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棗陽：一座小城的辛亥革命史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一聲槍響，擊碎了腐朽的帝王制，革命的烈火從大城市燃燒蔓延，在距離武昌三百余里的鄂北重鎮棗陽，一場由江湖豪杰、新軍官兵與普通民眾共同書寫的光復大戲，也悄然拉開序幕。

這不僅是一場政權的更迭，更是覺醒民眾反抗壓迫、追求新生的壯麗悲歌。

辛亥革命前的棗陽，表面平靜，內里卻早已暗流洶涌。

清廷在此地的統治力量并不算強，僅有湖北新軍的一個騎兵排和一支負責緝私的巡防馬隊，總計不過百余人。

真正讓清廷感到不安的，是當時在棗陽城鄉廣泛流傳的“江湖會”（紅幫）組織。

這個以“興漢滅滿”為秘密宗旨的民間團體，早已滲透到城關、吳店、琚灣、鹿頭等各大集鎮。他們并非烏合之眾，而是有著嚴密的組織和清晰的政治訴求。更關鍵的是，他們與武漢的革命黨人馬瑞堂、胡吉安等人保持著聯系，甚至在駐棗清軍內部也發展了自己的成員，比如那位日后扮演關鍵角色的騎兵排長周鳴歧。

毫不夸張的說，棗陽早已成為一顆埋在清王朝統治肌體上的“定時炸彈”，只等待點燃。

1911年10月下旬，武昌起義的消息很快傳到棗陽，一位名叫陳紹森的吳店籍前清軍官回到了家鄉。他曾在湖北新軍騎兵營任職，并加入了江湖會。回到吳店后，他立刻聯絡當地江湖會頭目劉寶庭，并爭取到了西街“教師頭”黃崇興的支持。

沒有槍炮，就用刀矛；沒有軍餉，就向商戶勸募。

短短幾天，一支由五六十名熱血青壯年組成的義軍就在吳店劉家祠堂秘密集結。他們每天在山陜會館操練，暗地喊出了“響應武昌、光復棗陽"的口號。時機一旦成熟，立刻“揭竿而起”。

然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隨時都可能掉腦袋。

吳店的大地主劉錫侯聞訊后，立刻聯合當地士紳和天主堂神父，向縣衙和襄陽道臺告密。

十一月中旬，縣衙派出以班頭“王拐個子”為首的三十余名差役前往吳店鎮壓，把山陜會館包圍得水泄不通。

由于事發突然，王拐個子又帶著“快槍”，缺乏戰斗經驗的義軍，被打得措手不及，傷亡慘重。好幾個人接連倒在了血泊之中。

面對絕境，陳紹森挺身而出，身著清式軍官服，掛著東洋刀高坐大堂，鎮定地讓眾人打開大門，面對窮兇極惡的衙役，昂首高聲宣稱：“此事全由我一人承擔，與眾無關！”

這位英雄好漢被壓到縣衙，依然面不改色，痛斥腐朽的清廷，惱羞成怒的棗陽知縣瞿長齡將他處以極刑，困死于站籠之中。

陳紹森的犧牲，是棗陽光復史上悲壯的一筆，但他的鮮血沒有白流，不但沒有嚇到民眾，反而徹底點燃了更多人心中的怒火。看清了清廷的殘暴，也堅定了推翻舊世界的決心。

吳店起義雖暫時受挫，但革命的火種已然燎原。

僅僅一個月后，更大的風暴從老河口席卷而來。1911年11月28日，棗陽籍革命黨人李秀昂、張國荃在老河口成功起義，處決了清軍統領，組建了兩千余人的義軍，并迅速將目標對準了棗陽。

此時，駐守棗陽的清軍內部已人心惶惶，各懷心思。

周鳴歧作為江湖會同黨，立刻與各方力量聯絡，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反清同盟：包括駐吳店的巡防營副哨官榮光耀、駐縣城的巡防馬隊哨官周致勘，以及琚灣的江湖會首領琚體康。全部人馬一百五十人左右，謀劃動手時間。

1911年12月11日凌晨，琚體康率領五十余名手持刀矛的民眾武裝，與榮光耀的四十多名巡防營士兵同時抵達棗陽縣城。他們如猛虎下山，直撲縣衙，一舉逮捕了知縣瞿長齡，并將民憤極大的“王拐個子”就地正法。

城內的周鳴歧和周致勘則迅速安定民心，遍掛白旗，宣告棗陽光復。

至此，統治棗陽數百年的清王朝政權，在民眾的合力一擊下轟然倒塌。

棗陽光復了，但如何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才是更大的考驗。

1912年1月，由棗陽籍革命黨人高仲和率領的“北伐招討先鋒隊”抵達棗陽。他們不僅要抵御清軍殘余勢力的反撲，更要面對光復后混亂的社會秩序。

高仲和展現了一位革命者的鐵腕與智慧。

他首先驅逐了前任留下的橫征暴斂之徒，然后大刀闊斧地整編了名不副實的“炮兵團”和“騎兵營”，將其精簡為一支紀律嚴明的新軍。

最令人拍手稱快的是，高仲和頂住外國勢力的巨大壓力，果斷處決了倚仗洋人勢力、橫行鄉里、犯下強奸搶劫等二十余宗罪行的惡霸陳遠山。

面對意大利神父的咆哮和外交施壓，高仲和不為所動，將陳遠山的累累罪證呈報南京臨時政府。

最終，正義戰勝了強權，此案得以圓滿解決。

此舉不僅大快人心，更極大地震懾了地方匪霸，使棗陽的社會秩序迅速走向安定。

棗陽的光復是大勢所趨，但沒有江湖會“興漢滅滿”理想的實踐，沒有像陳紹森、李秀昂、高仲和這樣的仁人志士，是無法實現的。

這充分證明了，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永遠是由那些敢于挺身而出的英雄推動的。只有犧牲與奮斗，才能換來真正的和平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