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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含墨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鄭植升，近期承辦了一起涉嫌“仙人跳”的刑事案件。

本案當事人在被逮捕一個月后，經辯護人鄭植升及委托人的共同努力，最終于昨日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當事人重獲自由。

本案在法律適用和程序上并不存在實質爭議。然而，在一個半月的辯護過程中，本律師經歷的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沖突，卻讓我意識到：一起刑事案件的能否有滿意的結果，不僅在于法律的適用與律師的能力，更在于當事人、委托人能否始終信任自己的律師。

法律定規則，律師明路徑，但能否走到終點，往往取決于彼此的信任。

因此，作為辯護律師，我對委托人懷有由衷的敬意。

在長達四十五天的溝通過程中，我們彼此信任、相互配合，沒有猜忌，也沒有猶豫。委托人在面對壓力與不確定時，始終保持冷靜、理性與果斷，這是刑事案件中極為難得的品質。

這份信任，讓辯護工作得以順利推進；這份理解，讓律師得以盡最大努力完成自己的職責。

可以說，這起案件的結果，不僅屬于律師的努力，也屬于委托人信任的力量。

事情經過

9月中旬，我接到了一起稱是“仙人跳”的刑事案件，案發地在北京。

委托人在收到拘留通知后24小時內即與我聯系，并迅速確認委托。次日下午，我在北京某區看守所會見了本案當事人。

委托極快，律師會見極快，而案件的報捕也同樣極快——在拘留兩周后，檢察院即批準逮捕。

很多當事人都會關心的第一個問題是：“能不能出來？”

作為辯護人，我無法給予明確的答復。但一般而言，律師在第一次會見后，心中都會有一個大致判斷。

本案中，我的初步判斷是，當事人“較大概率可以出來”，但案件存在一個關鍵癥結，解決這個問題，人大概率就可以出來，但需要辯護律師與在外的委托人共同努力才能化解。

具體問題由于案件仍在偵查階段，不便透露，在此期間發生的一插曲，讓我印象深刻。

有一天，我從看守所會見結束后，前往辦公室面談，其中一位是委托人，另一位是親戚。

會面時，我詳細說明了辯護方向以及解決問題的可能路徑，兩位均表示理解與配合。

然而次日晚，那位親戚突然來電。

電話內容不再贅述，言辭中多有責備，指責我未盡力幫助當事人，甚至提出“你作為律師要負責找到立功線索”“繳納保釋金”等無理且非法的要求。

我反問她：“你這都從哪學的？電影看多了還是哪個神親戚指導你了。”

她回答：“你不用管我從哪兒學的。”

“我的委托人是×××，我只對她負責，我沒有義務向你說明案件情況。”

說完我便掛了電話。

類似的情況，其實并不少見。

當事人家屬內部在律師選任或案件處理上存在分歧時，這樣的沖突幾乎難以避免。

因此，在我與委托人第一次見面時，我就提醒過：

“接下來這段時間，一定會有人告訴你可以‘花錢取保’，一個都不要信；也一定會有人說你找的律師不行，但律師水平、責任心到底如何，我相信您能感受到。”

本案也不例外。

這并不是我有預知能力，而是幾乎每個刑事案件都會經歷的“考驗”。

讓我欣慰的是，本案委托人并沒有因為我的年齡或執業年限，對我的專業產生質疑。

當我說明那位親戚的言行后，委托人當即決定不再接聽對方電話，也不再與之聯系，并將其微信、電話一并拉黑，同時讓我也不再接聽那名親戚的任何電話。

此后，委托人繼續對我保持充分的信任與配合，我的每一項辯護工作，都全力支持。

至于在失去他人協助的情況下，我與委托人最終如何化解案件的癥結，過程可以說頗具戲劇性。

為了推進案件，我們不得不臨時調整策略，甚至“入戲”極深——誰能想到，辦理一件刑事案件，有時也需要一點“演技”。

在我看來，律師辦案若只拘泥于法條條文，而忽視人和事的復雜性，那是遠遠不夠的。

法律是工具，但人性才是案件的變量。

正如我上個月辦理另一案件報案時的經驗——為了獲取關鍵信息，我一度以學生、客戶等身份接觸對方，才順利推動了筆錄環節的進展。

辦案的核心，其實就是與人打交道。

必要的策略、適度的偽裝，以及對人性的精準把握，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這些經驗，往往比一份寫得再完美的法律意見書，更能推動案件的實質進展。

案件還在偵查階段，暫不便細談，待本案結束后，我會再與大家分享更多細節。

總之，這一次，是我們兩個人——靠著耐心、判斷與信任——一起解決了那個關鍵的癥結。在這期間，如果委托人對我有一絲的不信任，這起案件都不會有今天的結果。

事后，我與委托人通了一通電話。

“你知道我為什么沒有在他被逮捕后，立刻提交羈押必要性審查嗎？”

“鄭律師，我從來沒有想過也沒有查過這些，我對你的工作無條件信任。”

“我知道，但從那件事后，其實我都做好了心理準備，如果有一天你來問，我該如何回答。

或許某個親戚會跟你吹耳邊風，你的律師沒有交羈押必要性審查，不稱職。

他說的沒錯，在逮捕后，我確實還可以向檢察院提交羈押必要性審查申請，但法律規定，在沒有新情況下，這只有一次申請機會。

如果我逮捕后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交了，萬一那個癥結我們一直不能解決，那不就是早早的把日后申請他變更強制措施的出路給斷了嗎？

我可以做一個演技派律師，應付委托人，法律規定我能交的，我都交了，也不管結果如何，不管有沒有作用，事后讓你挑不出我的錯。

但我演不了，我真的演不了。

我想的是，等有今天的時候，我再交，這會，這份申請才會有作用。

我一直在等這一天，這一天也終于讓我們等到了。”

這起案件，給我最大的感觸，是“信任”。

委托人的信任，是刑事辯護工作中最重要、也是最稀缺的力量。

不夸張地說，在當事人被批準逮捕前的最后兩夜，我幾乎沒睡好。要么夢到問題已經解決、人被釋放；要么天剛蒙蒙亮就醒來，無法入睡。

我還記得，批準逮捕前兩天的傍晚，我從看守所回來，站在北京北二環的街頭，與委托人一起痛罵的無奈；

也記得國慶節后第一個星期一清晨，我準時出現在郊區看守所門口，見到當事人，為他處理工作；

我記得在返城的公交車上，又悶又熱、困倦難耐的樣子（是的，我辦案不鋪張）；

還記得中午在律所見完客戶，匆忙在便利店買個三明治邊走邊吃，再趕往會見的節奏；

也記得那次會見中，勸慰當事人堅持下去、不要放棄——告訴他“大概率能出來”的那一刻。

昨天，他出來了。

今天回顧這一切，我在想：

這個案子難辦嗎？——挺難的。

爽嗎？——真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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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本文內容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交流，不作為北京含墨律師事務所或其律師的正式法律意見或建議。如需法律支持，歡迎聯系以獲取專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