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清政府而言不愿意決心剿滅義和團，統治集團很清楚一旦決心將其剿滅，必將激起整個中國的大反抗，甚至那些原先支持滿族人的漢族高級官僚，也不一定能夠一直站在滿族人一邊，清政府就徹底失去民心了。但是，對列強的要求一概不理，繼續默許義和團鬧下去，似乎也不是辦法，勢必激起列強憤怒，必然是引狼入室。

列強并不關心清政府的考量，他們一味強調自己的在華利益。在各國公使強烈要求下，慶親王在1900年5月27日下午分別接見了英國公使竇納樂和俄國公使格爾思。他告訴竇納樂，清政府對義和拳最近的動態深感憂慮，這場動亂不僅反對外國人，而且也反對清政府，是國家的敵人。清廷已向直隸總督裕祿等發出最嚴厲的訓令，要求嚴懲首惡，驅散那些受騙上當的民眾。至于住在京城的外國人，不論是外交官還是傳教士，慶親王表示清政府都有責任有能力負起保護他們的責任。

慶親王的表態是誠懇的，也是有把握的，各國公使如果能夠給清政府更多時間，協調步驟，相信清政府也應該有辦法找到一個令各方都滿意的方式。但是各國公使鑒于清廷過往的表現，讓列強無法在相信清政府，竇納樂在慶親王如此表態之后反而威脅說，如果清政府在最近幾天不能有效平息義和團動亂，那么各國必將向北京加派使館衛隊。

竇納樂的威脅并沒有嚇住慶親王，慶親王回應說，各國公使如果真的擔心自身安全，如果一定要向北京派遣使館衛隊的話，那么就請自便，中國政府并不刻意反對。慶親王的從容部分安撫了各國公使躁動的心，但是形勢并沒有向好的方向轉變，反而繼續惡化，而且有許多傳言說義和團將在6月1日也就是中國的端午節那一天采取更大規模的行動。5月29日，已經停泊在大沽口洋面上的各國艦隊先后接到命令，即刻派遣海軍陸戰隊經天津向北京進發。

按照國際慣例，保護各國使館安全，是駐在國義不容辭的責任，外國軍隊無權自行調軍隊保護。但列強自行調軍的行為無疑是侵犯了中國主權，雖然那時中國主權早已不完整。5月31日列強以對付義和團運動為借口自天津通過鐵路向北京增派使館衛隊，這種做法無疑是加劇了動蕩和危機。各種傳言使義和團民眾激動不已，他們不知道使館衛隊只是被動防守，反而認為這些外國軍人就是要深入中國內地鎮壓他們。

本著先下手為強避免陷入被動的心理，義和團決定主動出擊。6月1日，在保定府的三十六名外國鐵路工程師鑒于人身安全無法保障，乘船逃亡天津，不料在距保定一百六十里處與義和團民眾遭遇，九人失蹤，后來證明四人死亡。義和團最終與洋人正面發生了沖突。這些外國鐵路工程師失蹤的消息傳來，俄國應列強的邀請派遣一支哥薩克騎兵前往營救。6月2日晚，這些哥薩克騎兵在獨流鎮與義和團發生正面沖突，雙方大開殺戒，各有傷亡。

義和團說白了是一群烏合之眾，這不是在貶低他們，而是他們本身是自發出現的，缺乏嚴密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武器也比較原始，這意味著他們不可能是訓練有素且裝備精良的外國軍隊的對手，也因此弱者的他們的正義和攻擊手段是帶有恐怖特征的突然襲擊和破壞。到6月4日，義和團在高碑店、長辛店、黃村，以及保定府、安肅縣等，燒毀不少橋梁、車站、房屋，掀翻了許多鐵路路軌，砍斷了許多通訊電桿。那些教徒和教堂更是打擊的重點。

義和團的攻擊行為和巨大的破壞力，也使各國公使感到十分頭疼，迫使各國公使重新回到繼續依靠清政府的立場上。6月5日下午，英國公使竇納樂與慶親王舉行了會談，強烈要求清政府一定要對義和團進行鎮壓，盡快平息動亂。慶親王告訴竇納樂，義和團運動在列強的刺激下已經深入人心，是中國民意一種不容忽視的表達方式。不過，可以注意的是，義和團雖然煽動動亂，但是到目前為止，普通的中國良民并沒有受到騷擾。如果由于義和團表達人民的情緒而不分青紅皂白地進行鎮壓予，那么更多的中國人將認為這是不公正的。慶親王承認，清政府確實不愿意嚴厲懲處義和團，因為這個運動因其排外性質而深入人心。

慶親王的表態讓竇納樂誤以為可能是慶親王領導的總理衙門已經無法左右形勢，他甚至聽說義和團已經開始向清軍中滲透，不要多久，清軍都將成為義和團。

6月6日，各國駐華艦隊司令在英國中將西摩的戰艦上舉行會議，討論時局及其可能走向。會議結束后列強一致同意適度向中國增兵，計劃在條件成熟時先奪取天津，然后以天津為基地，繼續向北京、華北用兵，拯救被困在那里的外國人，當然也將毫不客氣地剿滅義和拳及一切非法組織非法武裝。

這種行為無益于局勢的緩解，并且激怒了義和團，他們有計劃地拆除天津至北京間的鐵路，阻斷外國軍隊向北京進發的通路。義和團的行動和列強的動向，促使清政府的政策發生變化。6月3日，慈禧向榮祿、裕祿發出最新指示，以為義和團在京畿一帶持續蔓延，應該迅速解散以靖地方，但告誡他們不要濫殺無辜，逼良為娼，官逼民反，不要將僅有的一點民心全部摧毀殆盡，要切實勸導，使這些義和團盡快解散、全身而退。慈禧似乎并不希望義和團成為列強的炮灰，此時她并沒有利用義和團抵抗列強的意思。

之后裕祿和盛懷宣建議清廷立刻剿滅義和團，否則必會引來列強的干涉。不過清廷沒有采納，由于列強的步步緊逼，清政府逐漸從剿撫并重的立場向后退。6月6日，清政府發布上諭，公然表示義和團的興起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他們練藝健身，守護鄉里，并沒有刻意與政府為難，與外國人為難。教民、拳民，均為國家赤子，朝廷一視同仁，不分教、會，所有民教沖突，都應該秉公辦理。上諭認為，所謂義和團騷亂主要是因為傳教士過于偏袒那些非法教民，這些非法不良教民仗勢欺人，且往往惡人先告狀，從而引發激烈的民教沖突。這意味著清政府準備放棄對義和團的鎮壓和剿撫并用政策，傾向利用義和團的力量一致對外。

緊接著，清廷在6月10日對政府進行大幅度改組，任命端郡王載漪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禮部尚書啟秀、工部右侍郎溥興，內閣學士那桐等均在該衙門大臣上行走。免除了廖壽恒的總理衙門大臣職務，實際主持總理衙門日常事務的慶親王奕劻也被靠邊站，一個對外強硬的新政府正式成立。

這讓外國人更加恐慌，列強在理論上崇尚接觸政策，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因瞧不起某些人的人品或厭惡某些人的立場而拒絕接觸。各國公使拒絕與端郡王接觸，致使沖突升級了。

就在清政府改組、端郡王出任總理衙門領班大臣的那天凌晨，各國駐天津的軍事將領和領事團會議決定授權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率領一支陸戰隊迅速向北京進發，解救在那里的各國公使、外交官、傳教士及其眷屬和那些教民。6月10日凌晨三時許，英、美、奧、意等國五百名官兵分別從塘沽向天津火車站集結。不過由于他們準備倉促，消息很快就泄露了，義和團民眾終于和清軍聯手，迅速阻斷了西摩聯軍向北京開拔的道路。西摩聯軍在被騷擾了十七天后倉皇逃回天津。

之后北京的局勢更加失控，中外之間不再有協商以及和平解決爭端的任何可能，戰爭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