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方歷史描述：中國青銅技術源自西亞，即西亞在6000年前掌握青銅冶煉技術，然后冶煉技術向東亞歐洲傳播。其中，在距今5000年前，西亞青銅技術通過中亞傳入新疆，接著通過河西走廊傳入甘陜，最終傳入河南等地。

需要注意的是，青銅冶煉是一門綜合技術，涉及到礦石選擇、冶煉、鍛鑄等，不是看兩眼或拿到青銅器就會的，在史前的傳播難度可見很大，因此這注定會是“漸次”傳播，而不會突然大跨度的傳播，所以傳播路徑非常關鍵。

問題在于：中國夏商周青銅技術非常成熟，出土之青銅器數量遠超中國以西（網上有人指出，以可信考古報告論，中國以西出土的青銅器總重量不到70斤，或有所偏頗，但也不無道理），由此不能不讓人懷疑，中國青銅技術真是西來的嗎？

對此疑問，其實早已經有相關論證，證明中國青銅技術并非西來。除此之外，最近中國考古一個重大成果，再一次將所謂中國青銅西來說推到了尷尬的境地。

中國青銅西來之疑

長期以來，中國青銅技術西來說甚囂塵上，但這一論斷存在三個基本問題，卻被長期忽視。

其一，時空矛盾。西方青銅技術傳到新疆，如果之后繼續東傳，那么理應呈現“漸次”現象，但河西走廊上卻無商周之前交流的痕跡，其中河西走廊西城驛遺址、黃河中下游陶寺遺址等，其青銅冶煉年代反而早于西鄰的南草原煉銅遺址。

除此之外，前些年還在長江中下游的湖北屈家嶺遺址、石家河文化遺址中，發現了史前青銅冶煉痕跡。這一發現非常關鍵，因為湖北位于中國腹地，西來的青銅技術不可能穿越過來。因此，青銅西來說解釋不了這兩座遺址中的青銅痕跡。

其二，傳播矛盾。既然青銅技術西來，那么正常的邏輯顯然是：越靠西邊，所得傳承更為完善工藝越先進，其東邊的技術相對要粗糙。但事實卻是相反，比如西城驛文化的煉爐工藝，竟然遠不如長江中下游的。

其三，技術矛盾。冶金專家毛衛民《古代中西方鐵器應用的比較》談到歐洲沒有高溫冶煉技術。同時，西亞其實也沒有高溫技術，因為有的話，早就傳到歐洲去了，且史記記載漢代時中西亞還不懂鑄造。但甘肅馬家窯遺址的青銅刀，卻是貨真價實的錫青銅鑄件，距今5000年左右。

所謂鑄造，就是將之融化為液態，然后倒入模具中成器。然而想要將之融化為液態，顯然就需要高溫技術。14世紀之前，歐洲不會鑄鐵，只能使用塊煉鐵，就是因為不會高溫技術，沒辦法將鐵礦石融化，還有歐洲長期不會燒瓷，硬核原因還是沒有掌握更高溫的技術。

這里，筆者吐槽一句，歷史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包含社會方方面面，因此一些所謂歷史學家貶低他人為“民科”，但民間土木、冶金、制造等方面的工程師，他們在自己的領域，比所謂歷史學家水平低嗎？他們從自身領域內質疑西方歷史，難道這叫“民科”？

雖然青銅西來疑點頗多，但不妨礙某些學者堅信西方提出的“中國青銅技術西來”。然而，真的往往假不了，假的往往也真不了，如今中國取得又一重大發現，河南發現4500年前的青銅器，再一次將青銅西來說推向尷尬的境地。

河南史前青銅源頭

前幾天，光明網文章《距今約4500年！河南發現長江流域最早青銅器》報道：鄭州大學公布了關于長江流域青銅器的最新研究，即在河南南陽淅川溝灣遺址出土的青銅鏃和青銅棒形器為青銅鑄件，距今約4500年，相當于屈家嶺文化晚期，這是長江流域迄今發現的最早青銅器。

其中，文中明確指出這是“鑄件”，就是將銅礦融化成液態后，將之倒入陶范或石范等，由此形成青銅鏃和青銅棒。通過研究發現，這兩件器物均為銅錫鉛三元合金鑄造而成，屬于與馬家窯青銅刀一樣的錫青銅，而不是西亞的砷青銅。

問題在于：南陽淅川溝灣遺址為何會出現青銅器，技術從何而來，是從北方而來、還是從南方而來？如果源自北方，那么兜兜轉轉，勉強還可能回到中國青銅西來說上，但源自南方的話，那么西來說就很難成立。

首先，這兩件青銅器相對比較成熟，在比之略早或同期的南陽北方，并未出土與之媲美的青銅器，甘肅齊家文化出土了不少青銅器，但時間比溝灣遺址的要晚。

其次，在湖北屈家嶺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遺址，都發現了青銅痕跡。以考古看，石家河或屈家嶺文化，應該獨立發明了青銅技術。下圖，石家河文化特征的玉人首，由此可見上古三苗人的長相。

石家河遺址，距今5000年—4300年，考古發現眾多礦山定居遺址，厚壁陶器坩堝，從采礦、粉碎到煉制時的鼓風機等各種工具，以及一些礦渣，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冶煉證據鏈。其中，石家河文化早期的羅家柏嶺遺址，考古發現青銅工具碎片，用于玉器雕刻。

屈家嶺遺址，晚期距今4500年左右，早已掌握高溫技術，爐溫達到1000度以上，已能將銅礦融化，制陶業非常發達（其中包括制造彩陶）。其中，屈家嶺文化晚期已有冶煉青銅的痕跡，還有油子嶺文化遺址中銅礦石距今已有5500年，而油子嶺與屈家嶺相鄰，兩者無疑存在技術傳承。

這兩個遺址都位于湖北，都有發達的制陶業，都掌握了高溫技術，附近都有豐富的銅礦資源，都形成了龐大的聚集區，那么他們不能發明青銅冶煉技術？更重要的是，石家河文化、屈家嶺文化曾經通過隨棗走廊大舉北上，最遠輻射到黃河流域，南陽鄧州八里崗遺址就有石家河、屈家嶺文化層，上文中的溝灣遺址中也有屈家嶺和石家河文化層，其青銅器屬于屈家嶺文化層。

這里插一句話，在五帝時代、夏商周三代時，隨棗走廊非常關鍵，連接江漢平原和南陽盆地，是中原與江漢勢力爭奪的戰略要地，歷來都有重要諸侯駐守這一帶，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了解隨棗走廊。

因此，淅川溝灣遺址的青銅器，基本可以排除源自北方，而理應源自南方。但這一結論，顯然與中國青銅技術西來說相悖。

最后，淅川溝灣遺址出土的青銅器，或許還能解釋兩大歷史謎團。

首先，史載“神農以石為兵，黃帝以玉為兵，蚩尤以金為兵”，傳說黃帝蚩尤距今4600年前后，時間上與屈家嶺晚期、石家河文化相當，而蚩尤極有可能是三苗首領。所謂三苗，當時就居住在湖北荊門、天門一帶。因此，蚩尤以金為兵，所反映的可能就是石家河或屈家嶺文化，掌握冶銅或青銅冶煉，于是蚩尤手握金屬兵器。

其次，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向北擴張，堯舜禹時期開始反擊，史載堯舜禹有“伐三苗之戰”，其中廣為人知的是“禹征三苗”。考古表明，石家河文化衰亡之后突然出現洛陽王灣三期文化因素，與堯舜禹時代相當，因此“伐三苗之戰”應該成功了。或許，堯舜禹征討成功，由此從石家河文化獲得完整的青銅技術，并成為夏商周三代青銅技術的核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