帶隊如常“暴走”。隊伍剛行進約一公里，就遇到兩名年輕人上前阻攔：“去邊上走，別擋道。”對方舉起手機湊近李華的臉，一邊對著手機說：“看，‘暴走團’又來了。”李華側身躲閃鏡頭，反駁：“這么大的地方，怎么算擋道？”雙方對峙，引來不少人圍觀。

人群中也有不同的聲音。幾個游客為他們辯論：“沒上馬路，也沒進居民區，在公園里，有什么不行的。”隨后，李華擠在人群里，高聲喊了一句：“公共區域，你管不著！”最終，沖突并未擴大，但李華還是關掉音響，帶著隊伍離開了。

類似的爭執時有發生。老人們時常感到不解：“辛苦一輩子，老了健個身，還要看人臉色。”

委屈歸委屈，但多數人仍雷打不動，每日準時赴約，暴走三公里。也有個別老人怕遇見熟人尷尬，或是受不了旁人異樣的眼光，選擇退出。

北陵公園，傍晚六點，多支暴走團幾乎占滿了步道。受訪者供圖

老年江湖

實際上，對老人們而言，這里不僅是鍛煉身體的場所，更是他們重新構建社交圈的重要去處。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北陵公園，由退休老人組成的健步走隊伍里，關系網絡遠比想象中復雜。一個“團”，就是一個小社會，一片人情場。

隨著規模變大，李華發現，隊伍不好帶了。

他說，起初大家隨意站位，跟不上隊的會自覺退后，而前排因動作顯眼、步伐整齊，漸漸成了許多人眼中的“香餑餑”。團員們普遍覺得，站得越靠前，表示在團里的地位越核心。尤其一些曾是管理層的成員，格外在意自己所站的位置，有人甚至提前半小時到場，用水杯、腰包占住前排，不愿挪后。

實際上，一支近百人的健步走團隊，有時堪比一家公司——有發展，也有分裂。

在團隊中，李華作為團長負責統籌。體力好、動作標準的擔任領隊，在行走時發號施令；另有一兩名后勤組長管理考勤雜務、采購裝備、傳達活動通知。所有職務每三個月由投票產生，而普通成員則是跟隨，參與集體活動。

六十二歲的梅阿姨跟著李華走了三年。她發現，領隊一職最受歡迎——舉旗戴麥，有權又不瑣碎。三年來，老人們為“爭奪”領隊，暗自較勁，甚至上演了不少“宮心計”。每臨近選舉，都有人暗中運作，建小群、請吃飯、逐個打招呼，只為了多拉幾張票。

去年冬天，一位剛進團不到一年的阿姨當選領隊。“她動作并不標準，口號聲也小。”梅阿姨回憶，大家嘴上不說，心里不服。為了表達不滿，幾個老隊員甚至在隊列中放慢腳步，拉開距離，故意讓隊伍走得稀稀拉拉。

一些由人情引發的矛盾也時有發生。

李華個子高，步伐穩，站在隊中最是醒目，也受到一些女隊員的歡迎。幾位性格外向的阿姨常圍在他身邊說笑，如同“仰慕者”。梅阿姨偶爾也想上前聽聽，“上個月，就有人因散場后向李華多請教了幾句，便被傳了閑話，遭到孤立，氣得三天沒來鍛煉。”梅阿姨說。

除此之外，“錢”和“利”也是小江湖里至關重要的矛盾根源。

王建國是最早和李華一起鍛煉的伙伴，也是暴走團的元老人物。他曾在沈陽開過兩家餐館，擅長算賬，順理成章擔任了團隊里的后勤組長。起初兩人關系要好，直到隊伍規模超過百人，矛盾慢慢浮現。

第一次明顯的分歧，是因購買隊服引發的。據李華回憶，為了整齊美觀，團隊會定期統一采購運動裝、手套和腰包。他主張一年更換一次，而王建國卻每隔兩三個月就安排換新，總說找到了更便宜的廠家，卻從不公開進貨單據。后來有隊員說，他在其中拿了回扣。消息悄然傳開，李華與不少老隊員都因此感到不滿。

事情并未就此停止。

李華患有高血壓，兒子覺得東北的寒冷對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利，每年冬天都送李華老兩口去三亞過冬，待上兩三個月。動身前，王建國向李華保證會代為打理好團隊。可他前腳剛走，王建國就瞞著他，組織每個團員上交三十元會費。

不少老隊員紛紛打電話向李華“告狀”，告訴他團隊動蕩，已有十幾人先后退出，去了公園的別處，另起爐灶。李華聽后立刻改簽了機票，提前從三亞飛回沈陽。

二人約在北陵公園的一處湖邊見面了。面對李華的質問，王建國的理由很簡單：“其他的隊伍每月收五十元，我們不收費，留不住人。”在王建國看來，收錢，是為了增強團隊凝聚力。

但李華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建隊是為了鍛煉，誰都可以來，一旦摻進利益，人心就散了，變味兒了。

最終，兩人因理念不合分道揚鑣。王建國帶走了十幾位關系近的隊員，另辟新據點。李華則留下，繼續帶領其余的人在北陵公園健步走。

隊員們一邊前行，一邊跟著節奏有規律地伸臂、聳肩。受訪者供圖

難以消磨的時間

事實上，老人們往往是心甘情愿卷入“江湖”的。

暴走團成員大多已經退休。離開工作崗位后，日子閑了下來，每天雷打不動的健步走，反倒成了生活中為數不多的盼頭。至于小摩擦和“明爭暗斗”，在他們看來，無非是想在這片小天地里，守住一點存在感，很少有人真正撕破臉，“人到晚年，有地方去、有人相伴，比什么都重要。”

李華曾是一名中學語文教師。任教三十年，他每日騎著自行車往返于家校之間，備課、上課、批改作業，日子過得忙碌，也有意義。教過的學生陸續成家立業。2019年退休那天，他把多年的備課筆記統統收進抽屜，再未打開。

兒子在上海，既不需要經濟支持，也不用他幫忙帶孫女。比起大多數同齡人，他的生活也清凈簡單得多。剛退休時，李華計劃著去云南看玉龍雪山、去長白山看天池，還想四處嘗嘗沒吃過的小吃，想象往后皆是自在清閑。

一開始，他常主動約老同事、老朋友吃飯、打牌、喝點小酒。起初大家還愿意應約，但后來，電話另一端的回應越來越淡，“老出去不得花錢嗎”“孫子回來咯”……他嗯嗯兩聲，放下手機。再后來，他也不再張羅了。

突然閑下來的生活并沒有想象中松弛，反而總有種泥沙俱下的失落感，時間也由此變得冗長，難熬。除了每天去家附近的市場逛一圈，買個菜，其余時間，就在看電視和睡覺之間循環。電視里，體育比賽、新聞、電視劇，輪番切換。有時午睡一覺醒來已將近四點，隨便應付點晚飯，繼續等待天黑。

“待夠了，好沒意思。”李華說。

這是李華第一次感知，衰老，就那么突然地到來了。四十歲時，他正值壯年，堂哥從沈陽一個國營化工廠退休后總抱怨“活著沒勁”，他覺得難以理解，“不用早出晚歸，大把時間可自由揮霍，怎么會沒勁呢？”如今，他第一次發現，“閑著沒事做”的滋味，因人因年齡而異。

李華仍不愿服老。每天清早要刮凈胡子，穿戴整齊才出門。頭發慢慢變白，干脆全部剃掉。偶爾，公交車上遇到讓座的年輕人，他也會擺手拒絕：“你坐，我站著。”前兩年，他曾聯系學校商量返聘，對方并未拒絕，但也無下文。老伴勸他別太認真，他則感嘆：“人老了，沒人要了。”

那段日子，他覺得自己陡然滑入老年，萬物破碎，看什么都不順心。經常，還會因為晚飯遲開半小時、眼鏡找不著、水果忘記吃放壞了等等小事，對著妻子發脾氣。兒子曾提出接老兩口到上海生活，換換心情，既能團圓，還能搭把手幫忙帶孫女。但李華拒絕了，在他看來，和兒女同住，意味著失去了對生活最后的掌控。

梅阿姨也有相似的感受。

從吉林白城農村來到沈陽二十年，她先后幫兩個兒子帶大了三個孫輩。照顧孩子、買菜做飯……每一天被瑣碎填滿，幾乎找不到屬于自己的時間。直到女兒家最小的外孫也開始上小學，她發現，生活突然空出了一大塊。

在沈陽，她沒有朋友，日常的軌跡僅限于小區、超市和學校。每天送完孩子，回到家只剩自己一人。電視播著，有一搭沒一搭地聽個響，反復擦桌擦地，或站在陽臺看樓下的行人，熬到下午四點接外孫放學。

雖與女兒女婿同住，但她仍感到孤獨。因為怕說錯話惹孩子不高興，他們交流得很少，除了吃飯，她大多時間窩在自己那間堆滿廢紙箱、不足十五平方米的小屋——紙箱是她平時在小區里撿來打算賣錢的，越積越多，舍不得扔。陰雨天，女兒總抱怨紙箱有臭味，她不反駁，只覺得自己是寄人籬下，“土都埋半截了，什么都不想說了。”

9月3日清晨六點，北京朝陽公園，上百名老人在此集結。受訪者供圖

“一輩子都在為孩子、為父母，很少為自己活”

促使許多老人加入暴走團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孤獨，是他們共通的原因之一。

北陵公園給了李華新的寄托。

創建隊伍之后，李華幾乎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投注于此。每天早晨五點準時起床，簡單吃過早飯，坐半小時公交車趕到公園，帶領大家暴走三公里。上午九點回家后，看會兒電視，又開始上網學習新的健身操，在家里練上幾遍。下午四點半，吃完晚飯，又該出門了。

梅阿姨也不再終日忙于接送孩子，早上趕不及去公園時，干脆“罷工”，讓女兒自己想辦法。在暴走團，她一步步找回曾經被瑣碎日常淹沒的自我。她說：“精神上有了寄托，自然不想不開心的事了。”

鍛煉之余，老人們三五一群，聊買菜的價格，抱怨孩子總點外賣、不懂省錢，最后又以“年輕人都這樣”彼此安慰。會玩手機的，教別人玩短視頻；剛旅游回來的，講講見聞。有時，他們也為血壓血脂到底用什么好方法才能降下去的話題爭論半天。

這背后，有老人們更深層的情感需求。

對他們而言，參與暴走團，不僅僅是為了鍛煉，更像是一種宣示——證明他們依然健康、獨立，仍能自主地融入社會，是生活質量的一種體現。

在北京朝陽區的一處城中村，五十五歲的林阿姨已經獨居十六年。

初次見面時，她身穿一條寶藍色短袖連衣裙，腳踩白色厚底樂福鞋，腦后是一個玫紅色發圈扎著的丸子頭。她說：“人要有精氣神，我比較講究這個。”

2021年，她開始參加朝陽公園內的健步走團。據她的觀察，參團的老人主要分成兩種：一種是生活無憂、子女省心，純粹為鍛煉身體；另一種則是終于想通了，不愿困于孤獨，決定走出來交友、排遣寂寞，把余生過完。

而她自己，屬于后者。

時間往回撥三十年。20世紀90年代，高中畢業后，林阿姨就在距離家兩公里外的國營商場做售貨員，每天站完柜臺，急匆匆趕回家給丈夫和公婆做飯。二十四歲生下一雙兒女，四十歲經歷離婚，一晃又是十五年。按她的話說，“一輩子都在為孩子、為父母，很少為自己活。”

轉變發生在近幾年。一位曾每年都相約一起去張北草原避暑的好姐妹，前年突然查出腸癌晚期，來不及化療，沒過多久就去世了。好友的離世讓她悲傷了好一陣，轉念想想，生命有限，自己的一只腳似乎也已經邁進了墳墓，不知道哪一天也就不在了。

她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也開始嘗試許多新鮮事物：去健身房跟年輕人一起上團課，養蜥蜴和蛇這類特殊寵物。每天去健步走前，她都會精心打扮，卷發要打理得一絲不茍，畫眉涂口紅，最后穿上鮮亮的運動裝。

這種獨特的風格讓她在老年健步走團里顯得與眾不同，也成為大家議論的焦點。

但她并不在意。“隨他們議論，說明我活出了他們不敢活的樣子。”在公園里，也曾有單身、喪偶的中老年異性向她示好，送她小禮物，希望進一步發展。她享受被人欣賞，但又清醒拒絕，“何必再找個人管著自己，老了還要伺候別人？”

北京朝陽公園，林阿姨所在的健步走團，會在劃定的區域內活動。新京報記者 咸運禎 攝

矛盾何解？

梅阿姨的女兒一直反對母親參加暴走團，覺得這種活動太過招搖。有一天中午，她臨時從公司回家取東西，推開門，正撞見母親帶著三位團友在客廳跟著手機音樂練習動作。她頓時氣上心頭，一句話沒說，朝母親瞪了一眼，摔門離去了。

之后，女兒特意為梅阿姨報了老年大學的書法班，一心想給她找些“正經事”做。可梅阿姨只去了幾次就再也不肯去了：“我大字都不識幾個，坐在那融不進去，渾身不自在。”然后仍舊每天準時出現在北陵公園。

女兒始終難以理解：“這么吵鬧，還總被人指指點點，怎么就非去不可呢？”她曾被母親拉著一起去體驗，但她受不了那份嘈雜與擁擠，很快就離開了。

無奈之下，她在社交平臺發帖吐槽母親參加暴走團的行為，沒想到引發許多年輕人的共鳴，留言迅速超過百條。后來她甚至接受了媒體的采訪，坦言只有一個目的：“勸勸我媽，別再去了。”

在網絡上，“路霸式暴走團”頻遭批評。有人表示理解老年人的健身需求，也有人討伐老人們“退休金過高”“倚老賣老”“給兒女丟人”。

今年8月，沈陽一起消防車與救護車被堵事件，將暴走團再次推向輿論旋渦。不少人指責他們“暴走”變路霸，呼吁清退取締，并依法處罰擾亂正常秩序的暴走團。

為此，多地政府陸續出臺規范措施。北京、上海、沈陽、廣州等城市開始對暴走團進行摸排登記，劃定活動區域，安排專人維持秩序。屢次違規的團隊會被約談，甚至處罰。

這背后，折射出更深層的社會問題。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王亞朝曾在一篇名為《“暴走團”引發的交通問題及應對策略研究》中寫道，根據國家體育總局《2020年全民健身活動狀況調查公報》統計，超過40%的60歲以上老年人以健步走作為主要運動方式。這表明，老年人對“暴走”認可度較高，對于他們而言，“暴走”不僅有身體層面的健身作用，還在心理、情緒、社交層面發揮一定的促進作用。

王亞朝認為，暴走團引發的爭議，既源于該群體自身交通安全意識薄弱、組織松散紀律性不足等主觀因素，也與公共健身空間不足、缺乏有效監管等客觀條件密切相關。為此，他提出建議：各地應加強體育公園、全民健身中心及公共體育場館等設施的規劃與建設，推動一批公共健步設施的新建或改造，鼓勵有條件的體育場館、學校及健身場所向社會免費開放健步場地，以彌補場地資源的不足。

同時，相關部門應出臺針對暴走團等群體性活動的規范性指導意見，建立健全長效管理機制。交管部門可聯合其他單位開展專項治理，加強對暴走團道路交通違法及噪聲污染的巡查與執法——利用電子監控、視頻巡查等技術手段及時發現并處置違規行為，對違規個人或團體依法予以教育或處罰。

此外，還應積極引導暴走團選擇合適的時間與場地進行活動。具體而言，應遠離居民集中區，避免占用城市道路，確保不影響正常交通與社會秩序，并盡量減少對周邊居民的干擾。

三十六歲的徐盛，起初對那些身穿統一服裝、列隊健步走的老人也不太理解。去年，他在公園結識了一位健步走的退休老人。兩人聊天時，老人說，自己從北苑的家到朝陽公園，單程要花費一個小時，其實也并非多么熱愛運動，只是像他這樣的年紀，“能去的地方不多了。”他最期待的，是每天鍛煉結束后那一段與隊友閑聊的時光。

徐盛突然意識到，人至晚年，角色早已悄然轉換，在家庭中，老人們從支柱變成了需要依賴的一方。在社會上，逐漸退出職場，淡出話語的中心。而參與這種集體活動，大概是他們抱團抵抗失序的一種方式。“年輕人有年輕人打拼的壓力，老年人也有他們的心酸。”徐盛說。

2025年夏末的沈陽出現了新的變化。公園里加強了安保人員的巡邏，勸阻占道暴走的行為，禁止高分貝的音響播放。許多暴走團開始主動調整活動地點，從城市中心的公園轉戰到河堤步道、新開發區域等相對僻靜的場所。這些地方雖然環境不如公園，但不會干擾他人。

李華所在的團隊是其中之一。作為領隊，他仍走在隊伍最前面。隊伍比鼎盛時短了不少，有些老伙伴因路遠或家人勸阻而退出，但留下的人，依舊穿著統一的運動服、戴著白手套，邁著整齊的步子暴走。

清晨活動散場，老人們攀談著結伴離去。有人去市場買菜，有人趕著回家準備午飯，他們在街角道別，彼此約定：“傍晚老地方見。”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建國為化名）

文丨新京報記者咸運禎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