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米萊實驗

2023年底，經濟學家米萊當選為阿根廷總統。米萊當政后便依照他所信奉的奧地利學派經濟理念，推行了一套教科書般的自由市場改革方案：財政緊縮、匯率出清、放松管制、削減補貼。這種理想型的改革極為罕見，很多人對他充滿期待。

當地時間2023年12月10日，米萊就任阿根廷總統。

改革的短期效果不錯：通脹被迅速壓制，財政14年來首次轉正，貧困率出現回落，阿根廷經濟也一度顯露出“V形反彈”的苗頭。

但我從一開始對米萊改革就不樂觀。

這不是因為改革技術無效，而是因為它背后有一個更深的結構性矛盾：阿根廷經濟的比較優勢與米萊的價值觀念不兼容。換句話說，他想把國家帶向一個方向，但這個國家的經濟稟賦，卻天然地朝著另一個方向滑行。

最近米萊開始遭遇到一系列困境，似乎是這種結構張力開始爆發。

2023年-2025年阿根廷通貨膨脹率

2.

貨幣暴跌

10月初，阿根廷比索突然出現大幅貶值，一天內下跌超過6%。

在過去十個月里，米萊政府幾乎把“外匯自由化”作為改革的核心象征，允許資本自由匯出，放松多項外匯限制，期待這能讓阿根廷的資本市場進入良性狀態。

但這似乎是給慢性病人下了急性的猛藥。

阿根廷的外匯儲備一直處在極度脆弱狀態，在2025年中期只有30多億美元，剔除負債后只有幾億美元，在不同的統計口徑下，有人認為甚至是負數。米萊的策略，一次性大幅貶值（上任初期）、爬行盯住匯率（后期），在沒有足夠外匯儲備緩沖的情況下，只能在短期內保持穩定；一旦市場預期發生逆轉，哪怕只是輕微的，就足以形成對比索的拋售浪潮。

阿根廷有5億美元的外債將在11月份到期，于是在10月上旬市場預期出現轉向，比索陷入拋售潮。米萊政府不得不拋售美元穩定匯率，但外儲太少了，支撐不住這種救市需求，所以趕快又與美國簽署了20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

更值得注意的是：米萊政府在考慮重新啟動資本管制。自由主義的經濟理念，在現實的經濟沖擊面前，被迫讓步。

3.

選舉失利

其實，市場的這種預期逆轉，并非突如其來。一個月前的一場選舉已經釋放了政治信號。

在今年九月份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省選舉中，米萊的自由前進黨遭遇失敗，僅拿下33.9%的選票，而庇隆主義反對派拿下47%。這不僅是一場地方政治上的失利，更是一次對經濟改革的全民中期考試。

選民很現實，他們并不在意改革理念是否自洽，而在意的是生活是否好過了。

米萊上臺以來的“財政休克”改革，抑制了阿根廷持續多年的惡性通脹，卻也帶來了企業倒閉潮，中小制造業的斷崖下滑與就業壓力。

2025年3月，人們在國會外反對米萊的緊縮政策

（奧派）理論上來說，給定時間夠長，市場會自我修復，經濟能夠重建，問題自然就解決了。但“給定時間夠長”，多長算長？在“夠長的時間”到來之前，人們的艱難處境該怎么辦？在大眾民主時代，這是極為現實的問題。凱恩斯老師早就說過，“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死了。”所以凱恩斯經濟學核心關注的是就業問題，宏觀經濟學首先要解決當下，當下過不去就談不到未來。

當然，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策略在今天也不容易奏效了，因為其成立的前提是一個大致封閉自洽的經濟體，宏觀經濟的政策效果不會因為大規模貿易而跑冒滴漏到境外去；可是21世紀的各國經濟幾乎沒有哪國是這樣封閉自洽的經濟體了，各國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相互滲透前所未有。不過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要展開就太長了。

再說回阿根廷，在米萊改革帶來陣痛，但“夠長時間”尚未到來之前，選票注定會流失。政治信心一旦松動，市場預期就很難穩定。外資、投資者、債券市場，都會用腳投票。貨幣貶值并不只是金融事件，它往往是政治信號的延遲放大。

4.

比較優勢與價值觀的結構性矛盾

阿根廷的核心問題在于：它的經濟結構和米萊理想中的世界，并不是同一個方向。

阿根廷經濟的比較優勢，主要集中在農牧業和資源產業——大豆、玉米、牛肉、鋰礦、頁巖油氣，這些都是從土地里出產的第一產業。阿根廷的第二產業很孱弱，但并不是只有發展起第二產業才能變富裕的；澳大利亞就沒什么第二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的也都是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只要它愿意融入一個更大的外部經濟循環體系，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照樣會變得很富裕。

比較優勢在第一和第三產業的經濟體，需要與在第二產業、也就是制造業上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形成經貿循環。所以，阿根廷最自然、最互補的貿易伙伴，實際上是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這是驅動阿根廷經濟增長最現實的通道。

但這與米萊的價值觀相沖突。米萊是堅定的自由派，其經濟戰略目標明確為“融入美元圈，加入西方自由市場”。

問題在于，美國目前的比較優勢也在第一和第三產業，其第三產業天下無敵，同時又是強大的農牧產品出口國，與阿根廷在經濟上并非互補關系，而是直接競爭關系。即便阿根廷政治上再靠近美國，出口空間也難以大幅拓展。

這就是米萊改革的結構性悖論所在：比較優勢逼著阿根廷往東走，但意識形態卻推著它往西靠。

米萊被視為一場奧派經濟實驗的旗手，但市場的力量、選民的耐性和地緣經濟的重力，正在一寸一寸撕開這場實驗的縫隙。意識形態不能違背比較優勢太久，政治也不能違背地緣經濟太遠。一旦政治信任松動，市場信心隨之瓦解，改革者就不得不背離最初的自由承諾，重新走向控制與折衷。

這是一種結構性張力。它不取決于改革者是否足夠勇敢，而是取決于改革的方向是否與國家的比較優勢形成正反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