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
獨立評論人 鄧啟金
王才金先生以教育工作者與名校校長的雙重視角，遴選解子光、齊邦媛、劉道玉三位武大校友為“三杰”，執筆為文敬其風骨、頌其功績，文字間滿是對前輩的敬仰與懷念，而這份懷念從來不止于三位先生本身，更是對民國初年大師輩出、文脈賡續的黃金時代的深情回望。那一代學人，或深耕基礎教育托舉名校崛起，或堅守文人初心書寫時代史詩，或銳意改革鑄就大學輝煌，他們身負深厚學養與赤誠初心，以一生踐行使命，成為教育界、文化界的精神標桿，這份純粹與堅守，正是今時今日最珍貴的遺失。
從解子光先生棄仕途學術深耕中學教育，憑赤子之心與前瞻思維奠定成都七中百年根基，無專著無頭銜卻堪稱真正的教育家；到齊邦媛先生顛沛中求學、堅守中育人，以一生才學守護文脈、書寫家國，成為跨越海峽的知識女性楷模；再到劉道玉先生以蔡元培為標桿，在武大推行先鋒教育改革，締造“高教特區”的輝煌，成為敢闖敢為的教育改革先驅。三位先生皆受民國教育滋養，承名校文脈熏陶，他們身上有著共通的特質：純粹的理想主義、深厚的學識功底、堅定的使命擔當，不逐名利、不媚世俗，終其一生深耕一事，成就不朽功業。這正是民國教育的魅力所在，彼時山河動蕩卻文脈未斷，學府獨立、思想自由，大師們以學識育人、以風骨傳世，方能孕育出一批批影響時代的棟梁，鑄就教育史上的高光時刻。
而今回望，我們坐擁海量教育資源，每年培養無數人才，院士數量逐年遞增，高等教育規模空前壯大，卻始終難破錢學森之問的桎梏，既無大師輩出的盛景，亦難摘諾獎桂冠，這份落差背后，是當代教育亟需反思的深層命題。民國教育以“育人”為核心，重學養、重風骨、重獨立思想，師長以博雅謹嚴立身，學子以修身治學為志，教育者如解子光、劉道玉般，以教育情懷為根、以深耕鉆研為要，不慕虛名、不求速成，甘愿為教育事業傾注一生心血；而當代教育常陷入功利主義的桎梏，重分數輕素養、重頭銜輕實干、重規模輕質量，教育者難守純粹初心，學子難沉潛深耕學業，自由探索的空間被壓縮，獨立思考的精神被弱化，多的是追名逐利的“教書匠”，少的是心懷天下的教育家；多的是專精一門的學者，少的是兼具視野與風骨的大師。劉道玉先生任上的武大改革，以學分制、轉學制打破桎梏，給予學生充分的自主選擇權，方能激發創新活力，這份對“人”的尊重，正是當代教育所欠缺的核心要義（至于方舟子的打假內容筆者不予置評，我需要扣問的是：如果自己身處那個特殊年代是不是完美無缺的義人！）
更值得深思的是，民國大師多出自兼容并蓄的教育土壤，武大彼時匯聚金克木、朱光潛、吳宓等名家，學者們博學嚴謹、不媚不俗，以自身風骨滋養學子，方能培育出解子光、齊邦媛這般兼具學識與品格的后輩。而今學府林立，卻難覓獨立自由的學術氛圍，功利化評價體系裹挾著教育者與學子，追速成、逐功利，少了沉潛鉆研的耐心，缺了堅守初心的定力，難以孕育出足以影響時代的大師。三位武大“三杰”的人生軌跡，早已給出答案：教育的本質從來不是培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也不是批量生產標準化人才，而是培育有思想、有風骨、有擔當的完整的人。
當我們在追念民國大師、敬仰武大“三杰”之時，更應帶著這份思考叩問當下：何時能重拾教育的純粹初心，打破功利桎梏，回歸育人本質？何時能再造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的教育土壤，讓教育者敢為、學子敢想？這道時代之問，亟待每一位教育人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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