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付一夫

萬眾矚目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終于落下帷幕。會議公報明確了“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并針“十五五”期間的具體任務給出了詳細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在“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部分當中，特別提到了“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而在當前我國人口結構轉型、發展方式轉變的新形勢下，深入推動“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的緊密結合，對于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也正因如此，我們有必要從經濟學視角深入剖析二者結合的內在邏輯與科學內涵，并明確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價值。

　　一、“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經濟學內涵

　　在經濟學語境當中，“投資于物”一般是指將資金資源投入實物資本形成的過程，主要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如鐵路、公路、機場等公共設施）和生產性固定資產購置（如廠房、機器設備、技術裝備等）。其本質是通過物質資本積累擴大生產規模、改善生產條件，屬于“快變量”投資，具有回報直接、可量化、短期可見的特征。例如，新設備購置可立即提升生產效率、降低單位成本。而在國民經濟核算中，這類投資直接體現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傳統動力。

　　“投資于人”則是對應人力資本投資理論，指通過教育、培訓、醫療保健、社會保障等投入，提升人的知識水平、技能素質、健康狀況和社會適應能力，將人力資源轉化為可持續增值的人力資本。作為“慢變量”投資，“投資于人”的回報具有間接性、長期性和非線性特征，比如員工技能培訓可能需要數年才能轉化為企業利潤，但從長期來看卻具有顯著的累積效應和外溢效應，并通過技術擴散帶動整個社會生產力的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并非對立替代關系，而是經濟系統中相互依存的兩大核心要素。

　　從生產函數視角看，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揭示了資本（K）與勞動（L）對產出（Y）的共同貢獻，而人力資本理論則是進一步將勞動分解為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強調經過投資的高質量勞動（人力資本H）能顯著提升資本邊際收益率。當物質資本投入增加時，若人力資本未同步提升，便可能會出現“資本深化陷阱”——即資本邊際產出遞減，如自動化設備因操作人員技能不足而閑置；反之，若僅有人力資本積累而缺乏物質資本支撐，則會導致“能力閑置”，如高端人才因缺乏實驗設備而無法開展創新研究等等。

　　從要素循環視角看，二者形成雙向賦能的閉環：“投資于物”為“投資于人”提供了物質基礎，比如完善的基礎設施降低教育醫療服務成本，先進設備為技能培訓提供實踐載體；而“投資于人”則為“投資于物”賦予效率與活力，高素質勞動者能更快掌握先進技術，從而提升物質資本使用效率，甚至推動物質資本的迭代升級。這種互補性在數字經濟時代尤為突出，數字基礎設施（物的投資）與數字素養培育（人的投資）的同步推進，才能更好地推動數字生產力的穩步發展。

　　基于上述分析，將“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無疑是一種要素投入結構的系統性優化，并且有助于發揮“硬設施”與“軟實力”的協同發展效應，二者的短期回報與長期回報還能形成有效的互補，如此便可兼顧經濟增長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基礎設施投資可快速拉動當期需求并推動經濟增長，而人力資本投資則通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來支撐長期經濟增長，避免短期刺激后的增長斷層。

　　不僅如此，二者的結合還有助于推動“物質發展”與“人的發展”兼顧，最終實現“惠民中發展、發展中惠民”的價值目標。

　　二、“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重要意義

　　“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對于推動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

　　全要素生產率是衡量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率的重要指標，它反映了除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以外，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包括技術進步、管理水平、制度創新等。“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能夠通過多種途徑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持續增長。

　　“投資于物”能夠為技術創新和應用提供物質基礎。先進的機器設備、實驗設備、科研設施等物質資本，是開展技術研發和創新的必要條件。企業和科研機構對這些物質資本的投資，能夠為科研人員提供更好的研發環境和工具，促進技術創新成果的產生。同時，完善的基礎設施，如高速通信網絡、便捷的交通體系等，能夠促進信息的傳播和交流，加快技術的擴散和應用，使技術創新成果能夠更快地轉化為實際的生產力，提高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

　　“投資于人”能夠為技術創新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人才支撐。通過教育投資和職業培訓，培養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人才，這些人才能夠在技術研發、產品設計、管理運營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推動技術進步和管理創新。例如，高素質的科研人才能夠開展前沿科學研究，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為產業升級提供技術支持；高素質的管理人才能夠優化企業的管理流程，提高企業的運營效率，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同時，人力資本的積累還能夠提高勞動者的適應能力和學習能力，使勞動者能夠更快地掌握新技術、新方法，適應技術進步和經濟結構變化的需要，進一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第二，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產業升級。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即從傳統的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產業結構，向低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值的產業結構轉變。“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能夠為其提供有力支撐。

　　“投資于物”能夠推動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通過對傳統產業的設備更新、技術改造等物質資本投資，能夠提高傳統產業的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減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提高產品的質量和附加值。例如，在鋼鐵行業，通過引進先進的冶煉設備和環保設施，能夠提高鋼鐵的生產效率，降低噸鋼能耗和污染物排放，生產出高強度、高韌性的特種鋼材，滿足高端制造業的需求，推動鋼鐵產業從傳統的粗放型發展向集約型發展轉變。

　　“投資于人”能夠為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人才保障。新興產業如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等，具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長性等特點，是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方向。新興產業的發展需要大量具備相關專業知識和技能的高素質人才，通過加大對教育和職業培訓的投資，培養新興產業所需的創新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能夠為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撐，促進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

　　二者的緊密結合能夠更好地促進產業間的融合發展。例如，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需要制造業企業加大對信息化、智能化設備等物質資本的投資，同時也需要培養具備跨學科知識和技能的人才，如既懂制造業技術又懂信息技術、管理知識的復合型人才。通過兩者的緊密結合，能夠推動制造業向服務型制造轉型，提高制造業的附加值和競爭力，促進服務業的專業化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第三，釋放需求潛能，助力內需規模的擴大。

　　近年來，有效需求不足已成為掣肘我國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隨著海外各方面形勢不確定性的增加，客觀上需要我國在提振內需方面進一步發力。而“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同樣可以促進國內需求潛能的釋放。

　　“投資于物”可以通過優化供給來支撐消費升級。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體現在從“有沒有”到“好不好”的消費升級。這要求供給側必須提供更優質、更多元、更綠色的產品和服務。對智能制造、智慧物流、5G網絡、生態環保等領域的“物”的投資，正是為了滿足這種升級了的消費需求，它既降低了高品質商品和服務的成本，也創造了新的消費場景，如線上教育、遠程醫療、智慧家居等等。

　　“投資于人”則是可以直接創造有效需求。投資于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住房保障等民生領域，雖然看似是“消費性”支出，但實質上是著眼于形成人力資本和提升社會福祉的“發展性”投資。一個擁有穩定收入、健全社保、對未來充滿信心的國民，才敢于消費、樂于消費。特別是通過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和社會保障覆蓋面，能夠顯著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釋放出巨大的邊際消費傾向，為國內市場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

　　以“投資于物”來創造和滿足升級的消費需求，以“投資于人”來提升民眾的消費能力和意愿，兩者共同作用就能打通內循環的“任督二脈”。如此不僅能為國內企業提供廣闊的試錯和成長空間，還能增強我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韌性和話語權，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第四，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共同富裕。

　　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追求經濟增長的效率，還注重社會公平，致力于實現共同富裕。“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能夠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促進社會公平，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基礎。

　　從“投資于物”的角度來看，對基礎設施的均衡投資能夠縮小區域間、城鄉間的發展差距。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相對落后，制約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加大對這些地區基礎設施的投資，如修建道路、橋梁、電力設施、通信網絡等，能夠改善當地的生產生活條件，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吸引更多的投資和產業轉移，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縮小與經濟發達地區和城市的差距。

　　從“投資于人”的角度來看，公平的教育投資和培訓投資能夠縮小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以教育為例，教育是提高個人素質和能力的重要途徑，也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保障。通過加大對教育的投入，特別是對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投入，保障每個公民都能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質和技能水平。對于一些弱勢群體，如貧困家庭子女、農村地區學生等，給予更多的教育扶持和幫助，能夠讓他們通過教育改變命運，提高自身的就業能力和收入水平，縮小與其他群體的收入差距。

　　第五，應對風險挑戰，提升國家綜合競爭力。

　　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和層出不窮的黑天鵝事件，一個經濟體的韌性至關重要。這種韌性既來自于強大的物質基礎，也來自于團結一心、富有創造力的人民群眾。

　　“投資于物”有助于構建硬實力。例如，通過在關鍵產業鏈環節加大投資力度，建設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能夠更好地應對外部一系列沖擊。而對于能源安全、糧食安全、國防安全等領域的戰略性投資，更是堪稱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根基所在

　　“投資于人”能夠凝聚軟實力。一個國民素質高、社會凝聚力強、文化自信的國家，在面臨危機時更能同舟共濟、共克時艱。投資于國民的科學素養、人文精神、法治觀念和家國情懷，所形成的社會資本和組織效能是任何物質財富都無法替代的寶貴資源。國民的適應能力、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同樣是國家在變局中開新局的最強底氣。

　　強大的物質基礎為國家提供了應對挑戰的盾牌，高素質的國民則為國家鑄造了開拓未來的利劍。兩者結合，自然構成了一個國家在全球化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綜合國力，這也是“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題中應有之義。

　　三、結語

　　綜上所述，“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并非簡單的要素疊加，而是基于要素互補性形成的系統性發展模式，其核心在于通過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協同升級，破解傳統增長瓶頸，構建可持續的發展動力機制，增強綜合競爭力。這一模式既遵循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邏輯，又契合我國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求，對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福祉提升具有全局性意義。

　　未來在實踐層面，我們需把握三大關鍵方向：

　　一是優化投資結構，在保持基礎設施合理投入的同時，將財政支出更多向教育、醫療、技能培訓等人力資本領域傾斜，形成“物的基礎”與“人的核心”相互支撐的投入體系；二是強化政策協同，建立民生政策與產業政策的銜接機制，如將職業培訓與制造業升級需求精準匹配，使人力資本投資與物質資本投資形成合力；三是健全長效機制，通過制度設計保障人力資本投資的持續性與物質資本投資的有效性，避免短期利益驅動下的要素投入失衡。

　　當前，我國正處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階段，堅持“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既是應對人口結構變化、科技競爭加劇等挑戰的戰略選擇，也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唯有將物質基礎筑牢與人才優勢培育有機統一，才能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堅實支撐，并為國民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