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的西南聯大歲月：大批學生用知識和熱血服務抗戰

清華工學院的“馬甲”

西遷昆明之初，西南聯合大學先租了蒙自海關、昆明大西門外昆華農業學校、拓東路迤西會館等處為校舍，總辦公處設在城內崇仁街46號，但仍不敷應用。1938年7月，學校以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畝為校址，修建新校舍。1939年4月，西南聯大新校舍落成，除了圖書館和兩個大食堂是瓦房外，所有的教室都是土坯墻鐵皮頂，據楊振寧回憶：

“教室是鐵皮屋頂的房子，下雨的時候，叮當之聲不停。地面是泥土壓成的，幾年之后，滿是泥坑。窗戶沒有玻璃，風吹時必須用東西把紙張壓住，否則就會被吹掉。”

至于學生宿舍和各類辦公室就很寒酸了，統統是土墻茅草屋。

這當然不是設計問題。西南聯大新校區的設計出自著名建筑師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手筆。迫于校方的資金捉襟見肘，梁氏夫婦的設計方案只得一改再改。

聯大的工學院，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原先清華大學工學院的班底組成的。其中的土木工程系基本保持了清華大學土木系的原建制，事實上就是戰時的清華大學土木系，包括了現在的土木、水利、鐵路、公路、市政、建筑等方面的專業，是一個綜合性的土木工程系。聯大的機械系主要也淵源于清華大學機械系。至于電機系則是在西南聯大建立之初工學院的另一個系。

“一切為了戰事"

除這三個系之外，在1938年7月29日，西南聯大第82次常務委員會會議還決定，遵照上級命令自下半年起，在工學院添設“航空工程系”。

這無疑是出于抗戰的需要，在日寇對昆明的轟炸中，西南聯大的師生也飽嘗了失去制空權的苦果，設立航空工程系自然也是著眼于發展中國的航空事業而服務的。

作為中國建立的第一個航空工程系，西南聯大航空工程系源于清華大學機械系的航空組（機械系原只分為熱能工程及機械制造兩個專業）。1938年開始招收第一屆航空系新生。在前三年的學習中，工學院中的機械、航空等系的基礎課程差別不大。到三年級暑假，航空工程系則有一個月的下廠實習。到了四年級，航空系的課程幾乎都是航空專業課，有內燃機B（又稱航空發動機）、高等飛機結構、應用空氣動力學、飛機設計和發動機設計等等。

航空工程系主任莊前鼎除任課外，還兼任新設的航空研究所所長。由于三校合并的只是本科部分，清華大學航空研究所在法理上其實不屬于西南聯大。不過，航空研究所教授均在航空系上課、主持實驗和指導學生；航空系學生的空氣動力學實驗，也都在航空研究所的風洞中進行；實際上兩者已融為一體。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經西南聯大師生的努力，航空風洞實驗獲得了卓越的成就。其空氣動力學研究與實驗在當時的中國可謂遙遙領先于其他地區。1943年，美國專家來華，專門去清華大學航空研究所進行了參觀。他認為清華大學風洞實驗設備雖然規模不大，但水平與美國高校研究所不相上下。調查德國和日本航空情況的美國陸軍部官員途經昆明時，也專門抽時間去了清華大學航空研究所參觀，并對其表示了贊揚。

“生產自救之路"

西南聯大在昆明的后幾年，正值抗戰最艱苦的時期。當時中國后方只剩下西北、西南這半壁江山。號稱大動脈的唯一國際通道滇緬公路也在1941年被切斷。國民政府統治區內物資匱乏，通貨膨脹嚴重。西南聯大的教師、學生們安貧樂道固然令人欽佩，但學校卻不能無所作為。請求救濟之路既然不通，只有生產自救一途。于是航空工程系的王德榮教授和化工系主任謝明山教授合作研制生產了“西曼”墨水。這種“西曼”墨水可和名牌“派克”墨水媲美，同樣可用于“派克”鋼筆。但價格低廉，因此成為當時昆明市面上的暢銷國貨。

與此同時，擔任昆明的家庭教師、中學兼課教師的聯大學生也為數很多。甚至打鐵、挑水、拉警報、放午炮等雜活也有聯大學生參加。唯有工學院學生的勤工儉學多能結合專業進行。土木工程系的師生與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合作，組成“云南水力發電勘測隊”，開發云南江河水力發電的資源；還與中央水工實驗室合辦“昆明水工實驗室”，經過兩年的工作，提出了開發云南水利資源的規劃，設計了一批小型水電站，完成了云南騰沖電廠節制閘與引水模型試驗、甸溪攔河壩改正計劃模型試驗、昆明附近之徑流系數試驗等。此外，還與交通部公路管理局合作，組成“公路研究實驗室”，詳細地調查了云南公路的結構，對路面改善、土壤穩定、代用材料、經濟分析等都做了研究，出版了《公路月刊》共二卷八期及《公路叢刊》三種，為抗戰期間云南公路狀況的改善做了不少工作。

“投筆從戎的工科生"

條件盡管艱苦，工學院對于學生的學習從未放松。譬如在機械系里，水泵設計的圖紙都要上墨才收。鉗工實習課要在一塊鐵板上做一個六角孔后，再用圓鋼做個六角棱柱，把它們裝配后六個面都不透光才算合格。考試也很嚴格，西南聯大工學院一年級最難過的關，是微積分和普通物理。任何一門不及格或是成績欠佳者，到二年級都有被拒諸院外的危險。二年級是個刷人的關口，尤其是靜動力學和材料力學，這兩門課在工學院被認為是學工程的基礎，若學不好，下面的功課很難讀下去，所以這兩門課小考頻繁，一般的課只有一次大考，最多期中有一次小考，這兩門課則是兩周考一次，后來竟每周考一次（每周學時增為四至五個）。有些學生過不了這一關而被淘汰。而今日高校考試最后打分，用開平方乘10的辦法才使多數學生及格的辦法，在西南聯大工學院也毫不稀奇。

工學院學生既然天天考試，算尺、繪圖儀器不離身。其他學院的同學，常常揶揄工學院同學像機器一樣，生活刻板緊張。工學院同學由于整天埋首于實習、計算、設計、繪圖的課業中，所以也就難怪沒有在茶館看書的那份情趣。因專業不同苦樂不均的情況，與當代的高校，倒也相差無幾。

同樣也是由于專業的關系，工學院學生在投筆從戎的聯大學生中更占有較大的比例。早在西南聯合大學尚在長沙未遷往昆明時，機械系主任莊前鼎教授就對學生們說：昆明現在還沒有工廠和實驗室進行實習，交輜學校（陸軍交通輜重學校）是大家學專業的一個地方，可以學習汽車和坦克的構造、修理和駕駛，學習一期大約6個月，期滿后可直接參加抗戰，并分配相應工作。后來，該系1938級、1939級除5人外，其他20余名學生全部去了陸軍交通輜重學校學習。

對于這段從軍經歷，從軍者楊德增日后回憶：

“1937年9月正式開學受訓，每日上午有一小時汽車原理課程，然后分組到汽車工廠實習。每三人一組，發給修車工具一套，汽車引擎一臺，由學員自行拆解、清洗、檢查，然后重新裝配組合起來。”

1938年2月底，該期學員畢業，被分發部隊任職。清華學生除女學員外，其余學員均被分配到機械化部隊200師。楊德增在1939年1月間請假回昆明西南聯大復學，讀完規定的課程隨1940級畢業，他共在軍隊待了一年多的時間，用他所學的知識和技術服務了抗戰。

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無論是美國志愿航空隊，還是中國赴緬遠征軍，都十分需要軍中翻譯員。1943年11月17日，西南聯大召開會議，討論“本年度四年級學生，自下學期起全部征調，擔任戰地服務，以服務成績作為下學期畢業成績，并規定服務地區以云南、緬甸、印度各戰地為限，工作性質大部分為隨軍通譯”。聯大領導做出表率，積極讓自己的孩子參加培訓班或者服兵役。校長梅貽琦之子梅祖彥，雖剛升為機械系二年級，不符合征調條件，但仍然報名。

結果，工學院航空工程系的大多數學生進入了空軍機械學校第11期高級機訓班，學習結束后大多被派往各機場及航空修理廠工作。航空系學生丁乘梁、田保棟、孫冀昌、宋載鎮4人被分配到程度第三飛機制造廠。日軍投降后，丁乘梁、孫冀昌和宋載鎮被編入第9地勤中隊赴華北地區接管日軍航空設施，在天津接收部分航空器材及一所修理廠。還有一批學生報名去國民黨輜重汽車第5團，想乘機學點技術。土木系26名學生除了4人外，其余的都去修飛機場。電機系的十余名學生則被分派到軍政部電信機械修造廠。值得一提的還有考入中航公司的西南聯大航空工程系學子們，駝峰航線是艱難而險阻的必經之路，西南聯大學生架機無數次地飛越過駝峰航線，他們從空中運輸到前線的援華物資和出國參戰的遠征軍，他們維護了航線的暢通，為中國抗戰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他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每年均有飛機發生事故。有當事人回憶說：我飛行期中即見到先后有三架飛機失蹤……

總之，以工學院為主，西南聯大學生被大規模征調后出現在各個戰場和各種工作場所，以他們的知識優勢和滿腔熱血為抗戰的勝利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如今的云南師范大學校內巍然聳立著一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的正面陰刻著：“聯大先后畢業學生二千余人，從軍旅者八百余人。”碑的背面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上列西南聯大共計832位從軍學生的名單。就像西南聯大校歌里所唱到的那樣，“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這些學生，正是那個時代的人杰。

參考資料：

1、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笳吹弦誦情彌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文集》

2、楊立德：《西南聯合大學對抗戰建國的貢獻》

3、安冬梅：《西南聯大學生與抗日戰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