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無論從實踐部門還是理論研究角度看，涉外法治現(xiàn)在都是一個“高頻詞”。作為一個高頻詞，一方面，所涉之人、所涉之部門都在談涉外法治，都在研究涉外法治，都在推進涉外法治；另一方面，圍繞涉外法治的含義、路徑和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yǎng)，卻有差異甚大的分歧。比如，僅以其中所涉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yǎng)而言，一方面，無論是實務部門還是相關政法高校，都在此領域“舉措不斷”，盡管相關舉措有時不免有“匆匆忙忙”“缺乏條件創(chuàng)造條件也要上”之感，另一方面，卻也不乏有識之士質(zhì)疑“涉外法治人才”到底是“培養(yǎng)”還是“選拔”的問題。在后者看來，涉外法治人才是在實踐中不斷“磨礪”出來的，“培養(yǎng)”涉外法治人才很難有效，更遑論成功了。惟有通過不斷的實戰(zhàn)檢驗，真正的涉外法治人才才能脫穎而出。
而在筆者看來，從涉外法治的真正踐行來看，有兩個問題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的：
第一個問題是涉外法治與我國法域外適用體系建設之間的內(nèi)在邏輯關聯(lián)問題。
就先后順序而言，我國法域外適用體系建設在前，涉外法治在后。我國法域外適用體系建設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我國法在國際關系和國際斗爭中的可適用性問題。涉外法治顯然遵循了同樣的邏輯。因此，談涉外法治，不能離開我國法域外適用體系建設。就此意義而言，具有域外可適用性的我國法是涉外法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意義上，那些主張涉外法治僅與國際法相關的論點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第二個問題是法律問題政治化、政治問題法律化兩種不同思維方式與涉外法治間的關系問題。而此問題顯然更關鍵，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涉外法治建設的“命門”，或“阿克琉斯之踵”。
涉外法治顧名思義，就是在面對來自于外在的挑戰(zhàn)和困難時，首先要求要有法律思維，經(jīng)由法律思維知曉彼此的法律論點和利弊，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相應的法律預案。涉外法治并不排除政治談判和協(xié)商，但在政治談判和協(xié)商之前，知曉彼此的法律論點，把握各自論點的利弊，并以相應法律預案為基礎進行政治談判和協(xié)商，這一定是基礎和前提。沒做好法律準備，相應的政治談判就不再是涉外法治了，而是單純的政治談判，與法律無關。
就此意義而言，習慣法律問題政治化本身就與涉外法治“南轅北撤”，是背道而馳。原因很簡單：將法律問題政治化，意味著沒有對相關問題做法律準備，沒有充分準備己方法律論點，也沒有認真研究和窮盡對手的法律論點，沒有窮盡法律分析，沒有做好法律戰(zhàn)推演。沒有做好法律準備的政治談判，與法律戰(zhàn)無關。而涉外法治，本質(zhì)上是強調(diào)和強化法律戰(zhàn)。習慣法律問題政治化的思維模式者，本質(zhì)上是不配談涉外法治的。
從法律戰(zhàn)與涉外法治間緊密的內(nèi)在關聯(lián)角度看，就可以理解高志凱何以既能在外交界“出圈”，也能在民間贏得喝彩了：他事先做好了充分的法律準備，是在真正踐行涉外法治。其并沒有將法律問題政治化，而是在法律框架體系內(nèi)為對手預設立場，進而找到對手的邏輯漏洞，做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所以，要倡導和踐行涉外法治，從政府層面看，就需要政府部門和官員要形成政治問題法律化的思維，而不是相反，一不留神就將法律問題政治化。而在這方面，政府部門和官員最需要強化的，就是首先要有涉外法治意識，需要重視涉外事務的法律因素、法律困難和法律解決路徑，并進而培養(yǎng)和形成涉外法治能力。在此意義上，涉外法治踐行和實現(xiàn)的關鍵在政府部門和官員。惟有在此邏輯和基礎之上，高校與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yǎng)才有有效推進的可能。不培養(yǎng)政府部門和官員的涉外法治意識，卻期望高校承擔涉外法治人才培養(yǎng)的主責，這恐怕有點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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