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藝術史上，盜竊案往往與 “精心策劃”“巨額贖金”“國際走私” 掛鉤，但1961年發生在英國倫敦國家美術館的《威靈頓公爵肖像》失竊案，卻顛覆了所有人對 “藝術盜竊” 的認知：小偷不是專業大盜，而是個61歲的失業出租車司機；盜竊動機不是倒賣賺錢，而是為了抗議 “看電視要交重稅”；甚至連作案過程都像一場荒唐的鬧劇——他躲在美術館衛生間里等到閉館，順著管道爬進展廳，抱著畫就從后門溜走，全程沒觸發任何警報。

這場被稱為 “史上最離譜的藝術盜竊案”，在《世界名作流浪史》里被詳細記錄。而故事的主角，就是戈雅繪制的《威靈頓公爵肖像》——一幅見證過滑鐵盧戰役榮光，卻因一場 “搞笑盜竊” 變得家喻戶曉的名畫。

先說說這幅畫的 “前半生”：它本是 “勝利者的戰利品”

在被偷之前，《威靈頓公爵肖像》已經有過一段 “傳奇經歷”。

1812年，英國將軍阿瑟?韋爾斯利（后來的威靈頓公爵）在西班牙擊敗拿破侖軍隊，短暫進駐馬德里。作為 “反法英雄”，他特意請當時西班牙最著名的畫家戈雅為自己畫像——那時的戈雅已經聾了，卻憑著敏銳的觀察力，捕捉到威靈頓公爵的 “戰場氣質”：畫中公爵穿著紅色軍裝，胸前掛滿勛章，眼神銳利如鷹，連嘴角緊繃的弧度，都透著 “剛打完勝仗的嚴肅”。

可威靈頓公爵本人并不喜歡這幅畫。據說他擺姿勢時總抱怨 “馬德里的夏天太熱”，看到成品后又嫌 “畫得太兇，不像自己”，直接把畫留在了戈雅家。直到兩年后，威靈頓在維多利亞戰役中徹底擊敗法軍，戈雅特意給畫像添上更多勛章，才算給這段 “藝術家與模特的尷尬合作” 畫上句號。

1812年夏天，戈雅為威靈頓公爵繪制的肖像（左）、1814年，戈雅為畫像增加了將軍被授予的獎章和勛章（右）

后來這幅畫被威靈頓的哥哥收藏，又傳給家族后代，1961年才被英國國家美術館收購——當時美術館花了14萬英鎊（相當于現在200多萬人民幣），還特意辦了盛大的開幕展，誰也沒料到，兩周后它就被一個失業老頭 “抱走了”。

盜竊現場：躲衛生間、爬管道，史上最 “業余” 的作案

1961年8月21日凌晨，倫敦國家美術館的保安像往常一樣巡邏，卻發現39號展廳空蕩蕩的——原本掛在墻上的《威靈頓公爵肖像》不見了，只剩下墻上的掛鉤和畫框殘留的痕跡。

警方調取監控時才發現，前一天閉館前，一名老頭躲進了男士衛生間。等工作人員下班，他順著衛生間的通風管道爬進展廳，用隨身攜帶的美工刀輕輕割下畫框（因為畫是用釘子固定在墻上的，他甚至沒用到撬棍），然后抱著畫布從后門溜走——整個過程不到 20 分鐘，沒碰任何其他展品，也沒觸發任何警報。

19世紀中葉，倫敦海德公園，有一道威靈頓拱門，拱門上是威靈頓公爵的騎馬雕像

更荒唐的是，邦頓逃出美術館后，直接把畫塞進一個布袋子，讓兒子約翰騎著摩托車帶回家，藏在了臥室衣柜的最底層——旁邊還堆著他的舊西裝和妻子的毛衣。

第二天，英國媒體炸開了鍋。《泰晤士報》頭版標題寫著 “國家美術館史上首次失竊！戈雅名畫不翼而飛”，警方懸賞6.5萬英鎊追查，甚至懷疑是 “國際藝術走私團伙” 作案。可誰也沒料到，小偷只是個想 “討說法” 的失業老人。

動機曝光：為了 “看電視的權利”，他要 “給政府一點顏色看看”

邦頓之所以偷畫，背后的原因又好笑又心酸。

他原本是個出租車司機，因為近視嚴重被迫退休，每個月只有8英鎊養老金。那時英國政府規定，家里有電視機的人，必須每年交14英鎊電視稅——這筆錢對邦頓來說，相當于兩個月的養老金。他多次向政府抗議 “稅太重，窮人看不起電視”，卻沒人理會。

“既然他們不聽，我就偷幅畫，讓他們知道窮人的難處。” 邦頓后來在自傳里寫道。他選《威靈頓公爵肖像》，理由也很簡單：“這幅畫剛被買下，媒體關注度高；而且畫框不大，我一個人能抱走。”

偷畫后，邦頓沒著急賣，反而開始 “跟政府談判”。他給《星期日電訊報》寄匿名信，信上用鉛筆歪歪扭扭地寫著：“我偷畫不是為了錢，只是想讓政府把電視稅降一點，再給退休老人多一點補助。如果你們同意，我就把畫還回去。”

霍恩比城堡，利茲公爵的宅邸，威靈頓的肖像在這里保存了近一個世紀

警方一開始以為是惡作劇，直到邦頓在信里準確描述了 “畫背面有個紅色標簽，上面寫著‘1961年購入’”，才意識到他真的是小偷。可邦頓接下來的操作更離譜：他一會兒說 “要在倫敦塔橋還畫”，一會兒又變卦 “得在海德公園見面”，甚至要求 “警方不能帶攝影師，否則就燒畫”，把警方耍得團團轉。

結局：畫還了，人判了，卻成了 “全民同情的小偷”

1965年，在偷畫4年后，邦頓終于決定 “自首”。他把《威靈頓公爵肖像》（不帶畫框，因為畫框被他兒子弄丟了）放在伯明翰新街車站的行李寄存處，然后給警方打電話：“畫在27號寄存柜里，密碼是1234。”

警方找到畫時，發現它被裹在舊報紙里，除了邊角有點磨損，完好無損。而邦頓面對審訊時，還在堅持自己的 “初衷”：“我沒傷害畫，也沒要贖金，只是想讓政府關注我們這些窮人。”

法院最終判了邦頓3個月監禁，罪名卻是 “盜竊畫框”（因為畫本身被完好歸還，畫框卻找不到了）。這個判決引發了英國民眾的同情——有媒體寫文章《一個為看電視偷畫的老人》，甚至有公司聘邦頓做 “安保顧問”，讓他給企業講 “如何防范業余小偷”。

宣傳向可能提供被盜畫作下落信息的人提供獎勵

而那幅《威靈頓公爵肖像》，也因這場 “離譜盜竊” 成了 “網紅名畫”。現在它仍在英國國家美術館39號展廳展出，旁邊還特意放了一塊說明牌，寫著 “1961年曾被盜竊，后被完好歸還”。常有游客站在畫前調侃：“原來連公爵的肖像，也有過被‘抱走’的尷尬經歷。”

后記：一幅畫的 “幸運”

在《世界名作流浪史》里，作者費德里科?加西亞?塞拉諾寫過一句話：“藝術品的流浪，有時是悲劇，有時是喜劇。”

《威靈頓公爵肖像》無疑是 “喜劇那類”—— 它沒像其他名畫那樣經歷戰爭掠奪或火災損毀，反而因一場 “搞笑盜竊” 被更多人記住。而邦頓的故事，也成了藝術史上的一段 “另類注腳”：它讓我們知道，藝術品不只是博物館里的 “高冷展品”，也可能因為普通人的荒唐與堅持，變得有溫度、有煙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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